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脂、面膏

东晋时期，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卷6中，记载了许多治疗面部疾病和增白的面药方，其中所用药物大多为中药草，如细辛、干姜、椒、白芷、甘草、半夏、茯苓、芎䓖、真珠屑、白附子、鹿角尖、羊脂、狗脂等。在其“头不光泽，腊泽饰发方”中，用到了青木香、零陵香、甘松香和胡粉等香药。^[33]

唐代，美容护肤药品种类繁多，有兰膏、面脂、口脂、降雪、紫雪、腊脂、澡豆、香饵脂膏等十余种。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5《妇人面药第五》中，记载了面脂、面膏、面药、悦泽面方、澡豆方和手膏方等39首，其中使用香药较多的有：

面脂主要及皴靥黑皯，凡是面上之病，悉皆主之方：

面膏方：

令人面水白净澡豆方：

①（唐）孙思邈撰，鲁兆麟等点校：《千金翼方》卷5《妇人一·妇人面药第五》，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56～59页。

在各种面药方的药物配伍中，大多会用到香药，其中有丁香、木香、零陵香、沉香、麝香、甘松香、白檀香、青木香、密陀僧、胡粉、香附子等，而用的最多的是丁香、零陵香、麝香、青木香、胡粉、香附子和密陀僧。

此外，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第6《七窍病》中，记载了各种洗手、洗面、澡豆方81首。其中，“治面黑不净，澡豆洗手面方”中有甘松香、木香、麝香、白檀香、丁子香等；“澡豆，治手干燥少润腻方”中有零陵香、丁香、麝香等；“令黑者皆白，老者皆少方”中有青木香、麝香等；“治面上皴黑方”中有丁香、零陵香、沉香、麝香等。^[34]王焘在《外台秘要》卷第32中，记载面脂、面膏、手膏、口脂、头膏、澡豆等方200多首，其中的“面膏面脂兼疗面病方”所用香药计有丁香、零陵香、沉香、麝香、栀子花、青木香、甘松香、白附子、密陀僧、白檀香、鸡舌香、胡粉、附子、珊瑚等。^[35]可见，香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之广泛。

当时，美容药品常被当作高档礼品赏赐或赠送。《全唐文》中收录了许多大臣对皇帝赐口脂面药的谢书。如张九龄的《谢赐香药面脂表》云：“赐臣裛衣香、面脂，及小通中散等药。……雕奁忽开，珠囊暂解，兰薰异气，玉润凝脂。药自天来，不假淮王之术，香宐风度，如传荀令之衣。”^[36]刘禹锡的《谢敕书赐腊日口脂等表》云：“赐臣及将士腊日口脂、香药、红雪等。……特降玺书，重加灵药，润之膏液，袭以兰芳。”^[37]有些面脂手膏通过赏赐流入市场，成为人们争相购买的商品，史称“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38]。美容药品在唐代上层社会中的需求量很大，美容化妆已成为社会时尚。

敦煌文书绝大部分属于佛经写本，中医药文书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医药文书的内容涉及僧医、藏医和道医诸方面，其最大特色是以香药组药成方。在敦煌医药文书的1024首处方中，使用香药种类达40余种，其中就有许多面脂、面膏、洗发、香衣方。

P.3378《杂疗病药方》

羊髓面脂，久用香悦甚良方：丁香三分，麝香三分（别研，绵裹煎膏，绞讫更内香，煎十数沸除之），香附子三分，青木香三分，白附子三分，芎䓖四分，辛夷仁三分，萎蕤三分，白芷三分，甘松香二分，零陵三分，藿香二分，白僵蚕二分，白蜡八分，羊髓三升，桃仁脂三合，猪脂七合，熊白三合，酥三合，上切。诸药绵裹，以清酒七合，水七合和渍一宿，并内脂中暖火煎，水尽绞去滓。别研麝香，绵裹于膏中，煎十数沸，绵滤度，以楊木提搅使光，用之如法。^[39]

此羊髓面脂方基本上以中药材为主，所用香药仅有丁香、麝香、青木香和甘松香几味，当是由中原地区传到敦煌地区的美容护肤医方。

P.3930《头、目、产病方书》

麝香水：洗面上黑䵟，麝香水研涂之即差。

又方：密陀僧磨涂之即差。^[40]

