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人类聚居学（又称人居环境学）的是希腊著名建筑师和城镇规划师C.A.道萨迪亚斯（C.A.Doxiadis）。这是一门从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生态、地理等多角度综合考察和交叉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一门新兴学科，以古希腊字源组成了一个新词ekistics，蕴含住房、人类定居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道萨迪亚斯通过对各种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中问题的反思，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人居环境的概念，并做了初步阐释和分析。从内涵上看，人类聚居学是一门与人类聚居模式相关的，以人与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技术等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学科，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使居民能够安全、幸福地生活”的聚居模式。首先，道萨迪亚斯认为人类聚居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广义上看包括所有人类住所的形式。它们可以是依托自然而形成的原始住所（如洞穴）或者是基于人类智慧而建造的屋舍，可以是临时搭建的场所（如帐篷）或者用于永久居住的坚固建筑（如以石材建造的建筑），可以是简单的构筑物（如农场里的单个房子）或者是复杂的综合体（如现代大都市）。其次结合城市发展的状况，道萨迪亚斯认为对人类聚居的研究十分必要。

20世纪40年代，以系统论、协同论、控制论等理论建立为基础，边缘与交叉学科发展迅速，城市环境问题成为不少学者开始深入探索研究的目标。1963年，道萨迪亚斯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学者创立世界人居环境学会（WSE），为人类聚居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居住环境恶化、城乡差距拉大、城市矛盾激化等问题的出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多学科学者关注的话题。在对传统建筑科学的融合基础上，人居环境科学获得快速发展，并在城市规划、软环境评价等领域产生影响。

自从20世纪50年代人类聚居学的思想正式提出至今，现代意义上的人类聚居研究和实践曲折前行。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美国建筑学家维克多·奥吉亚（Victor Olgyay）的研究成果《设计结合气候——建筑地区主义的生物气象学方法》，该著作记录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后10年里，众多建筑师结合各种自然气候环境、自然能源所创作的切实可行的作品。1984年，以马世骏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构成城市骨骼的框架，城市生态系统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城市内区域性环境问题（大气污染、噪声等），通过分析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功能服务的类型与内涵，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其在评价和维护城市环境、城市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中的重要作用，为人居环境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1989年，吴良镛先生首次提及“聚居论”，认为不能单纯研究房屋建筑，而应把房子看成人类聚居社区，包含社会内容、政治内容、工程技术等诸多方面。他在《广义建筑学》一书中，进一步把聚居与“人居环境”相联系，提出人居环境建设要有机结合科技与人文，以人为本是核心等。钱学森先生受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启发，针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方面的哲学指导问题，提出了“山水城市”构想。

国际上不断兴起人居环境学研究热潮，人类聚居学长期聚焦于什么样的环境才是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最佳环境等问题的探索，这在城乡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研究这些问题的最终目标是以地球村为整体视角，将人居环境塑造成绿色、有机、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空间。(www.daowen.com)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利弊共存的结果，人们在享受城市现代化的同时，也感受到城乡差距的拉大及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而现有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对现实中的诸多问题缺乏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面对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巨大的城乡二元分割对立的复杂局面，针对城乡建设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我们迫切需要探究新的学术理念和思想。

在国内学界，1993年中国科学院在技术科学部会议上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并建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的深入研究命题。在政府层面，21世纪初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人居环境理念：“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共中央2006年1号文件、2007年1号文件、2008年1号文件等多个文件中都有涉及“人居环境”的内容。时至今日，改善人居环境仍然是政府关注的民生焦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报告乃至最近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上述文件或报告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对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人居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且在新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政府文件关注的重心也在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这需要我们对人居环境的现状及挑战做全面分析，反思传统理论和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寻找促进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