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民族政权。唐末，拓跋思恭占据夏州，统领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建立夏州政权。宋初，李彝兴遣使朝宋。夏州政权在名义上臣服于宋，却是一个具有地方性和民族性双重性质的政权。

西夏地处宋、辽、金、唃厮啰、回鹘各国之间，扼守丝绸之路要冲，具有南北交会、贯通东西的地缘优势，可以直接与西域、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还可以通过收取过往商旅商税，坐收渔人之利。李继迁攻占灵州前，夏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西域贡使、商旅多经此地前往中原地区，并在西夏境内进行交易。自李继迁攻取灵州、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后，灵州、凉州重又成为东西贸易通道和商贸中心。但是，在整个北宋时期，宋夏间战争不断，河西走廊贸易通道时断时续，西域诸国与宋朝的贸易随着宋夏关系的好坏而起伏不定。北宋灭亡后，南宋偏安江南，基本上退出了丝绸之路陆路贸易，西域诸国经西夏与金朝的贸易日渐突出。

西夏的对外贸易以榷场贸易为主，以朝贡贸易与和市贸易为辅，同时还参与东西方中转贸易，呈现出多元发展格局。西夏通过与宋朝的中继贸易，将获得的丝绸、茶叶等商品转卖给西域各国；同时，又将从西域诸国获得的香药、珠玉以及土特产品等，转销到宋、辽、金朝。

榷场贸易是宋辽夏金时期隶属于不同政权的地区间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它是通过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并在政府官员严格管理、兜揽承交、评定货色等级、征收商税等条件下进行商品交换的。宋辽夏金政权都曾在各自的边界设立榷场，与缘边邻国或邻族进行物品交易。可以说，榷场贸易是各民族政权顺应经济发展要求和人民生活需要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易模式。《金史·食货志》云：“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176]西夏与宋朝的关系虽不同于辽、金，受宋朝的册封并频繁遣使入贡，但恰如司马光所说，谅祚之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177]。

李继迁之前，党项人居住在银州和夏州以北的千里不毛之地，只能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羊、马及畜产品。982年（太平兴国七年），李继捧率族人朝宋，并留居京师，而其弟李继迁叛逃，率数十人奔入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南部）。985年（雍熙二年）二月，李继迁在夏州起兵，诱杀夏州都巡检曹光实，攻克银州。翌年，辽以义成公主嫁给继迁，并册封其为夏国王。998年（咸平元年）春，李继迁上表归顺，真宗授其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1002年（咸平五年）三月，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以为西平府”^[178]，并迁都于此。此后，西夏在灵州、夏州党项人屯聚的赤沙川、骆驼口等地设置榷场。灵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唐末吐蕃占据陇右地区以后，西域各国使者、商贾、僧人多经甘州、凉州、灵州至长安。夏州北出，经天德军可达贝加尔湖，自唐末吐蕃占据河西以后，回鹘使节常过夏州南下至长安。

1004年（景德元年）正月，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继位。李德明继位之初，积极改善与宋朝的关系，宋夏间大体保持着友好交往。《宋史·食货志》云：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179]

在宋夏战争爆发前，保安军榷场是双方唯一正式的贸易场地。西夏从北宋进口的货物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等，它们大多是供统治阶层享用的奢侈品，而西夏向北宋出口的除了驼、马、牛、羊、毡、毯、药材等土特产品外，还有从西域诸国购买、转手卖给宋朝的玉石、安息香、檀香、番红花、腽肭脐、硇砂、琥珀等。香药是宋朝与西夏间官方贸易的重要物品，同时也是民间互市的重要货物。在西夏向宋朝的贡品中有安息香、硇砂、琥珀等，在双方榷场贸易中香药的交易量列在瓷漆器之前，姜、桂、椒也赫然在列。西夏出产的药材种类较多，质量较好，对外输出量较大。例如：麝脐（即麝香）可以入药或作香料；苁蓉可作药材且营养价值高；蜜蜡（琥珀的一种）是制作蜡烛精品的原料。此外，甘草、红花、柴胡、大黄、枸杞都是非常重要的中药材。榷场内有宋、夏两国的税吏，他们根据本国税收政策，分别向本国商人征收交易税。商人在纳税、交牙钱、领取证明文件后，方能交易。从上文还可看出，宋夏间不仅通过榷场互通有无，而且宋廷还允许西夏贡使在京师自由贸易。李德明每年派人在边界地区与宋人进行交易，并且规定按交易数量的多少给以赏罚，有时还会杀死贸易不力的使者。

