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了建设特色小镇、特色小城镇的原因，指出发展特色小镇和小城镇的目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动能转换，有利于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3]。特色小镇建设有利于推动公共服务变革和人才政策等相关领域改革，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性地转型升级发展，它成为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一）特色小镇建设是新时代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供给侧相对于需求侧的概念，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取决于经济中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经济政策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衡量，分为供给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是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供给学派，此时各国的经济政策侧重于发展生产。但在大萧条时期，存在过剩产能，这很难用供应学派来解释。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中缺乏有效需求应该刺激总需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和欧洲经历了滞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背道而驰，供给学派再次占据主流。由于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反周期工具，而且见效如此之快，它在滞胀之后又重新流行起来，当时政府也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凯恩斯主义者强调通过需求管理来调节经济周期，特别是通过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古典学派和供给学派强调供应方面的作用，强调了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生产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强调提高供应能力，国民经济发展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从国外实践的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典型做法是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对经济生产的干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供给侧观点的典型做法。它们的共同点是关注减税和减少政府对生产的干预，“里根经济学”侧重于减税，“撒切尔主义”侧重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明显不同于“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是从供应、生产端着手，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更有效促使资源向新兴领域、创新领域集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二）特色小镇建设是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新起点

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紧密的相关性，新型城镇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非常高，在80%—90%。其中日本达到93.02%，澳大利亚达到89.29%，英国达到82.34%，美国达到81.45%，韩国达到82.36%。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在50%左右，而和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土耳其是72.89%，墨西哥是78.97%。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8.52%，和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相比，我们至少还有十几个百分点可以增长。城镇化率提高的背后是内需扩大和增长拉动的逻辑。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产业互动、经济集约化、生态宜居、和谐发展过程，是新型农村社区、小城镇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由于大中城市发展已经取得相当好的成效，实际上就是发展小城镇，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发展成为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建设模式、管理体制、工业发展等要素、经验复制到农村。特色小镇建设是有重点、有批次、有特色、有产业的新型城镇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

（三）特色小镇建设是发展动能转换的突破点

特色小镇改革是在原有城市发展的模式下，寻找新的增长点。所谓新动能，是靠技术革新和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如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都是发展的新动能。新动能不再靠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而是用最少的资源消耗产生最大的效益，甚至是资源重复利用、可再生利用，更多地消耗可再生能源。而所谓的旧动能，就是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资源消耗带来增长的动力，如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均属于旧动能，旧动能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新旧动能还区别于新动能是以高度智能化和网络化为主导的，而旧动能是以机械化为主导的。旧动能可以经过改造提升为新动能。特色小镇建设就是摒弃原来的旧动能发展模式，按照“绿色、创新”的要求发展特色产业，有特色化经济新模式、新业态。(www.daowen.com)

（四）特色小镇是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链接点

目前中国有70多个大中城市，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中小城市。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大城市不断扩张。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化交通的飞跃性发展，造成了客观上大城市人口更加集聚，部分中小城市、城镇出现了收缩。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次出现了“收缩型城市”的概念。发改委提出“收缩型城市”概念，目的是要引导人口、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便于资源集中集约利用。而事实上，它却出现了“城镇收缩”现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通过卫星图像监测了3300个城镇的夜间照明强度，发现2013年至2016年间，938个城镇的灯光强度在变暗，占总数的28.4%。由此得出结论，他认为938个城镇人口不断外流，正处于收缩状态。^[4]城市和城镇出现了马太效应，大的更大，小的更弱。农村的萎缩会直接影响三农的发展，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挑战，影响老百姓的福祉。特色小镇就是以“产城人文”等形态重塑新兴的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的活力。

（五）特色小镇推动了公共服务变革

建设特色小镇可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特色小镇的发展可以扭转资源向城市中心区、大中城市集中的局面，促进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改进政府服务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有效促进内需消费和投资拉动。为了满足转型发展和特色小镇发展的需要，浙江省在全省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行业推行“店小二”式、保姆式服务，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了公共服务体系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服务流程、服务体系、审批体系等制度体系、制度网络实现了升级变革。

（六）特色小镇建设推动了人才政策变革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政策在特色小镇建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浙江省人才政策整体上更加具有竞争力。以杭州为例，连续多年，杭州成为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中人才净流入最多的城市，其中人才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杭州的人才发展战略和优惠的杭州政策构架完善。从2004年6月至2018年2月，杭州市出台的有关人才的通知、规定、办法、意见、细则、条例等文件有98项，其中2017年发出26项文件。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有3项：2015年1月出台的《关于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人才新政27条”），2016年11月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完善人才新政的若干意见》（简称“人才新政22条”），2018年2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含“全球聚才十条”“开放育才六条”）。杭州市已经形成国内人才、国际性人才、人才平台的广度构架，从大学毕业生、普通技师到国际顶尖人才的深度构架，在育才、引才、用才、留才等方面，形成了人才政策体系。杭州市特色小镇创建数量和质量都居于全省首位，人才要素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