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外有关聚居方面的研究，基本表现在以城市研究为代表的以下方面：一是都市文化理论研究，包括以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为核心的文化研究，如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城市发展史》，日本著名建造师隈研吾的《十宅论》《负建筑》，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论集》等；二是以都市文化、都市化进程为重点的城市文化研究，如中国刘士林的一系列都市化进程报告与著作——《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系列、《中国城市群蓝皮书》等，钱志新的《大智慧城市》，单霁翔的《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但总体更多关注城市的精神文化等层面，对聚居理念触及较少。

此外，还有关于城市规划应用实例、城市二维空间综合开发的研究，是由建筑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的结果。他们更多关注村镇硬件层面的内容，强调以土地区域为媒介的二维规划，如亚历山大·加文（Alexander Garvin）所著的《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对与错》，理查德·海沃德（Richard Hayward）的《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伟大的美国城市的死亡与生命》（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等。而吴良镛先生关于城市设计的真知灼见，如《城市设计与建筑创作》《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市规划设计》等，相对偏重于人居环境研究，其重要思想是本研究的指导理论之一。

1.国外城市聚居理论与系统设计研究概况及文献综述

欧洲传统社会以庭院经济和手工劳动为主体，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城乡形态发展模式，城乡结构日趋复杂，研究重点也随之转向城乡形态变更和改造方面。1853—1870年，奥斯曼（Hanssmann）的巴黎改造计划推动了城市近代化价值性探索^[2]。在此期间产生了极具创造性的城市模式，如“新协和村”（欧文与傅立叶，Owen＆Fourier），“田园城市”（霍华德，Howard），“带形城市”（马塔，Mate）、“工业城市”（戛涅，Gamier）等。19世纪末，田园城市理论、城市艺术空间设计和市政工程设计理论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核心。20世纪，城市规划方面，出现的新的主要理论有《广亩城市》（赖特，Wright）和《光明城市》（柯布西埃，Corbusier），但在系统性、深刻性上存在局限性，对于城市形态系统性认知缺失。直到20世纪60年代，凯文·林奇完成代表作《城市形态》《城市意象》，卡斯托弗（Kostof）完成《城市塑形》《集合城市》，他们针对城市形态的问题和城市形态的建筑元素成因机制，从更新的角度——类型学角度和社会经济技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和论述^[3]。20世纪60—70年代，学术界普遍出现单一区域规划的倾向，然而现实是城市功能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的特征，针对这一理论研究缺陷，简·雅各布斯提出了城市交织功能论。道萨迪亚斯注重城市交通枢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动态城市。麦克哈格（Mcharg）将自然与城市规划相结合，提出自然生态城市观，亚历山大（Alexander）强调多元体交织、半网络城市重叠统一体观点等。从历史传承角度提出的城市结构与形态的继承性拼贴城市（collage city）这一著名理论，来自知名学者科林·罗（Colin Rowe）和弗瑞德·科特（Fred Koetter）。肖伯格（Siobengs）分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形态结构模式。麦吉（MaGee）提出的新型城市区域Desakota模式以东南亚港口城市结构形态为研究标本^[4]。

近20年来，信息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网络与城市结构形态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迪克伊（Dickey）、卡斯特（Castells）、布洛奇（Brotchie）提出后现代社会城市结构形态转型理论，以道萨迪亚斯、戈特曼（Gottanman）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世界连绵城市结构理论，他们为城市结构形态演化注入更多生态、空间、文化及科技因素。其他还有新城市主义、紧凑型城市等理论和观念。美国经济和城市地理学家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另辟蹊径，提出关于空间聚集过程和产业综合体形成的“原始城市形态”概念，更加侧重从社会产业联系和成本的角度进行研究^[5]。

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城市发展产生多种影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与城市空间层级重整相互关联和渗透，城市变迁难免存在时代和全球化的痕迹。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发展问题，主要包括：卡斯特尔（Castells）强调连接、流、网络和节点等是未来世界空间结构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在其著作《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有翔实论述；弗里德曼（Friedmann）在他的《市民之城》一书中对城市体系以城市结构网络为标准进行了纵向划分。同时，信息化技术推动了城市形态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探讨全球化城市体系成为热点，除了汤森得（Townsend）提出的网络城市理念外，沙森（Sassen）的《全球城市》《世界经济中的城市》，珊卓拉克（Sandercock）的《朝向寰宇都会》等最具代表性^[6]。许多新的城市概念如连线城市、知识城市、智能城市、虚拟城市、信息化城市等逐一产生^[7]。

国外对城市形态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城乡融合及一体化过程中关于城乡形态发展的系统研究却不多见，大规模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城市蔓延、城市更新问题，如反思传统的社会形态模式，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展理想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形态研究。现有成果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因此关于城市聚居跨学科研究不再仅局限于空间设计，而是更多地将全球的政治经济、城市经营、低碳低熵的前沿领域融会贯通于其中，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

2.国内城市聚居理论与系统设计研究概况及文献综述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很早就出现类似城市规划的思想，低水平的生产力使得人类对外部环境产生敬畏心态，聚居形态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关系，其布局因贯彻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呈现合理状态。当时，城镇作为特定功能的综合系统，其形态深受中轴、对称、方正、高低与大小等级之类皇权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东南沿海沿河的城镇形态仍然以传统的规划及建设范式为主导，但同时还附加了一些殖民地特征。1949年后，尽管城乡获得长足发展，但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城乡现代化进程较慢，有关城市形态的研究成果零星出现。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研究才随着城乡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兴盛起来，主要集中在城市形态和乡村聚落形态方面。