宋夏间除了官办性质的榷场外，在边境地区还有一些临时私设的榷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记载：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乙卯）河东缘边安抚司言：“麟、府州民多赍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望许人捕捉，立赏罚以惩劝之。”上曰：“闻彼歧路艰险，私相贸易，其数非多，宜令但准前诏，量加觉察可也。”^[180]

宋朝边臣认为，麟、府州民私自携带货物，擅自在夏州边界地区设立榷场，与边民进行交易，这有违朝廷禁令，希望朝廷严加处置，予以禁绝。但是，宋真宗认为，私设榷场规模不大，交易数量有限，重申禁令，稍加约束便可，对其采取默许的态度。

宋夏间的榷场贸易常因政治和战争因素而停止或恢复。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西夏于石州（今山西离石县）的浊轮谷筑堡建榷场，招诱商旅。真宗诏缘边安抚使予以禁止。1017年（天禧元年）三月，夏人在延州卖马，然后直接易物而归，且蕃商所易多为禁物。因此，宋廷“禁延州民与夏州牙将互市违禁物者”^[181]。1034年（景祐元年），元昊率兵攻打环庆路，杀掠黎民百姓。翌年，元昊又率众攻打唃厮啰，夺取瓜、沙、肃三州。1038年（宝元元年），西夏建国后，宋真宗诏令停止与西夏间的互市贸易。据《宋史·食货志》记载：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二军。继言驱马羊至，无放牧之地，为徙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既而蕃商卒无至者。^[182]

元昊称帝后，宋廷削夺其封爵，废止榷场贸易，并出兵征讨。而元昊则踌躇满志，继续趋兵向南，深入宋朝腹地。此后，宋、夏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市西北）发生三次大战。经过反复较量，宋军指挥失当，疲于奔命，多次败北。西夏因“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思纳款”^[183]。1044年（庆历四年），宋夏间经过残酷的战争和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妥协，订立盟约。宋廷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并同意重新开设榷场。1046年（庆历六年），宋朝在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砦（今宁夏固原市）设置榷场，用纺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换取西夏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以及各种畜产品和药材。后来，西夏商人驱赶牲畜到榷场，因没有临时放牧之地，故迁保安军榷场至顺宁寨（今陕西志丹县顺宁镇）。但是，由于顺宁寨榷场离西夏边界太远，后“蕃商卒无至者”。在宋夏间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只设保安军和镇戎军两个榷场，实在太少。西夏曾多次请求增设榷场，但均遭到宋廷的拒绝。

元昊死后，其幼子谅祚嗣位，母后没藏氏和母舅没藏讹庞当政。国相没藏讹庞侵耕宋地，使宋夏关系再度趋于紧张。《宋史·食货志》云：

（嘉祐二年二月）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庞籍谓：“非绝其互市，则内侵不已。且闻出兀臧讹庞之谋，若互市不通，其国必归罪讹庞，年岁间，然后可与计议。”从之。初，第禁陕西四路私与西人贸易，未几，乃悉绝之。^[184]

宋夏间因耕地问题发生冲突，宋朝先禁绝陕西四路私市贸易，继之又停止榷场贸易。自讹庞侵耕屈野河地，宋夏间公私市贩尽绝。直到1063年（嘉祐八年）十一月，“谅祚移文陕西经略使，请置榷场，复通互市，英宗许之”^[185]。

西夏虽然有自己的农业和手工业，但是，本国生产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本民族的需要，特别是茶、绢二物，更是其极为缺乏的生活必需品。榷场贸易可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对茶叶和丝绸的需要。1044年（庆历四年），知制诰田况言：

近闻西界再遣人赴阙，必是重有邀求。朝廷前许茶五万斤，如闻朝论欲与大斤，臣计之，乃是二十余万斤。……臣在延州见王正伦伴送元昊使人，缘路巧意钩索贼情，乃云本界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今既许于保安、镇戎军置榷场，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彼若岁得二十余万斤，则榷场更无以博易，此不得不悔也。^[186]

