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首先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产生和发展在方法上不仅出现了运作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的进步，而且出现了两类分析方法相互引用和融合的趋势。

（一）实证分析方法

1.实证分析方法的定义

实证分析方法回答的是在一定假设前提下，人们的行为将是什么（将做什么选择、将是什么结果）的问题。它不回答这种后果的好坏问题。对结果的好坏进行评价须用规范分析的方法。

实证分析方法认为，人们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前提决定的，前提变了，行为就会变。同理，相同类型的人（类型的划分是多样的）有同样的考虑，所以在同样的条件（环境）下，他们在行动上会有一致的反应。这种一致性就是“规律”存在的依据，就是实证分析方法科学性的依据。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人的行为是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所谓经济行为人，泛指有产品（服务）的生产、消费以及生产要素的提供、使用等经济行为的人。经济学家使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时，对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前提有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一是“稀缺性”假设，二是“理性”假设。

稀缺性假设是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时，须先假设任何资源（包括劳动资源在内）都是有限的，因而经济行为人在对有限资源的投入方向进行选择时会发现，任何一种选择都既有收益，又有成本，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以放弃另一种选择为代价。

理性假设则是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人们对收益和成本所持态度时，须假设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人都是有理智的人。所谓“有理智的人”，泛指一切有自己的目标，且能以明智的方式追求这一目标的人。理性假设理论设定“有理智的人”就是“恶本好利”的人。

但“利益”是多样的，而且是有社会性的。不同地位、不同思想的人，对利益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其利益观也会随地位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利益观不同的经济行为人有不同的目标和行为规律；同一个人利益发生变化以后，其目标和行为规律也将发生变化。经济行为人目标和行为规律不同，经济运作机理不同。

现代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人的目标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首先，经济学根据利益与货币间的联系不同，把利益分为两类，一类是可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得到满足的利益，称“货币效用”；一类是不能通过货币收入增加来满足的利益，称“非货币效用”。每个经济行为人一般都既追求货币效用，又追求非货币效用，但此两种效用又常常是互相抵触的，每个经济行为人必须在多种效用中做出选择，选择中所持的态度，即为“偏好”。

其次，经济学根据经济行为人的职能不同又分别研究了他们各自的不同目标。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是一个货币效用目标。现代厂商理论则有所发展，它发现，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人，即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常常用某种非利润最大化目标代替利润最大化目标。如经理型厂商以为，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已经分离，股东在决策中的影响减少，他们只要求企业能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使他们能够得到满意的股息，只希望使企业能有维持发展所需要的投资，能有维持好的信誉的能力，能获得银行贷款，能支持股票价格不下跌，能避免被人吞并。而真正的决策权集中到最高管理阶层。他们不是资产所有者，所以他们的利益不在利润最大化，他们只要能够保持股东所希望的足够的利润，就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最大效用为目标来进行决策。此种情况下，利润只成了一个约束条件，企业的真正目标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人，即劳动要素需求者。他们行为目标的不同和变化，对企业劳动需求行为有直接影响，是决定劳动投入机理的重要因素，因而是劳动经济学家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运作机理时必须详加考察的问题。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人的目标因体制不同而不同，它是经济体制的一个要素。由此可知，经济体制决定决策人的行为目标，行为目标决定企业的劳动需求。如：产品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决策人的目标绝不是利润最大化。因在这种体制下，利润不是衡量经济效益的必要因素。在此体制下，企业领导人从其地位出发，有他们特殊的利益所在和效用偏好。所以，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人目标入手进行制度分析，是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新的方法。在本书的各章节可以看到这一点，也只有在以后各章节的学习研究中，才能对此点有较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劳动者，即劳动要素供给者的目标和行为是直接决定劳动投入机理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劳动经济学家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运作机理时必须详加考察的问题。劳动者的目标仅设定为货币效用最大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劳动者提供生产要素——劳动的目的直接是为了满足多种多样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些需要包括大量的非货币效用。这是劳动者与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在行为上的主要不同点。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例如资本提供者的最终目的虽然也是为了自身的生活，但他提供资本获取收入以后必须首先满足再生产自己的资源——资本的需要，然后才能满足自身的生活的需要，否则，自身生活将会渐渐不能延续。即他们提供生产要素的目的不像劳动者那样直接为了自身生活，而是直接满足资本增值这一货币效用。所以，用货币效用来设定他们的目标是合理的。劳动者的目标须设定为包括货币效用和非货币效用在内的“效用最大化”。但“效用”的具体内容，即“偏好”是人各有异的。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劳动投入机理时，常常要设定劳动者的“偏好”不变。取消这一设定，那就要一部分一部分，甚至一个一个劳动者地研究他们的行为了。劳动者的目标虽然都可设定为效用最大化，但在不同制度下，效用的内容不同，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例如，在我国未来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目标表现为正的效用最大化。在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从而不能自主地争取正效用的产品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目标只好是闲暇最大化了，是一种负的效用最大化。劳动者目标也是制度的一个要素，是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

