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Theory of Human Capital）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20世纪60年代从西方经济学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要探讨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效益。

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领域重大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自身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各国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

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家长期研究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的必然发展。人力资本的理论模式和测度方式经历了由静态分析转化为动态、变量分析的研究过程。

（一）早期的劳动投入要素与产出的静态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发端于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一个国家全体居民的所有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所以，它可以被看做是在每个人身上固定的，已经实现了的资本，当这种能力成为个人能力的一部分时，也就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此时，亚当·斯密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思想，人的有用能力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与物质形态的资本一样可以转化为社会财富。基于对国民能力的这种认识，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研究社会经济时，都认为一国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正因为人力资源有数量和质量，因而在较多劳动者聚合和高度密集时，就能形成专业分工和新增生产能力。专业分工会更进一步形成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熟练掌握最新技能的劳动者就成为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同时，专业分工使劳动过程细化又会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古典经济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劳动与经济产生的静态模型：G＝q·L，其中G为产出，q为劳动生产率，L为劳动力数量。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财富的研究不仅包含着劳动力的数量，还突出了劳动力的质量问题。这是西方最早的从社会供给的角度研究人的劳动与产出的关系。

继古典经济学派研究之后，关于劳动与产出问题，又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索罗（Robert M.Solow）、丹尼森（Edward F.Denison）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对劳动与社会财富增长的关系问题则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对劳动力的构成要素作理论分析，推进了对劳动与经济产出关系的研究。

索罗提出了劳动与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G＝f（Kt，Lt，t），其中Kt为资本投入，Lt为劳动投入，t为时间因素。该模型强调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及在经济增长中劳动与资本的可替代性，这已开始涉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问题。只是索罗将劳动与技术进步作为形成产出的技术要素来处理，而没有将这些要素与人力资本直接联系。

丹尼森在研究劳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将劳动投入要素进行细分，认为劳动是以就业、工作时间、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因素构成的。因而，丹尼森不仅依据模式确定在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的贡献，而且进一步研究和度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西方学者首次尝试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这就使他的研究与人力资本理论又进一步贴近。

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均从劳动投入要素与产出的关系角度论述，拘泥于技术经济关系的考察，放弃了社会经济分析，没有独立地形成人力资本理论，特别是没有研究人力资本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工业化还处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时期，工业劳动力还没有从体力型向脑力型转化，仍主要是物质形态资本的附庸，因而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还没有形成和显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这在客观上难以使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另一方面，受传统理论观念束缚的学者认为，经济理论把人类自身当做一种资本，作为财富看待，是与现有的价值观相违背的。因此，一部分经济学家和学者在实际经济分析中，反对把人力资源作为资本。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美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的研究，才进入了人力资本研究阶段。(www.daowen.com)

（二）人力资本理论及投入与产出的动态测度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速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快于所投入的物质资源的增长。如美国的国民收入增长比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长更快；联邦德国、日本在战后能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有些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也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这就表明，除了自然资源、生产资本、劳动力等已知的生产要素之外，经济学家还须进一步探索与现代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生产要素。

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运行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日趋融合，宏观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趋于成熟。经济问题的宏观总量分析促使经济学家把人类对自身的投资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从投资和收益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投资行为。这使个人经济行为与社会财富增加、经济增长相联系，从而使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意义更为深远。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舒尔茨和贝克尔相继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和较完整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测度研究。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力资本模型的现代起源，他本人则成为世界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舒尔茨极力反对和抨击那些否认以人力资本理论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各种论调。他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方法并不违背人类的价值，而且“通过向他们自己投资⋯⋯这是自由人得以增进其福利的一种方法”。他的结论是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消耗资源。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要素像其他资本一样，也是投资的结果。舒尔茨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都属于人力资本要素。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非常强调具有经济价值的人类能力。他在1975年的《经济文献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文中列举了五类具有经济价值的人类能力，即“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种文娱体育的能力、创造能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他所指的创造能力与应付非均衡的能力实际上是人力资本中的配置能力。人力资本的配置能力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是人力资本所包含的生产能力。其二，受过教育并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应该具有获取和处理各种生产要素特征信息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的配置能力就是要适应环境的改变，重新调整个人劳动力与物质资源的协调结合，从而获得更高经济成果的能力。舒尔茨强调配置能力应属于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而这种配置能力在经济非均衡状态中是极其重要的。在经济非均衡状态中，具有较强配置能力的人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参与竞争，对非均衡经济积极地作出反应，实现自身与物质要素的有效配置。

舒尔茨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从资本投资和收益的角度，首先对人力资本收益率进行了测试。他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同时，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缺乏知识和技术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常规资本来获得经济增长是很有限的。舒尔茨在他的《教育与经济增长》一文中用三种方法测度了1929—1957年教育投资的收益率，结果分别为9％、11％和18％。舒尔茨比丹尼森的进步在于，不仅研究确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且还估计了教育的投入产出比率，这就能比较全面地进行人力资本测度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教授是西方社会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和确定定量分析体系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贝克尔在其著名的《人力资本》（1964年）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和收入信息等多种形式”。他还论述了怎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人们消费的内在联系。他认为，高等教育既可以影响消费又可以影响货币收入，而在职培训主要影响货币收入。同时，贝克尔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关系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出发，提出了关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等投资收益率的测度模式，特别着重剖析在职训练的方式、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贝克尔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的动态研究，奠定了人力资本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人力资本测度研究的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