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城市病频发
1)强搬民粹弄巧成拙
一些设计者肤浅地理解中华文化,机械地搬弄民族元素,盲目地追求标新立异,使得建筑设计形状机械特异、脱离内在审美取向,对城市总体环境淡漠、对民众民族情感误判。例如在全球最丑十大建筑中排名第九的某地“黄金大厦”。[2]
2)粗制滥造存在安全隐患
城市设计不当造成了现代城市危机四伏,座座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如“利剑”高悬,不少城市的大楼“歪歪、脆脆、倒倒”。据报道,新建成的南京南站,由于质量问题及设计不合理,在高铁开通不到10天的时间里,其数千平方米的地砖就变得破旧不堪。[3]
3)急功近利割裂历史、违背民意
在现代社会,城市设计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它们虽然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承担着引导社会精神和价值深度的使命,但又不得不向消费社会妥协。一些设计者和组织者往往牺牲文化价值而向经济效益“折腰”,如非常具有人文价值的北京著名的梁思成故居于2013年被悄然拆除。
4)背叛日常化生活进入图像化陷阱
全球化带来扁平化,扁平化更需要图像化的趣味和快体验,海量图像不仅使视觉人类学迅速成为一个新兴学科,并且使人类聚居区域和建筑空间的生产愈加有机兼容和依赖图像生产,创造视觉幻象的集体建筑表演正在成为风靡全球的文化奇观与时尚,这些不断发展的日常化生活问题也与城市设计产生了矛盾,如城市综合体标示系统紊乱、城市高碳高熵运行,都城变“堵城”等。“郑东新区迷路”成为河南某报纸三年来出现最多的热线电话内容。由于旁边的建筑物极为相似,让人感觉条条道路如出一辙,加之缺乏系统和醒目的VI识别指示系统,因此郑东新区成为极易发生迷路的地段。相比而言,CBD商务中心区域由于支线太多,也成为迷路的“高发地段”。可见,如何将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理念落到实处与细处确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5)城市硬件数量与软件质量脱节
我国城市聚居设计领域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造成了许多城市硬件与软件不匹配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很多“文化沙漠城”“水城”“睡城”“鬼城”,其中最有名的“鬼城”非内蒙古的康巴什莫属,在2004年以前,康巴什还是一片荒漠,寸草不生,只有两个小村庄,但由于“羊”“煤”“土”“气”四大产业的支撑近年来,康巴什的GDP连年攀升。
6)朝令夕改造成巨大浪费
城市聚居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城市盲目发展而进行的有计划的科学的设计,然而目前我国的很多设计“朝令夕改”,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如原计划使用寿命为100年的上海有“亚洲第一弯”之称的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因为一些规划问题,尴尬被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工程于1997年11月28日建成通车,始建投资为13.4亿元人民币,但仅仅投入使用11年就被拆除。[4]
7)恶俗低级影响文化安全
城市设计领域盲目崇外,脱离中国国情的审美取向,忽视中国现状引入西方试验性建筑理念,对文化淡漠与疏离,由此造成了恶劣影响。例如北京央视新楼“色情门”,《央视新大楼是色情玩笑》一文指出,该建筑设计师通过新书Content公开承认“央视大楼是色情玩笑”。[5]事后从媒体报道来看,此书并未明确提出传闻中所指的色情玩笑。[6]但是这都不能改变其标新立异的设计形象给大众视觉和心理上带来的暴力伤害。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作为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其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的形象,自然会激起人们对这一建筑的文化期许以及国人“在他者面前如何表现自身”的认同心理。在此聘用国外设计师,建造同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趣味迥异的建筑而无法引起人们的文化认同才是诱发“色情门”的深层原因。
8)盲目改名抛弃文化遗产
一些城市在推广过程中,往往剑走偏锋,依靠冲动改名或电视5秒广告来提升城市形象,如徽州改名——将绩溪县划归宣州(今宣城)地区,这一做法不仅造成了地名的混乱,还让人对历史概念产生混淆。[7]
9)政绩冲动遗留烂尾工程
浙江金华聘请众多知名建筑师和艺术家参与设计,投资3 000万历时八年才完成的建筑艺术公园,现已废墟一片。而云南某地公园圈土地、耗巨资建成后便成为最奢华的练车场。[8]
10)技术短视安全事故频发
城市设计领域还存在技术运用盲目上马,前瞻思考不足,缺乏严谨科学论证等问题,凸显科技双刃剑效应。如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玻璃幕墙最多的国家,放眼望去,现代化的建筑几乎都是用清一色的玻璃幕墙装饰。我国现有玻璃幕墙总计达两亿平方米,超过全世界的85%,作为现代都市高层建筑的副产品,早期幕墙建筑缺乏安全标准规范,甚至直到现在,一些幕墙公司仍然不具有相应的资质,这便产生了很多问题,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其实,在全球城市化浪潮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种种难题甚至病例,并不仅仅在我国独有,特别是规划与设计方面的相关难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发生。例如英国伦敦的历史街区保护问题,美国洛杉矶社区建设的人性化问题等,也是一直困扰这些城市的“痼疾”。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比欧美国家更为迅猛,在中国城市迅速扩张,城市郊区化迅速蔓延的当下,如果不在城市设计中预先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以后在中国城市中暴露。
2.近几年又出现了新的病症