这一方面说明茶叶已成为各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具有非常强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事茶叶转手倒卖，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宋室南迁后，西夏与金朝间也设有榷场。1141年（夏仁宗大庆二年），应夏仁宗请求，金熙宗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诸处置场互市。这些地方原是夏辽榷场贸易场所，夏金在原有基础上，恢复和扩大了贸易。同时，夏金还在兰州、保安、绥德三处开设榷场。在这些榷场中交易的除了生活必需品外，还有来自内地和西域的丝绸、香药等奢侈品。

贡赐贸易是榷场贸易的重要补充。西夏向宋朝的贡品中除了马、牛、橐驼、羊、药材外，还有来自西域地区的安息香、香炉、琥珀、硇砂、玉石、金精石等。962年（建隆三年）四月，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向宋贡马300匹。983年（太平兴国八年）三月，李继迁遣人至麟州贡马、橐驼等物。994年（淳化五年）七月，李继迁又遣牙校贡马。1007年（景德四年），李德明遣使朝贡，并“请使至京市所需物，从之”^[187]。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李德明遣使入贡。翌年正月，李德明再次入贡。西夏贡使沿途易物，颇为扰民。真宗诏所在有司严加约束。1014年（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鄜延路钤辖张继能言：‘赵德明进奉人挟带私物，规免市征，望行条约。’上曰：‘戎人远来，获利无几，第如旧制可也”^[188]。宋真宗对西夏贡使的私觌行为采取宽容态度。自从李德明归附宋朝以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为乱”^[189]。范仲淹在《答赵元昊书》中亦云，自李德明以后，宋夏间“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坦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塵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使蕃汉之民，为尧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190]。

贡赐贸易作为官方性质的经济活动，一方面补充了宋朝军队对马匹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西夏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需要。1035年（景祐二年）十一月，元昊遣使入贡。元昊虽反，但每年仍遣使至京师，其使者出入民间无禁。^[191]1044年（庆历四年）十二月，元昊遣使丁弩关、聿则等贺正旦。1046年（庆历六年）正月十八日，西夏遣使贺正旦，并“以钱银博买物色，比前数多”^[192]。同年四月九日，“夏国遣使贡大石样金渡〔镀〕黑银花鞍辔、金渡〔镀〕黑银花香炉合、御马、长进马、橐驼。自是岁来贡”^[193]。据龚鼎臣《东原录》记载：

（嘉祐七年）贺正旦，西人大首领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领枢铭靳允中，祖儒、枢铭，乃西夏之官称，大者，姓嵬，名聿正，其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玉、金精石之类，以估价贱，却将回。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尽置罗帛之旧，价例太高，皆由所管内臣并行人抬压价例，亏损远人。其人至贺旦节，即不带安息香之类来，只及六万贯。^[194]

安息香产于中亚古安息国，即阿拉伯半岛及伊朗高原一带，价格昂贵；硇砂产于波斯、阿拉伯半岛、非洲及东南亚火山分布区，龟兹、高昌亦有产；琥珀主要产于罽宾、大秦和波斯，而阿拉伯人销往中国的琥珀大半来自波罗的海。可见，西夏也在从事香药转口贸易，不过，这次转手交易因宋朝主管内臣压低价格而未能成交。1063年（嘉祐八年）正月，西夏谅祚遣使献方物。1072年（熙宁五年）七月，西夏再贡方物。1086年（元祐元年）十二月，西夏遣使贺正旦。西夏“使人入京，赐予、贸易得绢帛五万余匹，归，鬻之民，匹值五六千。再以他物计之，一使所获不下三十万缗，故以进奉为利”^[195]。贡赐贸易尽管非等价交换，却反映了当时民族贸易形式的多样化。

宋夏间除了榷场、贡赐贸易外，还有和市贸易和私市贸易。和市贸易经当地政府认可，有固定的贸易场所，属于合法交易范围。由于规模较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边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宋朝政府将其定为低于榷场一级。私市贸易是汉、党项、吐蕃诸族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宋代禁榷制度的必然产物。宋朝政府对茶、盐、乳香等的垄断经营，直接导致边境地区私贩公行。

