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从个人角度考察，学校教育使受教育者学到知识掌握技能，接受一定教育的个人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取得更多的收入。从社会角度考察，较高的教育程度、科技水平能提高国民素质，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投资于当前、收益于未来的特征。社会和个人都可成为教育投资的主体，并从中获得效益。

（一）教育投资的私人成本与收益

私人成本是指个人为自身接受教育所付出的成本。私人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个人支付的直接的教育成本，包括学费、书籍费以及超出不上学时的那部分生活费用。其二，包括个人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即由于上学而放弃了的收入。在不同国家，教育的机会成本是不相同的。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初等、中等学历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少、工资低，相应的教育机会成本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小，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即使是初等、中等教育也有很高的机会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机会成本成为减少学校入学人数的重要因素。

教育投资的个人效益就是预期接受教育以后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将来才可能获得的较高收入必须能补偿目前的投资成本。为此，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Englerman）曾提出了一个计算教育收益率的公式：

假定以接受第13年学历教育为例，计算其收益率就可得出式（5—6）中各项的实际含义：C表示为接受第13年教育而付出的直接费用；X0表示为接受教育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年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年收入；n表示接受13年教育后的一生工作总年数；i表示观察的年份。这一公式实际表明人们多受一年教育而付出的成本，至少要与将来因受一年教育可多获得的收入的当前值（贴现值）相等，这一投资才有经济意义。公式显示了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平衡点。它是人们选择与判断继续接受教育是否有利的重要经济参考。当然，上述公式计算的预期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与总量的非均衡性，表明教育投资具有风险性。从一般情况看，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由于从事脑力劳动比例大，随着年龄增长，收入水平越高，而且到达收入高峰后持续的时间较长；教育程度低的人，由于多数从事体力劳动，整体工资水平较低，收入高峰的时间较短。因此，个人一生中的年龄—工资收入状况与教育水平呈正相关联系。美国1982年的年龄—工资剖面图反映了这一相关性（见图5—1）。

5—1 根据年龄和受教育年数得出的男子平均收入（1982年）

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教育收益率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发达国家，由于总体劳动力素质低下，初等和中等教育收益率一直很高。在对30个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中，初等教育的平均社会收益率超过24％，中等教育则超过15％。在发达国家，初等和中等的教育收益率就不如发展中国家那么高，但高等教育的私人内部收益率一直很可观，差不多相当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除此之外，个人教育投资增加还会有非直接的经济收益与非市场收益，如增加福利收益、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工作条件、增进健康、提高闲暇质量等。

（二）教育投资的社会成本与收益

教育投资的社会成本主要是指一国免费的公共教育的投资、费用和各种有关的教育补贴。教育社会成本也包括机会成本。例如，免费的公共教育对个人来说，通常无成本，可忽略机会成本。但对社会来说，政府增加用于提高公共教育水平的投资，势必减少对基础设施或其他物质产品生产的投资。

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是指由教育投资所产生的为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收益。一国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技术创新能力，开发新产品，提高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力等，这就必然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为社会全体人员带来共同的收益。

目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重要的投资形式在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受到重视和发展，并有可观的收益率。除此之外，提高教育水平还能为社会带来非经济效益或正的外部效应。例如，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水平，可以降低福利依赖率、社会犯罪率等。

（三）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及其变动

高等教育的投资与收益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实施免费或补贴教育。高等教育必须投入较大的成本，它是一项高代价的投资活动。人们对大学教育的投资决策较大程度会受到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是不低的，私人收益率则会高于社会收益率。不少研究资料表明，美国的高等教育私人内部收益率十分可观，从1959年以来大多在10％～15％的范围内。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已经相当甚至稍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理查德·B·弗里曼对获得大学学历人员的收益率计算如表5—2所示。(www.daowen.com)

表5—2 大学毕业生的私人收益率

资料来源：理查德·B·弗里曼.劳动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较高的私人收益率使投资高等教育成为上策，从而提高了大学入学率。

高等教育的实际收益率与市场高等教育的相对工资变动相关，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虽然耗费较大投资，但能从企业获得一个较高的工资补偿。企业为吸引他们愿意支付较高的相对工资。但市场对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需求仍然如同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即是一条与相对工资有关的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见图5—2。

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工资为WC，接受高中教育的工人的市场工资为WHS，图中显示在较高的相对工资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是在关键的岗位上使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反之，较低的相对工资会使企业使用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而从社会供给看，当市场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得到一个较高的相对工资时，必然增大供给量；反之，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减少。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一条与相对工资有关并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图5—3表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图5—2 当个人情况相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供给和需求

图5—3 当个人情况不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供给

高等教育的实际收益率还受制于完成高等教育的投资成本。如果不考虑成本，市场高等教育的相对工资较高就可使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近似于水平线。但实际情况并不会如此。因为，对不同的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是有差异的，各人为完成学历所耗费的教育成本是有差异的。同时，各人在社会工作中实际获得的市场价值也不一样。高等教育投资成本较大的人，只有在市场相对工资较高时才能获得适当的收益率。因此，市场高等教育相对工资较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必然增加。反之，耗费成本较低的人，才能获得适当收益率，他们愿意上学；耗费成本较高的人则因收益率降低，而不再接受高等教育。在图5—3中在相对工资为1处，受过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者的工资一样，所以没有人愿意上大学。S2、S1、S3的供给曲线反映了不同成本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状况。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决定了曲线的位置。如果成本较高，任何工资补偿只能获得较低的收益率，从而导致只有少数人愿意上学，如S2高成本供给曲线。如果成本较低，收益率高，更多的人会选择上大学，如S3低成本供给曲线。如果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公共补贴政策，个人投资成本下降，会改变劳动力供给状况。

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市场均衡可以由图5—4显示。图中A、B、C三点显示了不同教育成本时的市场均衡，均衡点并不意味着收益率较高。在A点表示较高的工资补偿仅仅是对较大的成本进行调节。在C点表示较低的工资补偿对较小的成本进行调节。如果因经济情况变动，减少了对具有大学学历劳动力的需求，需求曲线由D向内移动，这就导致市场均衡工资下降，从而实际收益率下降。正如在表5—2中反映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私人收益率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处在高峰期出生的青年大学生纷纷从大学毕业，而专业性和管理性的工作岗位却减少了，因而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教育投资的私人和社会收益率低于其他投资的收益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育投资过度，并会发生转移。

图5—4 高等教育成本不同的市场均衡

教育投资从投资主体来看，可以分为宏观教育投资和微观教育投资。宏观教育投资，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其他部门、团体、组织花费在国民教育上的支出，包括校舍建设、教学设备购置、教职人员工资、图书资料等。微观教育投资，是指家庭或个人花费在教育上的支出，它又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教育投资，是指由于接受教育所发生的直接支出，在形式上表现为学费、杂费、书本费以及其他学习用品费等。间接投资，是指由于接受教育而不能参加工作所放弃的收入，也叫机会成本。

教育投资的效益是一种未来的收益。在宏观上，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微观上，表现为家庭或个人的货币收入增加、福利状况和工作条件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有一些非货币性收益，如社会地位或声誉的提高、拥有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以及精神生活更加充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