宁越敏的《中国城市研究》系列主要从中国城市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问题来探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种种显性及隐性问题。《城市发展研究》期刊主要刊载了我国对城市发展规律、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规划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刘士林教授主编、笔者重点参与的中国社科院《城市群蓝皮书》，是针对我国城市群发展做出的报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回顾了三大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总体概况和阶段特征，并从多因子要素对未来中国城市群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孙施文作《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一文，针对现代城市规划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长期从事区域与城市研究的胡序威在《区域与城市研究》一书中，从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科学角度对区域和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研究。《中国城市发展：转型与创新》由叶南客、李程骅共同编著，基于当代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30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南京为标本系统探索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战略与创新路径。《中国城市史》由知名学者何一民编著，阐述了中国城市的缘起及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梳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脉络。针对城市化大潮裹挟下的乡村聚居相关问题，张建云在《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就地城市化研究——关于当前农村就地城市化问题的调研》中，针对当前城乡问题，为如何提高农民公共生活质量和妥善的乡村结构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3.国内外城乡结合或融合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

城乡一元生命体系统理念由笔者首次提出，几乎没有先验可鉴。但国内外有关城乡结合或融合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的文献颇多，这为本书的研究内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理论支持。

1）城乡共生理念(www.daowen.com)

最早应用于生物学中的“共生”一词及其理论，于1950年代以后逐渐被其他研究领域所应用，主要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在中国，学者袁纯清系统化地研究了共生理论，将共生理论应用于小型区域经济的研究，并对共生理论的本质、发生的条件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如今，在区域发展与城市群竞合关系的研究中共生理论得到了广泛运用，并且相关的成果丰富。^[9]

2）城乡接合部

在传统上，人类社会学的研究一般以城和乡作为分类，但对于城乡接合部的研究较少。顾名思义，城乡接合部主要指城市与农村的交接地带。关于接合部范围的大小，并没有严格的界定。美国社会学家伯德格和罗吉斯（Burdge＆Rogers）综合研究认为城郊交界处的城市与农村两个区域不再界限分明，而是呈现重合状态。从功能上看，这部分土地同时承担着城市和农村用地的功能，从形态上看，这部分土地上农田和建筑共生共存。因此城乡接合部同时具有城市和乡村的特征。

3）城乡一体化

“城乡融合”概念及城乡融合理论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指出要使得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社会生产带来的福利，社会全面公平地发展，就需要打破旧的分工制度，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城乡关系类型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城乡差距拉大，会加重社会不协调程度，从而进一步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弥合城乡发展的差距，而不是任由两者严重分离。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在19世纪提出，构成社会的主要力量包括从事农业劳动和受雇于工厂和国家的居民，他们应平等享有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种种福利^[10]。欧文提出组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工农业结合社会化大生产，并以“新协和村”来解决生产私有化与消费社会性的矛盾。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提出“法朗吉”^[11]的理想社会单元。

加拿大学者T.G.麦基（T.G.Maggie）提出“城乡融合区”概念，即在同一地域内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行为之产物。^[12]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城与乡，同等重要，不能截然分开；应当有机地结合，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13]。从价值取向上来说，明显是倾向自然环境。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代表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理论，提出了“用乡城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14]”的“田园城市”概念。1970年代后，美国经济学家利普顿（Lipton）认为城乡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是极端错误的。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城乡一体化理论发展基本经历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理论的提出与初步研究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开始延伸到城乡边缘区；第三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理论研究框架和体系开始形成，研究内容日趋丰富和成熟。但因为城乡一体化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景观等诸多方面，所以不同的学科在对其理解和研究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偏重性。^[15]

4）“山水城市”思想

中国“山水城市”之理念源泉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中国风水学说与理论。英国托马斯（Thomas）的“乌托邦”设计，R.E.帕克（R.E.Park）的城市生态学说以及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理论是代表作。“山水城市”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理论。

城市与乡村、人造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近百年来，西方先哲们致力于统筹、协调，为解决上述矛盾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研究。“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的理想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的风水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了东西方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殊途同归之处。美国马尔什、奥姆斯特德（March＆Olmsted）在19世纪中叶提出了“城市公园运动”；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在1898年提出的“田园城市”理想模式，其主旨是希望人们能生活在既具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又具有美好自然环境的新型城市之中；雷蒙·恩温（Raymond Unwin）的“卫星城镇”理论和美国建筑师佩利（Perry）的“邻里单位”理论在1920年代先后提出；1930年代，法国建筑大师柯布西埃“绿色城市”的概念和美国建筑师赖特的“广亩城市”思想等影响日盛。^[16]

以上中外文献反映出较为多样的城乡融合理念，就当时当地的微观层面分析，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与价值，但时代在发展，笔者认为其中不少观点尤其是所谓的传统城乡一体化理念已经过时，因其显现出其政治经济上的片面诠释、设计理念上的狭隘理解以及受经济关系、空间定位、生态环境、制度体制等方面的制约，并且还没有把城乡背后的聚居本质特性与规律真正揭示出来，对聚居生态背景下的生命特质没有深层认知，因此很难解决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旧有城市疾患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诸多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