苏恭《唐本草》云，密陀僧，又名密陀、没多，“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亦有白色者，作理石文”。密陀僧可治面上黑䵟，面膏药多用之。

S.4329《美容方书》

面膏方：玉屑一两，白芷一两，白蚕一两，白蜜一两，薰陆香三两，辛夷一两，白附子三两，土瓜根一两□。^[41]

（二）佩香

唐宋时期，香药除了用于饮食、酿酒和美容护肤之外，还大量用于佩带、焚香、熏香和建材等方面。

先秦时期，人们喜欢在身上佩戴香囊，以达到香身、祛虫、辟秽的作用。《山海经》载有熏草、郁金、茅香等7种香草，“佩之，可以已厉〔疠〕”。汉代，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史记·礼书》记载，天子“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史记索隐》引刘氏云：“侧，特也。臭，香也。茝，香草也。”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了4个锦绣香囊、6个素绢香囊，还有香枕和整枝茅香。这些香囊、香枕里面装有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蘅、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料。^[42]香囊不仅可以用来佩戴，还可以悬挂在帏帐内或车里。

唐代，佩香、熏香之风愈加盛行，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当时，随着外来香药的增多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所用香药的品种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且赋予其不同的文化内涵。王焘的《外台秘要》卷第13中，有一种治鬼魅精魅的“吃力迦丸方”，该香丸用吃力迦（即白术）、麝香、诃黎勒皮、香附子、沉香、青木香、丁子香、安息香、白檀香、荜拨、犀角、薰陆香、苏合香、龙脑香等15味香药制成，据说这种香丸用袋子装好后佩戴在胸前，可以驱鬼辟邪。^[43]这么多名贵香药集聚在一起，佩戴在胸前，可以说香气四溢，即便不能祛鬼神，至少也可驱蚊虫。苏鹗在《杜阳杂编》卷下中记载，同昌公主乘坐的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44]。五色香囊里装着各种名贵香药，芬芳远飘，令人回目，可谓“宝马雕车香满路”。不过，这种用香习气过于奢侈，远超出实际需要，成为一种夸耀的个人行为。总之，唐代的佩香不再局限于本土芳香植物，而是较多采用外来香药，佩香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唐人而言，佩香的意义不单是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更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宋代是中国香文化的高峰时期，佩香名目繁多，用料各别，制作方法互异，其种类有软香、香珠、拂手香和香囊等。拂手香多制成花形香饼，窨干穿穴线，悬于胸前。据《春明退朝录》卷下记载，宋初，越王钱尚文供奉之物“又有香囊、酒瓮诸什器，莫能悉数”^[45]。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5中云，1114年（政和四年），宋徽宗开始独揽朝纲，检察大内诸司局，将奉宸库并入内藏库，并将所藏香药分赐给大臣和近侍，其中有龙涎香两块。时“诸大珰争取一饼（古龙涎香），可直百缗，金玉穴而以青丝贯之，佩于颈，时于衣领间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因古龙涎始也”^[46]。南宋时期，皇亲国戚入宫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47]。贵妇出游，必携香球，车辆驰过，香烟如云。陈敬的《陈氏香谱》卷3《佩熏诸香》中，收录“笃耨佩香”“梅蕊香”“荀令十里香”等佩带、薰衣、裛衣香方共44首，从中可以窥知宋代佩香之大概。^[48]

