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推动着我国经济转型，国家的兴衰成败就掌握在城市化进程中。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存在着重视土木工程类行业等显性内容的倾向，表现在重视土地空间、建筑物或建设项目的硬件、形体、构图、区划、方式、手法、高度、密度、容积率等方面的内容，而忽视城市设计的整体考量以及人文、环境等隐性或后续动态要素。实践证明，城市设计领域存在的这种倾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甚至病症发人深省。如果对其深入分析，则会发现这种倾向无不与城市规划与设计密切相连，无不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视野、不同的人类聚居的眼界和理念密切相关。

从近代城市设计的历史来看，人文主义一直是城市设计的思想源头，尤其是在城市病严重损伤各大城市生命力的背景下，借助技术手段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重视人文因素、以实践包容发展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思潮。城市设计者不仅要在设施上、建筑上提升城市形象，还要将文化融入其中，将城市的发展历史、地区文化、时代精神等进行深入提炼，挖掘出城市的灵魂，从而能精确、合理地传达出城市的形象，特别是城市设计要结合人的感知经验，建立起具有整体性、独特性的城市显性意象和城市隐性氛围，这样，艺术之美和人文之善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设计领域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这一时期，吴良镛先生致力于“人类聚居学”的研究，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基础框架，不仅在理论上有深入的研究，对实践环节也进行了细致的探索。但是，由于这一理念起步较晚，相关理论研究、法规机制、应对策略等相对滞后，导致现实之中的中国城市设计普遍存在诸多问题。

然而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关系不断恶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提到的西方工业化城市相关病症，也出现在了中国。城市病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地演变着，主要表现为失调和异化。而在当今社会，城市文化的演变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现实物质性文化空间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私人文化空间不断向偏远地区发展，并逐渐被孤立起来；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广场或创意园区在空间上不断扩张……成因有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城市设计之初，对整个城市系统的统筹不全面，结构或逻辑关系不科学；在具体的设计落实中对人的关注与关爱不到位；在管理方面，尤其是后期的运营环节中，服务质量远不及前期，品牌策划与形象设计无新意，难以服众。

2.虚拟非物质性文化空间的壮大与异化

当今世界分为两个方面：物质和虚拟。人们孤立地生活于一个个彼此分割、少有来往的现实物质性空间中，成为形同陌路的都市宅男宅女；又集体狂欢于微信圈群、微博天地、魔兽世界等亦真亦幻、抱团取暖的交互平台和梦幻的虚拟世界中，虚拟非物质性文化空间世界正悄然而又迅猛地扩张，挤压着现实世界，撞击和改变着传统意义上人们的内心世界、生活轨迹与聚居模式。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到以电气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从如火如荼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到风起云涌的3D打印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三次产业革命时代（或欧洲工业4.0时代），甚至未来U时代，人类的聚居空间文化，从现实物质性走向虚拟非物质性，不断发生着积极异化或消极异化现象。

这种人为异化现象在早期阶段对人类聚居具有积极意义，它丰富了原生态空间构成的内容、异化了原生态空间生长的规则、改变了原生态空间形态的面貌；而到了后期，原生态空间发展进程的自然轨迹与天然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引发原生态空间发生或将要发生更深刻的走向异化。本书更关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创造过程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特别是具体结合到工业革命后人类劳动这一突出的异化现象，这是人类聚居空间的消极异化现象。这种消极异化现象基本表现为功能异化、形态异化、意象异化等，具体如下：(www.daowen.com)

人类城市聚居空间功能异化：新城新区变鬼城，创意园区变商城，家庭社区变赌城；

人类城市聚居空间形态异化：历史名城蜕变为现代商城，文化遗址强拆为CBD，底特律变废都；

人类城市聚居地上空间异化：水漫金山，雾霾压城，首都变首“堵”；

人类城市聚居地下空间异化：地面塌陷，泉水干涸，煤都地道“战”；

人类城市聚居文化空间异化：文化创意园区“挂羊头卖狗肉”；

人类城市聚居虚拟空间异化：网络乱象，黑客丛生。

人类城市聚居空间在经济结构、空间形态等布局规划设计方面的简单化、功利化，造成消极异化现象源源不断。其深层原因无疑是物质经济刺激、利益驱动、私欲至上，从而导致精神疲软、文化失落、审美异化和伦理虚脱。

当代，中国城乡由于发展的不合理，存在着一些独特的病症，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简单地从制度层面对城市与农村进行一系列的分割，使城市和乡村成为相互独立的运作单元。由于各类资源的相对固化，造成了城乡间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水平、教育人才培养、社会福利实现等多方面的差距，人们高度聚居而非高质宜居。不合理、不规范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使得城乡发展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