2.实证分析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建立预测行为用的数理模型。数理模型是一组能够表达某一经济理论的函数式或坐标上的几何图形，这一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模型制作者对经济行为人在一定假设前提下所能做出选择的逻辑推理，以及一组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分析。如经济学家认为，在企业决策者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假设前提下，企业的劳动需求量与工资率间有某种函数关系。这一理论可用L＝f （w）表示出来，其中，L表示企业劳动需求量，f表示函数关系，w表示工资率。

第二步，用计量经济学的办法检验数理模型所表达的理论是否符合现实。具体做法是：先收集资料，根据资料估算出模型中各参数的具体数值，然后验证估算的结果是否符合建立模型所依据的经济理论。如不完全符合，则先检查假设条件是否充分，再修正数理模型，直到理论与现实相符。

第三步，用检验过的数理模型，预测经济行为人的行为。

（二）规范分析方法

规范分析就是用一定的价值观去评价经济效益的好坏和制度政策的利弊，回答经济行为人的选择“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规范分析，要从经济效益、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外在化效应等多方面进行评价。但无论从哪方面分析，都有一个对“好”与“坏”进行度量的操作方法问题。规范分析方法首先使用“互惠”基准来解决这一问题。

“互惠”是交易中参与交易各方都受惠的意思。互惠在经济体制相对成熟、经济行为人间的权利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评价经济效益好坏的标准。因为“互惠”基准认为，交易结果符合以下三种情况之一，被认为就是互惠的：

1.所有人都受益，即所有人都觉得效用提高了；

2.部分人受益（效用提高），但也没有人受损（效用降低）；(www.daowen.com)

3.部分人受益，部分人受损，但总的来讲受益者所受之益可以并且足够补偿受损者之损。

用互惠基准进行制度评价，还可通过对“互惠障碍”的分析，找出制度缺陷之所在，以便于提出政策建议。“互惠障碍”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信息障碍。交易中出现信息不灵，或信息过多、信息错乱，都会使交易结果达不到“互惠”。因为信息不良，或信息错乱，都会使参与交易的某一方陷入“不知情”或“知错情”的境地，从而做出使效用降低的决策。

2.交易障碍。如某项交易参与双方都情愿，若交易成功，双方都认为是互惠的。但由于法律不允许这种交易自由进行，或有行政干预阻碍，使这项交易不能顺利进行，结果不能实现互惠。

3.交易费用无法解决。例如，交易如成功，结果是互惠的，但由于财务上不允许，或信用不可靠，得不到贷款，交易费用没有人出，从而使这项交易不能成功。

4.“市场”缺位。例如，交易是互惠的，但由于习惯的原因，或观念的原因，或其他种种历史的原因，从未有过从事这种交易的“市场”，现在也不允许创造出一个进行这项交易的市场，从而使这项互惠的交易根本不能进行。

“交易”一词，既可以狭义地使用，也可以广义地使用。狭义使用专指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的市场交易。广义使用泛指一切供方与需方的合作，而不管实施的方式是什么，是运用市场机制还是行政手段。若把“交易”解释成广义的交易，那么显然，互惠基准适用于一切体制的规范分析。

若互惠障碍不断发生时，就需对原体制进行变革。但向何方演变，就需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进行判断和分析。