（三）焚香

焚香源于古人在“燎炭取暖”之余，间或在炉内放入松柏、树枝、茅草等芳香型植物，以趋灭室内蚊虫及消除秽气。正如《周礼》所说：“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春秋战国时期，熏香是贵族的专利，而并非人人都可以享用。《庄子·让王篇》云：“越人熏之以艾。”《韩非子·外储说左》云：“熏以桂椒。”秦汉时期，焚香日益普遍化，无论在祭祀、奠仪活动中，还是在贵族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焚香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礼仪习俗和生活方式。在焚香方法上，改变了过去直接燃烧香料的做法，用燃烧的木炭熏烤香料，并出现了博山炉等香具。关于西汉时期的熏香情况，从考古文物和文献记载可以窥知：在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了陶熏炉和竹薰笼，在陶熏炉炉盘内盛有茅香、高良姜和藁本等香药。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月氏国贡神香。后长安大疫，宫人得疾者，便烧之，病即差。百里之间闻香气，积九月而香不灭”^[49]。东汉时期，西域地区的苏合香已经传入中土。但是，由于苏合香价格昂贵，仅限皇室及部分贵族阶层享用。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苏合香、郁金香的价格可与美玉相比，“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蓠、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苏合香既可用于薰衣、薰帐，还可用于尸体防腐。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烧香、熏香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之路，也是一条香药及香文化传入之路。佛教兴起之初，十分推崇香药，其后两千余年间，用香风习不改，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有佛寺处必有香烟，居士之家必设香案宝鼎之景象。《翻译名义集·众香篇三十四》云：“香为佛事，如大论云，天竺国热，又以身臭故，以香涂身，供养诸佛及僧。”熏香、焚香在佛教寺院香药消费中占据很大部分。在《佛说陀罗尼集经》卷3中，记载了对佛的21种供养方法，可归纳概括为香水、烧香、杂色幡、燃灯、饭食五种。燃灯、供香是供佛的基本内容。《大日经》中则有六种供养，即水、涂香、花、烧香、饮食、灯明香等。在《行法肝叶抄》中，以六种供养象征六波罗蜜：水代表布施波罗蜜，涂香代表持戒波罗蜜，花代表忍辱波罗蜜，烧香代表精进波罗蜜，饮食代表禅定波罗蜜，灯代表般若波罗蜜。此外，在佛教密教中，依三部、五部区别，所用香药也有所不同。据《苏悉地羯罗经》卷上《分别烧香品》记载，供养佛部、莲花部、金刚部等圣众的香各有区别，中央佛部（毗卢遮那佛，法界体性智）供沉香，东方金刚部（阿阇佛，大圆镜智）供丁香，南方宝部（宝生佛，平等性智）供龙脑香，西方莲花部（阿弥陀佛，妙观察智）供白檀香，北方羯摩部（不空成就佛，成所作智）供薰陆香（乳香）。龙脑香、乾陀啰娑、娑折啰娑、薰陆香、安息香、娑落翅、室唎吠瑟吒迦等香，称为七胶香，为最胜最上者，以此和合而烧之，可通用于佛部、金刚部、莲华部之息灾、增益、降伏等三种法，共为九种法。以香供养佛、菩萨的常见方法是烧香、涂香和抹香。供佛之外，供养经典也需要香。据《法华传记》卷10《十种供养记九》记载，鸠摩罗什说，若要供养《法华经》，须依经说，略备十种供具：一花、二香、三璎珞、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七璠盖、八衣服、九伎乐、十合掌也，其中香就占了四种。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鼎盛时期，上至皇帝，下至黎民，或利用，或迷信，大都推重佛教。唐朝盛行在新近逝世先皇忌日行香的习俗，每年赐给寺院大量衣钵、香药等物，以便行香设斋。唐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崇敬释氏，每年春天用百品香和银粉涂饰佛室。在佛教的礼拜仪式和重大法事活动中，每年都要消费大量的香药。1987年，在唐代法门寺地宫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香具和珍贵的香药，其中香具有香囊、香炉、香盒、香案和手炉等，香药计有11块，共重1701克。同时出土的《衣物账》碑铭记载，唐懿宗供养“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沈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这些都是唐代帝王崇佛的明证，同时说明寺院是皇宫以外最大的香药消费场所。自古以来，佛教提倡在打坐、诵经等修持功课中使用薰香，以营造芳香庄重的修炼环境。据《梦粱录》卷3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僧人结夏后，安居禅教律寺院，受信众供养，不敢起单外游。“自结制后，佛殿起楞严会，每日晨夕，各寺僧行持诵经咒，燃点巨烛，焚爇大香。”^[50]印度佛教所用的香药主要有沉香、檀香、龙脑和茅香等。沉香闻之令人身心沉静；檀香清凉使人消除困顿。在佛教文化的濡染下，中国人对沉香和檀香情有独钟。