1026年（天圣四年）二月，宋朝“置西界和市场”^[196]。此后，又在河东路和陕西路缘边地带的重要堡栅，陆续开设了许多边民贸易市场。如久良津、银星、虾麻、白豹、折姜、浊轮谷、顺宁砦、金汤、赤沙川、橐驼口、吴堡等地均有和市。另外，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代州（今山西忻州市）、绥州（今陕西绥德县）、石州（今山西离石县）、秦州、环州（今甘肃庆阳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麟州西（今陕西神木县）诸地也设有和市。和市的运作方式基本沿用了双方熟悉的榷场贸易规则。

1067年（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至是，上章谢罪，乃复许之。后二年，令泾原熟户及河东、陕西边民勿与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议立和市，而私贩不能止，遂申诏诸路禁绝。既而河东转运司请罢吴堡，于宁星和市如旧”^[197]。宋夏间的和市贸易常因战争而废立，但民间的私市活动却屡禁不绝。私市贸易的盛行反过来对和市贸易造成冲击，影响政府的财税收入。北宋缘边熟户与西夏境内的蕃部联系紧密，他们在宋夏间的私市贸易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069年（熙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泾原路经略使蔡挺上书言：“乞朝廷严行禁止熟户与西人私相博买，仍乞差提点刑狱朝臣、武臣分路沿边州军按举。”^[198]1071年（熙宁四年）十月十九日，宋神宗诏令：

近虽令陕西、河东诸路止绝蕃汉百姓不得与西贼交易，访闻止是去冬及今春出兵之际略能断绝。自后肆意往来，所在无复禁止。昨于三月中，有大顺城管下蕃部数持生绢、白布、杂色罗锦、被褥、臈茶等物至西界辣浪和市，复于地名黑山岭与首领岁美泥咩、匕悖讹等交易，博过青盐、乳香、羊货不少。况近方令回使，议立和市，苟私贩不绝，必无成就之理。及未通和之间，使贼有以窥测我意，深为不便。可申明累降指挥，再下逐路经略司遵守施行。^[199]

从中可以看出，在辣浪、黑山岭诸地私市贸易中，沿边蕃部输往西夏的物品有生绢、白布、杂色罗锦、被褥和臈茶等，而换回的则有青盐、乳香和羊货。乳香是仅次于青盐的输入品。这些物品大多属于禁榷物资。生绢、罗锦和臈茶并不产于吐蕃，而吐蕃诸部也不是青盐、乳香、羊货的主要消费者。在宋夏贸易中，沿边吐蕃熟户凭借语言优势，利用亲族关系，充当了中间商的角色。

1071年（熙宁四年），文彦博在其《奏西夏誓诏书》中言：

自来蕃汉客旅博易往还之处，相度置立和市。须至两界首开置市场，差官监辖。番汉客旅除违禁物色外，令取便交相转易，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番客税利。^[200]

这份奏折明确告诉我们，和市贸易是官方主导下的有限贸易，而非民间自发性质。宋朝政府严禁将青盐、香药等违禁品带入市场，而其他商品则可在场内交相转易。由于和市大多在军事要塞和边防重镇，人员往来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容易引发民族冲突，故具有季节性和临时性，时开时闭，规模有限。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夏双方在榷场、贡赐以及和市贸易中交换的商品种类很多，包括丝织品、陶瓷器、牲畜、皮毛制品、药材、矿产类等。西夏输出的有马、羊、牛、犬、橐驼、毡毯、毛褐、裘衣、翎毛、沙狐皮、麝脐（即麝香）、安息香、番红花、羱羚角（即羖羊角）、蜜蜡、甘草、枸杞、大黄、柴胡、苁蓉、青盐、白盐、硇砂、玉料等。而北宋输出的有缯帛、罗绮、白布、茶叶、瓷器、漆器、玉器、宝镜、金银制品、乳香、药品、姜、椒、蜜、桂等。宋朝进口的西夏物品中，以马、牛、羊、青白盐和皮毛制品为大宗，药材、香药次之；宋朝出口到西夏的丝绸、瓷器、香药、药品、金银器等除了满足西夏贵族上层的需要外，有些还转口售往西域、中亚诸国。

11世纪初，西夏攻取河西走廊，占据丝绸之路主动脉，这对陆上丝路贸易以及西北民族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基本畅通，西夏还开辟了自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通往宋、辽、金的驿道，对大食、西州商人提供贸易保护。北宋灭亡后，西夏与西域诸国间的交往逐渐减少。