1)城市设计行为的盲目与无调性
城市设计理论指导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实践活动,在城市空间和环境品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缺乏有效的长期战略、系统控制与导引手段,设计环境与设计品质日益下降。具体而言,2012年我国城市设计行为的盲目性或各自为政的乱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城市规划设计的前瞻性不足。凡事预则立,以城市交通出行设计来讲,城市规划设计行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不足,城市产业布局与城市形态布局失衡紊乱。对于现存的交通拥堵问题,并不是当前才产生的,在城市规划早期已经埋下了隐患,如北京规划的“同心圆”扩张模式,直接导致了现在北京令人头疼的交通问题,虽然目前各方力量都在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城市聚居规划切不可头痛医头地只短浅地关注交通领域,必须统筹规划,系统设计,尤其是将交通规划与土地规划、经济布局、科学治理、文化建设等协同创新设计。只有将交通规划和土地规划等作为系统工程更好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交通拥堵的问题才可迎刃而解。(www.daowen.com)
(2)城市聚居孤立规划与碎片设计。很多职能部门或单位由于沟通不佳、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而造成很多重复的无用功,如甲单位进行一项工程后将路面修平整,之后,乙单位、丙单位、丁单位又开始进行其他工程,重新挖路、添路,也许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如果各单位加强沟通和协调,在道路“白改黑”时把管道填埋好,岂不是能免去麻烦?对此,各个部门和单位应高度重视这类问题,在工程开始之前深思熟虑、谨慎安排,加强彼此之间联系和沟通,让工程一步到位,既节省资源,又能使百姓少受折腾。
(3)城市空间发展的挤压现象。2012年来,不少城市为了GDP的缘故,频频“拆旧仿古”,一些历史古迹被永久性破坏和消灭。山东的聊城在四年前就着手城市改造项目,拆掉现有的建筑,取而代之的是“老城建筑”。城内的老房子都已不见踪影,昔日的周边道路也不见了,大量的空间腾出,换上了仿古的城墙、角楼、府衙和考院。
以上案例表明,中国城市空间形态在2012年以来表现出三个转化挤压现象:其一是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挤压进一步加大,使现实空间的诸多功能向虚拟空间转化,正如马云所言,网上商店的扩张已经导致大批实体店面空间的萎缩甚至消失;其二是城市新区空间对旧城空间的挤压进一步加大,使老城区向新城新区进行空间转化,全国新城新区在盲目扩张中对传统城区形成破坏性挤压甚至毁灭性破坏;其三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公共空间不断减小,逐步转变为城市私人空间,小到城市私家车空车出行时的“横行霸道”,大到城市郊区私人别墅或城区濒河楼盘对濒河景区的圈地独霸。此外,市政建设中大开大挖对合理公共空间的挤压侵占也屡屡发生。
2)城市设计形态的凌乱与碎片化——以南京为例
城市设计形态上的比例尺度、基本初始形态或原始造型元素的确立,城市色彩主色调与辅助色彩的选取,城市肌理的地域性归纳与体现,城市形、色、质的有机系统结合,都是城市设计形态呈现与表达的内容。但是“凌乱与碎片化”是目前城市设计形态的写照。城市郊区也因为优良的环境和自然景观,较低的居住成本而成为相对富足的人和外来流动性大的人口的迁居地,在城市色彩主调上即呈现出社会空间的双重碎片化的特征,由此造成城市社会邻里关系也随之破碎化。以南京为例,表现在两个方面:
(1)阶层分化与居住分异凸显。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便导致了城市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南京中心城区与郊区相比呈现出不同阶层间的混合状态,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较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城市年轻精英和城市贫困群体争先来到这里,封闭性好的别墅和大量呈非法拼贴状布局的低端社区建筑凌乱并存,这便造成了新时期城市聚居格局中邻里关系的冷漠与排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情味越来越淡。
(2)社区模式改变与传统邻里关系瓦解。城市居民的阶层分化导致了居民需求的多元化,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了新的居住分层,出现了单位制的新型居住空间格局。随着居民流动性增强和相关制度设计的改变,传统基层聚居行政和管制向居民自治发展。[9]
3)城市设计政策的缺失与虚脱化
(1)我国综合性的城市规划体系和统一的实施机制尚未真正建立。1960年代以来,城市聚居规划与设计转向公共政策,趋向行业化专业管理。由于城市规划建设法制约束力的弱化,使得破坏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事例不断出现,按照探索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基本思路,以综合配套改革方式,在城市顶层设计层面整合规划资源。但在实际建设中,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由不同职能部门主导,需要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2)相关法律的缺失阻碍城市设计的优化。政策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景观设计。有好的政策支撑,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发展起来,比如在美国,对开发建设用地上的雨水,就做了明文规定:在一定的场地内,由于可渗透地面的减少,就得修建蓄水池,同时,雨水不能流到别人的场地里去,否则就违法。如此,会对整个聚居环境带来良性生态效益。如政策落实得当,整个城市就会变得像海绵一样,雨季就可以把雨水蓄起来,旱季就可以把蓄积的雨水释放出去,那样,河流里面就能保持常年的水分。而在中国就缺乏这方面的法律。因此建议在做景观设计时,做一些雨水收集系统,但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大都不愿意这样做。然而如果是政府制定标准要求必须这样做,那大家就站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带动这个领域的快速发展。[10]