在西北地区，藏族人民很早就有焚烧松枝驱除污秽或供奉神灵的习俗，即“煨桑”。煨桑是人们在屋前、路边燃上一堆柏枝和香草，并不断地向出征者、狩猎者身上洒水，意为用烟和水驱除各种污秽之气。此外，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习惯在星光灿烂的月夜，把衣服、被褥等用品晾挂在室外，白天则点燃芳香类植物或矿物，烟熏房屋或居处，以达到消毒、除味、避邪、祛虫蚊的效果。据文献记载，7世纪前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吞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佛法。吞弥·桑布扎回到吐蕃后，将印度的熏香技术引入吐蕃，并根据当地的地域特点，利用本地特有药草，发明了藏香（藏语音“贝”）。继吞弥·桑布扎后，宇妥·元丹贡布、第玛·格西丹增平措、莲花生大师、雅龙格巴大师等进一步改进藏香，使其从原料、配方、制作工艺、品种和效用等方面更加多样化。8世纪中叶，印度佛学大师莲花生到吐蕃传经授教，其足迹涉及山南、日喀则、阿里、拉萨等地。相传，莲花生大师看到当地僧侣和百姓喜欢焚香，就利用自身知识及在域外所见技术，结合当地民间的寺庙制香技艺，配制了多种藏香，如敏珠林寺、桑耶寺、哲蚌寺和布达拉宫等贡佛用香和寺庙生活用香。这些经典的藏香配方虽历经沧桑，但其中的一些品种仍流传至今，并得到后来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如目前的环宇香、八宝香、敏珠林香、康珠藏香等。宇妥·元丹贡布在《四部医典》中，详尽地记载了各种香熏疗法。《四部医典》记载药物1000余种，其中有关香熏疗法的常用药物有30多种，如沉香、甘松、檀香、肉桂、硇砂、麝香、木香、藏红花、冰片、琥珀、唐古拉特青兰、藏菖蒲、藏蔻、烈香杜鹃花、松香等。藏红花、藏菖蒲、藏蔻、唐古拉特青兰等为藏药所独有。

传统藏香的原料以柏木为主，再加入藏红花、雪莲、甘松、檀香、苏合香、沉香、麝香、丁香、肉蔻、没药、当归、艾叶、松胶等。由于藏香所用香药种类、分量不同，其功效、香味自然有别。这些香药有的出自西藏本土，有的则来自周边邻国。如檀香来自印度，苏合香油出于地中海地区，没药源于索马里等。藏香作为藏区信教群众敬神、拜佛的必备信物，信众常用燃香这一方式表达对诸神和佛祖的虔诚信仰，并希冀诸神降福于他们。这种焚香祭祀活动经过长期演变，变得日益丰富和相对规范，并融于佛教仪轨，形成了独具藏地色彩的完整体系。

印度丰富的天然香药，浓厚的佛教文化，以及独特的香药文化，对周边地区吐蕃、突厥、回鹘乃至对中国内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传入西北地区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香药文化。如佛教传入吐蕃以后，佛苯之间经过长期的碰撞、融合，形成了藏传佛教以煨桑、香供为特色的祭祀文化。正是对香药以及香文化的共同认知，使佛教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得以沟通与交融，并使藏传佛教文化成为沟通、凝聚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独特文化体系。(www.daowen.com)

（四）熏香

魏晋南北朝时期，香药品种更加丰富，用香风气盛于两汉，傅粉薰衣成为名士的标志。《颜氏家训》卷3《勉学》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并且“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51]。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六味熏衣香方”：

沈香一片，麝香一两，苏合香，蜜涂微火炙，少令变色。白胶香一两，捣沉香令破如大豆粒，丁香一两，亦别捣，令作三两段，捣余香讫，蜜和为炷，烧之。若熏衣著半两许，又霍香一两，佳。^[52]

六味香药分别是沉香、麝香、苏合香、白胶香、丁香和藿香。这六味香药的组方与做法，奠定了后世各种熏衣香方的基本组方。

隋唐五代时期，合香制作技术更加成熟，香熏在宫廷中十分盛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就云：“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诗句描绘了当时用郁金香薰翠被的画面。这一时期，人们对外来香药的认知逐渐加深，熏衣香方的制作有了较大进展。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6《七窍病》中，记载熏衣香方3首、湿香方2首、裛衣香方3首：

熏衣香方：

又方：

又方：

湿香方：

又方：

裛衣香方：

又方：

又方：

①（唐）孙思邈撰，鲁兆麟主校：《备急千金药方》卷6《七窍病》，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从上可以看出外来香药在熏衣香方中的配伍情况。