产权理论认为，任何一种体制、一种产权结构在运作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交易费用”；任何一种制度要改变成另一种制度，即任何一种产权结构在向另一种产权结构演变时，也都要付出一定的“交易费用”。如私有制企业在运作中要付出的费用是多种多样的，有界定和保持产权所需支付的费用；有合同谈判费用和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所需的费用；有找寻合伙人所需的费用；有对付竞争对手所需的费用；有防止欺骗所需的费用；有防止非法交易所需的费用；还有解决外在化效用所需的费用和协调生产、交换活动等所需的费用，等等。而一定范围内，产权共有的产业制度在运行中也要付出费用，它可以减少支付合同谈判、监督费用和防止他人侵权的费用等等。但改变产权结构所需付的费用更大，因为每次产权结构改变都会使原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感到失望，于是要花费大量的协商费用才能成功。在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相当强烈的情况下，甚至还要为实行某种强制和动用警察、军队而付出代价。另外，如何说服受旧观念束缚而不理解、不赞成新体制的人赞成新体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产权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存在交易费用，而且费用有大、有小，有正、有负，所以人们才那样热衷于制度的选择和改革。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结构的不同，或经济体制的不同是无关紧要的，它们不会对资源的使用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只要理性假设成立，社会上每个人在现有条件下追求最大效用、最高经济效率所要求的那些条件自然会实现。

所以，对权利结构和相应的体制的评价，用交易费用做尺度，无疑是方便的操作办法。

（三）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在分析各种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行为时，都假设由一个个单个市场上的千千万万个需求者和供给者构成的经济系统，最终总会以价格为惟一信号，趋于供求平衡的。瓦尔拉斯制作出整个市场体系在一个价格体系下，同时达到供求平衡模型，叫一般均衡模型。用这种模型去分析经济行为人的方法，被称为一般均衡方法，或瓦尔拉斯均衡方法。但现代经济学家发现这种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加了，市场上价格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市场经济普遍向“混合经济”发展，实行产品经济体制的国家干脆不用市场机制，而用中央的行政指令代替价格导向。经济学家们感到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已很难用来分析经济行为人的行为了，于是一种被称之为“非均衡分析”的方法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

所谓“非均衡”，实际上是相对于传统的狭义均衡而言的。如果把“均衡”的概念作广义的理解，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均衡方法，经济学家们称它为“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认为，所谓“均衡”，是指这样一种倾向：经济系统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力量，即不管市场处于什么状态，只要这些状态通过各种有关变量的数值的调整，不断向某一点收敛，在这一点处，由于经济行为人考虑到了所有信号，使各自的行为相互协调，经济不再变动，那么这些市场就应该被认为是趋向“均衡”的市场。

“非瓦尔拉斯均衡”把瓦尔拉斯均衡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包括在内，只是取消了瓦尔拉斯均衡中强调的价格有完全弹性和交易各方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对交易活动不起调节作用这样两个假设，而设定：除了各种可能的价格之外，交易双方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也对被考察的行为人的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有影响作用，因而对双方的交易额起调节作用。取消了不切实际的假设之后的新的均衡分析方法，使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适用范围增大了。

“非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如果经济行为人的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不是根据有充分弹性的价格信号确定，而是根据交易对方的有限的供给数量（或需求数量）来确定的话，那么这个交易不是按自然的“短边原则”成交，就是要靠某种配给制度来“成交”。所以，这种方法对产品经济体制的运作机理的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适用的。

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是价格刚性（工资刚性）最明显、数量限制（如从供给方看的人口限制）最经常的市场。这一市场仅用狭义均衡方法来分析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短缺，以及劳动力过剩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凯恩斯用非均衡方法分析劳动力市场，解释了“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劳动经济学找到了一条出路。所以，非均衡分析方法是对劳动经济学有特殊意义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劳动经济学必须重视这种方法的原因。

（四）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静态分析不涉及时间因素，假设那些在动态中都是可变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等因素不变。它研究的只是经济生活的横断面，而不研究经济发展的流程。研究的结论是经济生活只是围绕着均衡点在上下波动，市场上的供求不均衡状态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问题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矫正。它的特征是不考察经济变量的时间关系，即它所考察的变量都是属于同一时点的。

动态分析所考察的是经济状态随时间变化的演变，它所考察的是属于不同时点上的各种变量，以便建立一个反映属于不同时点的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多期模型，或流转模型。

所以说，静态分析是状态分析，动态分析是过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