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临的环境

当前，我市社会大局总体稳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受外来人口数量增加、人口老龄化、“二孩政策”放开等因素影响，我市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风险领域也面临新形势和新难题。一是各种风险多样多发。新型风险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赡养、宅基地、劳动争议纠纷外，征地补偿、房屋买卖租赁、物业管理纠纷等因社会发展引起的新风险明显增加，尤其是群众环保意识增强，邻避风险异常突出。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不仅包括个人之间，而且包括个人与组织、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因小事琐事引起的纠纷数量占多数。风险范围多领域交织，很多社会风险是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经济纠纷、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混杂在一起，解决难度大。二是犯罪特征略有变化。当前，我市刑事犯罪的形态、场景和手法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职业化、地域化特征更加明显，非接触式犯罪比例大幅提高，通信网络新型犯罪在我市刑事案件中的占比逐年提高，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组织“合法化”、头目“幕后化”、结构“松散化”、暴力“轻微化”发展趋势。截至2018年底，我市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393个，扣押、冻结黑恶势力非法资产1.65亿元。三是城市安全隐患增多。近年来，随着地下空间、城市综合体不断扩大，城市运行系统日趋复杂，而老百姓对行政管理服务和安全的需求却越来越高。截至2018年底，我市汽车保有量达到254万辆，2018年新增24.9万辆，增幅为10.87%。而2018年我市共有交通事故1973次，其中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1583次，占80%。此外，我市化工产业快速发展，庞大的危化品生产、仓储和运输，使得交通、消防管控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四是人口管理压力较大。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底，我市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为480.37万人，同比增加11.27万人，增幅为2.4%。其中有388.3万人居住在租赁房屋内，占到总数的80.83%，大大增加社会治安管理难度。

（二）面临的挑战

1.现代社会风险认知不足

一是现代社会风险感知存在滞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规模人口、资源、信息、资本快速流动，加速风险传播，增加基层社会治理难度，导致一些部门对新形式社会风险的关注程度与感知能力都无法达到应有水平。如宁波个别地区存在一些黑恶势力通过注册公司、承包经营等手段，采用电话滋扰、上门骚扰催债等软暴力方式进行讨债，用合法包装掩盖非法目的，当地基层政府无法第一时间发现这些社会风险。二是社会风险危机警觉性不够。个别部门重临时应急、轻常规建设，缺乏忧患意识，存在侥幸心理，没有把社会风险治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如个别地区出现非法加油（私油）现象，不仅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带来潜在社会风险，但是相关部门对初露端倪的社会风险缺乏警觉性，使这种现象慢慢变成行业潜规则。三是社会风险宣传认识不到位。政府对社会风险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形式单一，造成民众缺乏对社会风险的全面、正确认识，面对风险容易被误导。2018年10月自宁波北仑春晓发生砍人事件以来，一时间谣言四起。随后发生的几起刑事案件，在网络媒体平台上被有心者夸大事件严重性，不少民众被谣言误导而在微信微博转发，进一步传播恐慌情绪。

2.信息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www.daowen.com)

一是信息搜集工作机制不健全。多数情况下只是被动地根据要求搜集信息，主动搜集能力较弱，技术方法运用不足。网格员通过入户走访等途径了解掌握信息得不到村（居）民的有效配合，收集的信息量较为有限。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土地征用、建筑破拆、路桥施工等存在较大利益空间，而农村管理和警务资源相对薄弱。如果信息搜集机制不健全，黑恶势力乘势而入村（社区）管理，那么极易出现重大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安全。二是信息发布机制不健全。由于政策或法律缺失，社会风险信息发布存在较大自由度，为减少事端而采取少公布、晚公布一些信息的做法，加上政府与公众信息互动不及时，导致公众信息反馈缺失，容易埋下重大社会风险隐患。如某区垃圾中转站建设事件，在项目审批时虽然经过技术论证和公示，但是公示后没有及时和周边居民沟通解释，导致在准备项目建设时，周边居民多次上访，并采用堵路、不予配合等方式阻止项目建设，导致项目推进缓慢。三是政府内部传递信息机制不合理。传统社会风险信息管理机制具有封闭、垂直的特点，但由于存在个别部门或区域的保护主义思想，横向的平级部门间的信息往往很难及时传递。

3.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一是基层政府本身存在缺陷。面对多元主体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和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碎片化，基层政府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出现管理空白和漏洞，个别基层政府动员组织群众能力弱，采取行政手段多、运用市场手段少。如热电厂的迁建事件中，某区政府确定选址并召集相关部门、利益相关方签署备忘录，但房产开发商却没有明确告知购房者关于热电厂的具体位置、环境影响，造成大批已经购买房产的居民担忧电磁辐射等问题，不断向环保部门反映，一些情绪激动的业主甚至与售楼处保安发生冲突，影响项目建设推进。这暴露出个别基层政府依靠专门力量过多、发动社会力量较少的问题。二是社会组织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一些社会组织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导致整体力量薄弱、专业人才匮乏、评估流程不规范、评估方式自由化，个别组织独立寻找风险、风险调查以及落实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较弱，往往要依赖于当地政府和基层组织。三是社会参与渠道少且不畅通。面对社会风险时，没有统一秩序引导，也没有形成一些共同准则，这有时候会引起民众混乱，影响风险治理效果。民众包括机关干部参与应急演练的机会较少，平时预案演练不足、预案熟悉度不高，预案难以发挥实际效用。

4.风险评估重视程度不够

一是风险评估走过场。评估开展只停留在“评”的层面，重形式、轻效果，不能很好地运用评估结果，没有把评估工作与矛盾化解工作有机结合，导致风险评估机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二是风险评估不敢评。面对地方党委、政府的决策和引进的重大项目，个别部门担心评估工作可能影响党委、政府决策，影响招商引资工作，妨碍项目落地从而遭受指责，故有时避重就轻，选取部门重点项目“走走程序”。三是风险评估不规范。对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决策进行评估时，会出现责任主体不明确、评估内容不具体等问题，从而使评估工作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