此外，宋思邈在《千金翼方》卷第5《妇人一·熏衣浥衣香第六》中，记载了熏衣、浥衣香方6首，具体包括熏衣香方1首，浥衣香方2首，香体方2首（口服用），香粉方1首。^[53]王焘的《外台秘要》卷32中，载有“熏衣湿香方”5首，“裛衣干香方”5首，其中所用香料绝大部分为外来香药，计有沉香、麝香、零陵香、薰陆香、丁子香、甲香、甘松香、檀香、苏合香、艾蒳香、青木香、苜蓿香、雀头香、郁金香等。^[54]唐代的香匠们不仅研制出各种熏衣、裛衣香方，还注意从香药的燥湿粗细把握成品的质量。熏衣湿香方是将香药捣碎后，用蜜调和，然后放在熏笼中焚烧。裛衣香，也作浥衣香，又称“干香方”，是将香料捣好后，不加蜂蜜，制成干香，用绵或绢裹好，放在衣箱或佩戴在身上，让香味自然地沾上衣服。裛衣与薰衣相比，方法简便实用，把捣好的干香用绵裹好放在衣箱中即可。唐代的薰衣、裛衣香方达十余种，使用香药更多达数十种，每种香方配料不尽相同，足见唐代熏衣香方之丰富，熏衣风气之盛行。

在熏衣香方和裛衣香方中，檀香、薰陆香和苜蓿香是最常见的外来香药。此外，郁金香常被用于薰被、薰衣和熏毯诸方面。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旧时人主所行，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55]在唐宣宗以前，皇帝行幸时，先以龙脑、郁金铺地，直到宣宗时，才废止了这种习俗。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描绘了皇帝临幸时，红绣毯上撒满龙脑香、郁金香的奢华场面：“今宵驾幸池头宿，排比椒房得煖无？……安排诸院接行廊，外槛周回十里强。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56]此外，唐代诗人王绩在《过汉故城》中，记载了皇宫中晨起宝鼎食、夜洒郁金香的奢侈生活。“大汉昔未定，强秦犹擅场。中原逐鹿罢，高祖郁龙骧。经始谋帝坐，兹焉壮未央。……翡翠明珠帐，鸳鸯白玉堂。清晨宝鼎食，闲夜郁金香。天马来东道，佳人倾北方。”^[57]诗中虽托名为汉朝，然郁金香实未见于西汉时期之著作中，且作者是唐初人，其所叙当为唐宫中事。宫廷大内，巨宅深院之中，无不香烟缭绕；勋戚达官，公主贵妇身上，更是香气袭人。贵族王侯之家虽然没有皇室的气派，把郁金香洒在地上，但是他们用郁金香薰被、薰衣，则是普遍现象。

958年（显德五年），占城“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58]。大食蔷薇水等制剂的输入，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

敦煌文书S.4329号《香药方》中计有熏衣方二、面脂方三、面膏方二、洗面散方一、面散方一，口腔清洁剂及生发方各一，其中熏衣香方用到的香药有沉香、甲香、丁香、麝香、甘松香、薰陆香、白檀香、苓陵香、青檀香等。

S.4329《香药方》

熏衣香方：

沉香一斤，甲香九两，丁香九两，麝香一两，甘松香一两，熏陆香一歹，白檀香一两。右件七味俦碎，□□承接为半和合相着，蜜和之。

裛衣香方：

苓陵香□两，吴藿六两，甘松四两，霍香四□，青檀香三两，沉香三歹，□件裹一捣生丝袋盛之。^[59]

宋代，外来香药数量的增多，广大平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香药知识的积淀和官僚贵族阶层香药消费的影响，共同促进了城市平民阶层对香药的消费，无论在饮食、医疗、美容、建筑，还是在各种庆典仪式、宗教活动、节日习俗中，香药都成为不可缺少的消费品。香药消费在宋代城市平民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随着香药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顺应这种变化，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香药本草专著和方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太平圣惠方》和《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等。宋代医家十分重视香药，在各种医方中普遍使用香药，并有直接以香药命名的药方，如“苏合香丸”“安息香丸”“木香散”等。宋代以前的香方大多为熏衣香方和香体方，而宋代医书记载的香方种类更加多样，有芬积香、衙香、清远香、降真香等香品香方。如《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卷10录有芬积香、衙香、降真香和清远香香方4首。洪刍的《香谱》中，收录了熏衣香、帐中香、牙香、印香、梅花香、衣香、供佛湿香、公蕊香、窨酒龙脑丸、球子香、香饼和香粉等香方，其中有熏衣香方2首，以及介绍熏衣方法的“熏香法”1首。陈敬的《陈氏香谱》中，将香方明确分为印篆、凝和、佩熏、涂傅等四类，并将各种香方按类别收录，其中有“熏衣香方”9首。

