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日常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生活模式也逐渐以农耕和饲养为主。但是原始农业阶段发展还不够成熟发达，“流浪式农业”种植方式使人们居无定所。后来人们通过提高土地管理和耕作水平来促使土地的重复性使用，即“轮作式农业”。与传统狩猎模式相比，农耕的操作、工具要复杂得多，建造长期稳定的住所更符合人们此时的切实需求。

（一）原始聚落的形成过程

中石器时代是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聚落飞速发展的阶段。该时期的聚落主要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指距今7 000年～6 000年的历史时期，以华北仰韶文化早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聚落最具代表性，主要居所是较浅的地穴或是地面较矮的建筑，以木为骨架，覆以草泥做成墙壁和屋顶，用来支撑和保温。后段（距今6 000年～5 000年）部分遗址中出现了套间形式的房址、井址。木工与建筑技术的进步促使更多的人工建筑涌现，居住形式的革命性变化也影响了人们家庭观念的转变，社会群体中的每个家庭可能都拥有了相对独立且较为固定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提高了家庭单位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聚落不仅仅具有传统的祭祀、管理、军事防护等功能，更多的是随着人们自发地对聚落功能进行重新整合与分工，而从属于中心性聚落，人类生活等级分层开始出现。

新石器时期，尚未形成专门化的集市，人们大多以氏族部落聚居为主。在母系氏族公社早、中期首次出现了图腾崇拜，随着人类生产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畜牧业方向转变时，代表农业和丰收的神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此时期，与农业相关的种种宗教仪式如祭天仪式、求雨仪式、庆丰仪式、出征仪式等被严格遵循。

与此同时，用于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逐渐在氏族内确定，不同含义的祭礼形式和地点成为人类生活信仰的一部分。研究发现，众多祭司台、神庙或洞穴内的图腾遗迹，大多是来自人类内心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城市广场起源于古代人类庆典和祭司的集体活动，它凝聚和寄托着公众对于生命和自然的信仰、希望，同时也让古代人类从狭小的私人空间局限内走出来，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人类公共的活动空间和生存时间，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自由的交流和休憩场所。广场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于空间的划分和利用，是“聚居”公共性、社会性的又一显著特征。它的出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一定数量个体按照相对稳定关系构成的“类群”；二是“类群”需要居住并且长期居住。中国西安临潼区姜寨的早期仰韶文化遗址以及乌克兰基辅特里波耶村落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处广场遗址。再有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早中期的考古遗址，也存在这种向心式的“聚落广场”形态。其共同点是村落的住房门户均是开向群体中心广场。这充分说明了中心广场在整个村落处于核心地位。这种综合性功能极强的中心广场应该是以后城市广场的原始萌芽。

（二）原始聚落设计及人文价值——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例(www.daowen.com)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建造的圣地建筑群——雅典卫城和巴特农神庙整体造型上符合黄金比例分割，形态优美。此成为欧洲文明的原始坐标和恒久灯塔。

希腊的古典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形态上，更支撑了后来欧洲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复兴，并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今西方社会民主意识精神、基本政体框架形式。正如英国戏剧学家威彻利所指出的：“广场甚至以压倒卫城的优势迅速发展，直至最后变成希腊城市中最重要的、最富活力的中心。”^[4]其文化城市和城市文化的神圣光芒照耀千秋，彪炳史册。

古希腊在重视聚居地硬件建设的同时，又非常重视社会道德生活和人的个体修养，将其视为整个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柏拉图撰写的《理想国》强调绝对的理性和强制的秩序，对希腊后期城市规划设计产生巨大影响。苏格拉底说：“就人生幸福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城邦和城市生活自然发展更好的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城邦大小适宜，并应是财产私有公用、贫富均等、民主法治的美好社会，这与我们今天的共享经济、共享设计、绿色低碳循环、民主法治等理念不谋而合。

古罗马时期，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观念以及后来不断演变成功利非理性的伦理思想，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和人们享乐心理的不断膨胀而产生，罗马城邦上下走向了穷奢极欲的短暂享乐狂欢中。但是古罗马城市的规划设计思想、艺术成就与贡献不容置疑，如实用主义和秩序思想，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所强调的理想城市包括形式美比值关系以及防御的功能需求、宜人原则等，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现今的聚居规划思想都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