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酬劳动、家务劳动和闲暇的三重选择

在简单劳动力供给模型中引入家务劳动以后，劳动者的时间选择发生了变化，即如何花费时间实际上存在着三种选择：市场（有酬）工作、家务劳动或闲暇活动。

为了叙述的方便，先假定所分析的家庭只有一个劳动者。当这个作为劳动者的家庭成员从事市场工作时，工资率的提高将有两种效应：一是收入效应，诱使这个家庭消费更多的家庭“产品”，驱使家庭生产者退出市场工作回到家中；二是替代效应，诱使家庭以非时间密集方式生产其家庭产品，促使家庭生产者走出家庭，从事更多的有酬的工作。因此，在（家庭）生产过程中发生了替代。

替代效应有多大呢？我们知道，替代效应是通过改变预算约束线的斜率，使预算约束线与等效用线重新相切来实现的。因此，如果等效用线是渐渐弯曲的，那么，替代效应就会较大；如果等效用线是突然弯曲的，则替代效应就会较小。

一般认为，已婚男子的等效用线比已婚女子的等效用线平缓。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已婚男子较少从事家庭生产，在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进行消费或闲暇活动，其在家的时间容易用商品替代；而已婚女子历来较多地从事家庭生产和家庭消费，尤其是像抚养孩子一类的家庭工作，更多地要由女子来承担。因此，已婚女子在家的时间相对不容易被商品所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工资率的提高产生的替代效应，似乎对于男子更大。然而，当妇女的工资增加时，在生产和消费之中都有替代。一方面，他们将倾向于消费更少的时间密集型商品；另一方面，她们将倾向于采用时间不太密集的生产方式，比如，用幼儿保育、食物冷冻和微波炉来替代家庭生产。这种在（家庭）生产中的替代效应，多少在消费的替代效应基础上有所增加，因而会产生一个比男子更强的总替代效应。

上面的分析说明，女性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强于收入效应。然而，随着时代进步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女性替代效应的优势状态似乎在减弱，男性和女性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开始趋同。男女之间替代效应的历史差别及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至少部分是由于随着市场工资率的增长而导致的两种替代效应的出现：一种是市场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替代；另一种是市场工作与闲暇之间的替代。我们认为，这两种效应的大小不同。面对工资的变化，第一种替代与某个人在家庭生产中的作用有关。因此，男女之间替代效应的历史差别（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可能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扮演角色的结果。

（二）家庭联合劳动力供给决策

迄今为止描述的模型一直假定只有一个决策者试图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对于同家庭成员一起生活的人来说，必须采用某种联合劳动力供给决策分配各自的时间，及协商谁在家中做什么。可能有关的疑问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可能使模拟这一过程变得复杂，并且他们关于市场和家务劳动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习惯的影响。然而，经济理论有助于认识影响家庭决策的一些因素。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认识那些最为影响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迄今建立的有关已婚夫妇决策的正式模型（均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分为三个主要类别：

1.最简单的模型是将单一决策者的假设扩展到已婚夫妇，或者假定他们有着相同的偏好或假定一个人进行所有决策（但使这一过程中其他人的效用也最大化）。(www.daowen.com)

2.第二类模型假定家庭成员在进行家庭决策时进行谈判，每个人都拥有影响谈判的资源和“威胁点”。

3.最后，有些模型假定家庭成员相互独立的决策使自己效用最大化，但每个人进行决策时要考虑其他人的可能行为和反应。但是，无论家庭成员进行时间分配的过程如何，不同的家庭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肯定有些问题和因素是几乎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下面分析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联合决策。

家庭成员会发现，无论是市场工作还是家务劳动，进行某种程度的专业化是有益的。通常（并非总是）家庭成员的一方要承担做饭、购物、家庭卫生、抚养孩子等工作的主要责任。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当双方都从事有酬劳动时，其中一方会更多地加班、出差或当家中有紧急事情时会削减工作日。在决定谁从事哪项工作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假设一个家庭试图决定夫妻双方谁留在家中，或从事工作时间不那么严格，或者上下班路程较短的工作，以便承担起照看孩子的主要责任。因为主要承担照顾孩子的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中，这对夫妻必须回答两个问题：谁从事家庭工作效率更高？谁从事市场工作效率更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用一定的商品和家庭生产时间，谁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效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谁能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中带来更多的商品。例如：当一个家庭决策谁留在家中，且主要是照看小孩时，将会考虑丈夫或妻子完成这一任务的得与失。留在家中的损失与各自的市场工资率有关，而收益取决于他们抚养孩子的欢乐与技巧。（因为抚育孩子的欢乐过程提高了效用，我们可以用较高的快乐和技巧水平作为抚养孩子较高“生产率”的标志。）由于多种原因，妇女的工资率经常低于男子。可能由于社会化的原因，妇女一直比男子更善于抚养孩子。如果某个妇女的工资率低于她的丈夫，并且抚养孩子的效率更高，显然这个妇女最好是抚养孩子。这样家庭放弃很少的市场商品，而在抚养孩子上得到的更多。

建立谁将留在家中抚养孩子的决策模型，考虑相对生产率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习惯对偏好的影响或在限制有关家庭生产的决策中不重要。显然，它们是重要的。家庭生产理论强调的是，随着工资、收入和家庭生产率的改变，家务劳动安排也可能会发生改变。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发现，如果夫妻双方都从事市场工作，每个人用于家务劳动的周小时受相对工资率的影响（尽管影响程度不同）。因此，随着妻子工资率相对于丈夫工资率的上升，丈夫家务劳动的时间增加，而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下降。

丈夫或妻子没有必要将全部时间都用于家中。许多家务杂事，从做饭、清洁到照料孩子，可以雇人来做或用商品密集型的方式来做。构成双方是否都去工作的决策的基本考虑因素是夫妻双方的市场和家庭生产率。只要夫妻双方在进行市场工作时所创造的购买商品的能力大于需要弥补的失去的家庭生产时间，那么夫妻双方多工作1小时，就可以增加家庭的资源。

家庭的收入水平也可能影响丈夫或妻子的劳动力供给（其他情况不变，低收入水平导致更多的从事市场工作）。对离婚概率很高的妇女来说，收入效应对其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显然起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与分居和离婚有关的收入减少的预期，会促使她们在分居之前逐渐增加工作时间和劳动力参与率，分居本身与工作时间和参与率的迅速增加有关。

家庭的劳动力供给决策是联合考虑夫妻的家庭和市场生产率的结果。然而，夫妻一方在生产或家中的生产率，受另一方对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影响，因此，建立联合决策的模型颇为复杂。一方面，如果一个已婚妇女决定增加家庭之外的工作时间，那么丈夫呆在家中那段时间的边际生产率，随着他做那些曾经由妻子做的家务而提高。因此，如果夫妻双方在家庭商品的生产上是相互替代的，一方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势必减少另一方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夫妻双方在家庭商品消费上是互补的，就是说，如果妻子的工作时间直到晚上8点，她的丈夫希望下午6点进晚餐，那么效用就比以前低。但是，他可能认为工作晚一点的收益还是超过所损失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工作时间的决策会导致另一方也增加劳动力供给。

理论不能预测夫妻双方在家庭生产和消费上是替代还是互补，同样，如果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也不可能说明哪一种交叉效用占优势。因此，一方的劳动力供给如何随另一方的劳动力供给而变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验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夫妻双方交叉效应的大小和方向的实际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