香药贸易是宋代经济活动中的一大奇观，它在丰富中医药药材品种，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助长了奢靡之风。据《宋史·礼志》记载，凡宫廷大宴，“殿上陈锦绣帷帘，垂香毬，设银香兽前槛内”^[60]。至于宫廷祭祀所费香药则更多。早在梁武帝时，南郊、明堂用沉香，北郊用上和香。用名贵沉香祭天亘古未见。1098年（元符元年），左司员外郎曾旼言，此前先按何佟之议，在南郊、明堂用沉香，北郊用上和香，北极星官、天皇大帝而下皆用湿香。后应曾旼之请，众星之位，亦各设香。^[61]可见祭祀用香之广，消费数目之巨大。此外，据《宋史·仪卫志二》记载，在宫中导从中有女冠二人，“紫衣，执香炉、香盘”；奉龙脑盒二人，“衣绯销金袍，并高脚幞头”^[62]。宫中导从始设于五代汉乾祐年间。宋代，随着外来香药数量的增加，用香逐渐平民化和普遍化，熏香不再是皇室宗亲和富商大户的专利，名臣雅士在品茶、读书、聚会时都喜欢焚香。在宋真宗时，名臣梅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视事，必焚香两炉，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开两袖，郁然满室浓香”^[63]。神宗时，旷代廉吏赵抃也喜欢焚香。《燕闲录》云：“赵清献公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64]

（五）香材

香药和香材还被用于建筑和家具制作。汉代的“椒房”就以香屑和泥涂壁。唐朝统治阶层对香药的滥用，己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大凡权要富贵之家，或把麝香、乳香、沉香之末和入红粉泥壁，或用文柏、沉香、檀香之木作栋梁。如唐中宗时，宰相宗楚客新造一宅，以文柏为梁，以沉香和红粉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65]据《新唐书·李白传》记载，唐玄宗在宫内建有沉香亭，“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李）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66]。杨国忠的“四香阁”，更是“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其奢华程度超过了沉香亭。^[67]唐代宗在位时期，宰相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68]。元载的私宅芸辉堂，以沉香为梁，芸香涂壁，富丽堂皇。由此可见，唐代外来香药在熏香、建筑这两个方面耗费极大。帝王将相竞相奢侈，而富商大户也毫不逊色。陶谷在《清异录》卷下《居室门》中记载，长安富室王元宝“起高阁，以银镂三棱屏风代篱落，密置香槽，〔香〕自花镂中出，号含熏阁”。当时，外来名贵香药虽大量输入中国，但就整个社会需求而言却是杯水车薪。

自晚唐五代，中国虽无以沉香木或檀香木直接制作的芳香建筑，但并不妨碍古人用更炫技性的手法展示更生动的芳香建筑。时尚虽变，但炫耀之心不变。南宋时期，赵梅石的“沉香连三暖阁”，“窗户皆镂花，其下替板亦镂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于内，香雾芬郁，终日不绝”^[69]。南宋在焚香和建筑的紧密结合上，其趣味性比唐代直接用香木建造房屋更胜一筹。

唐宋时期，中国家具制作进入崭新时代，其用材间用香木。唐玄宗时，曾在亲仁坊给宠臣安禄山建造了一所豪宅，并赐给其各种贵重的家用物件，其中就有帖白檀床二张。《资治通鉴》卷216载其事云：“（天宝十载）上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70]据《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871年（咸通十二年）五月，“上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沉香高座”^[71]。《资治通鉴》卷252亦云，唐懿宗“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彻〕沈檀讲座二，各高两丈。设万人斋”^[72]。以沉香、檀香为讲座，且高两丈，实属罕见。此外，乳香还用于制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