教育是同一年龄群体内部影响流动性大小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表6—1可以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最有可能提高迁移概率的是大学教育，这是因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市场可能是地区性的或全国性的。

表6—1 1982—183年美国30～40岁年龄组按性别、教育水平分组的迁移率（％）

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劳动力迁移的收益。在承认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前提下，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迁移中其固有的工作经验与技能的贬值速度越慢，从而体现为较为缓慢的年龄—收入曲线的下降趋势。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具有更强的进一步接受培训的可能和配置能力，这使其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有创新精神，从而使其收入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此外，受教育程度高者初始工资较高，收入增加更快，也更容易进入现代化的产业部门，这都使其迁移回报更高。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在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新事物上更快，心理成本较低，作为教育的结果，其心态上更易于接受城市化的生活，这都可能使其迁移过程中的精神成本下降，更进一步提高其迁移回报（见图6—1）。

在我国，劳动力迁移的收益同样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教育程度对迁移收益的影响来自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程度的提高增加就业的概率。第一，城市就业一般要求劳动力至少达到初中文化程度。第二，文化程度高的人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第三，根据教育程度起到甄别作用的理论，雇主把受教育程度作为从申请工作的人中选择高能力者的识别标志。(www.daowen.com)

其次，文化程度还可能通过影响在城市和农村工作的收入而影响迁移收益。然而，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在我国教育程度对增加农村地区人口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包括农业和农村的非农产业。换言之，在教育程度可能影响迁移收益的诸途径中，通过提高找到工作的概率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工作经验对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收入的影响都不大。年龄对迁移收益的主要影响可能是负的，因为年纪较大的人获得迁移所带来的收益的年限较少。

在同一年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不同，个人流动的愿望也不同，教育程度是就业迁移的最好测量器。一般而言，高素质的劳动人口在流动决策方面所表示出来的较强的意愿和可能性，除部分是取决于具有冒险精神、顽强精神，对信息灵敏，能较快地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等特性外，还因为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对越来越多的高智力水平的劳动力形成需求。由于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资源稀缺，因此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高素质的劳动人口表现出较强的流动意愿。在教育程度可能影响迁移的途径时，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而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可能占主导地位。

图6—1 迁移者与未迁移者的收入曲线

说明：E为受过教育者，U为未受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