4)城市之间设计模式的抄袭和同质化
在城市内形态与空间设计无调性碎片化的同时,2012年以来,我国城市之间的设计模式却继续表现出抄袭和同质化现象:千城一面,千村一面,千街一面,漫步其中,“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早已成为一种久违的体验。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上,你会产生错觉,一个恍惚便会忘记身在何处。然而随着当代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种城市间的同质化引起的缺憾反而更为明显。
放眼望去,当今城市,犹如建筑工地般,每时每刻都在建造着摩天大楼。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国内每五天左右就会建成一座高楼大厦。这种“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城市特色的文化和独有的气质正在消失。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这种同质化的原因,即“高、大、全”。
(1)高——盲目追求高层建筑和西式建筑。盲目构建中心商务区(简称CBD),追求高层建筑。现在多数城市规划的中心商务区都是高层甚至超高层的建筑群或者是欧陆风情的西式建筑。据说,一幢近百层大厦,单日维护费用100多万元。但这些突兀怪异的欧式建筑,使得原有的整体协调风格被机械阉割,聚居历史特色被无情摧毁。
(2)大——追求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在中国追求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而缺乏精致的景观和人本主义下的建筑围合。例如中国山东省某市的中心广场面积竟有天安门广场的一半,足足有24公顷;然而在意大利被拿破仑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只有区区1.28公顷,意大利古建筑罗马市政广场也只有0.39公顷。
(3)全——争建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国许多一线城市的目标和愿景是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然而国际化大都市并不是短时间通过建造摩天大厦而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积累。首先,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前提是在国际经济与社会中站稳脚跟;其次需要许多类似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机构分部的支持;最后,需要特别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国际航线。
5)城市设计病例的持续性与浅表化
城市的合理设计,不仅可以加快城市的健康发展,并且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但是我国一个个“雷人楼”“地中海”“吃人井”的城市病例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城市设计审美意象紊乱。在中国不少城市地标性建筑的设计中,对当地审美习惯的把握、对审美文化的联想、对审美意象的表达以及对周边环境的统筹协调是否深入、全面和准确,值得怀疑和深思。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城市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因忽视对日常显性的物质层面上的地理尺度、人本层面上的生理尺度,以及隐性层面上的生态法则尺度和人本层面上的审美尺度的研判而产生的代价正在普遍显现。
6)城市设计病例浅表化波及中国乡村
城市设计病例的浅表化波及中国乡村,主要表现在:
(1)空心村现象普遍。由于国内的发展重心一直放在城市上,农村建设就成了我国规划和管理的软肋。数据表明,国内多个规划相对粗犷的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人口急剧减少、老弱留守、村舍破烂的现象,这称为空心村、一人村现象[11]。
(2)乡村集体文化生活缺乏,传统文化被现代商业市场取代。由于城乡差距较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批劳动力进城,使得偌大的村庄人烟稀少,丰富多彩的集体文化活动几乎消亡,现代商业气息浓郁的洋快餐文化市场乘虚而入。
(3)赶农民上楼,乡愁无处寄。农民虽然进城务工,但是仍生活在社会底层,背井离乡,乡愁无处寄托,虽居住在城市,但是文化生活贫乏,显然是精神上的城中村居民。
当前,有四大因素影响国内的农村聚居形态:一是国家政策对其聚居形态的影响。自我国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推动了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变化对其聚居形态的影响。新农村政策的出台、农村个体户轻纺业的产生等使部分农业走向产业化,农民耕作方式采用现代化手法,机械化劳作被广泛应用。多元化产业结构渐渐取代小农经济。现一二三产的高速发展替代了原本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三是生活方式变化对其聚居形态的影响。例如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等交通工具进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四是文化的多元性对其聚居形态也有一定影响。农村与外界的联系因为改革开放变得容易许多,这一现象也因为交通条件的便利而进一步改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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