唐末五代，曹氏据有沙州，回鹘占据甘州，而六谷蕃部则盘踞凉州，丝绸之路河西段被重重阻隔，西域贡使、商旅大多改行灵州道。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在丝绸之路东段、中段交通网络中，灵州作为贸易中转地和货物集散地，起着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作用。大食、回鹘、于阗诸国，以及归义军政权等大多通过灵州道与北宋进行贸易往来。《宋史·宋琪传》云：“灵武路自通远军（即环州，今甘肃庆阳市环县）入青冈峡（今甘肃环县洪德乡环江河道上）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201]此路从长安出发，经邠州、宁州，北至庆州，沿马岭水上至方渠，再经青冈峡或土桥子，北涉旱海（沙漠）或经水路到灵州，然后渡黄河入腾格里沙漠，至今甘肃民勤，过白亭河，到达凉州。当时，在灵州城对岸的黄河西岸聚居着咩逋族（密本族），贺兰山东侧以迄北部居住着大小梁族（凉族），而灵州的南面及原、泾、环、渭、秦等地则散布着吐蕃诸部。灵州道是西域诸国贡使前往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该道沿途堡寨林立，军城交错，虽时有贼马侵袭，但在宋初还是牢牢地掌控在宋军手中。沿路蕃部熟户开设旅馆，赚取财货，商业贸易极盛。相较于其他几条道路，灵州道路程较短，行于川谷地带，便于通行。

此外，由于北宋都城在开封，有些西域使节、商旅并不走环县、长安，而改经夏州、绥州，到达开封。如高昌回鹘向宋入贡，始终循王延德所走之路，即从伊州东行，经居延海，度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到达夏州的路线。于阗国贡使“盖其来入中国，道涉流沙，逾三日程无水火，独挈其水而行”^[202]。

宋初，西域各国贡使常常经过西夏到宋朝朝贡，他们在途中或者归途与西夏进行贸易。969年（开宝二年）十一月，“回鹘、于阗皆遣使来贡方物。回鹘使者道由灵州，交易于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硇砂，吏与使者争直忿竞，思恭释吏不问，械系使者数日始貰之”。这直接造成“自是数年，回鹘不复入贡”^[203]的局面。回鹘、于阗诸国商人将西域各地的香药、珠宝、玉石等贸易于西夏，然后再由西夏使臣、商人转运至中原地区。同样的道理，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通过西夏商人贩运到回鹘商人手中。回鹘与西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发生贸易关系。不过，这种贸易形式往往受到政治和利益关系的影响，毕竟西夏不是西域诸国通往中原的唯一途径。段思恭与回鹘使者的贸易纠纷，导致此后十余年间，于阗、高昌回鹘、瓜州归义军政权很少道经灵州向宋朝入贡。983年（太平兴国八年），“塔坦国（即鞑靼或达怛）遣使唐特墨与高昌国使安骨卢俱入贡。骨卢复道夏州以还。特墨请道灵州，且言其国王欲观山川迂直，择便路入贡，诏许之”^[204]。塔坦国和高昌国的使节经夏州入贡，而在其回程中，高昌国的使者依旧从夏州道旧路返回，而塔坦国使者则尝试从灵州道返回，其目的是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更加便捷的道路，以便今后入贡。984年（雍熙元年）四月，高昌回鹘与婆罗门（即中天竺）僧人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入贡。关于他们所经路线，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205]从980年（太平兴国五年）至996年（至道二年），灵州道作为官方入贡通道及重要商道步入繁荣时期。从996年（至道二年）至1002年（咸平五年），随着西夏的兴起，灵州道成为宋朝重要的军事孔道和草粮要道。

1002年（咸平五年），西夏攻占灵州后，宋朝通往河西的道路以镇戎军为枢纽。“镇戎军为泾（今甘肃泾川县）、原（今甘肃镇原县）、仪（今甘肃华亭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北面扞蔽，又为环（今甘肃环县）、庆、原、渭、仪、秦（今甘肃天水市）熟户所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咩逋（密本）、贱遇（伽裕勒）、马臧梁家诸族之路。”^[206]当时，自河西经兰州、秦州蕃部地区至长安的路线尚未开通，西域行旅大多自凉州经会州、镇戎军，到达长安。同时，自灵州沿清水河谷地南下，在固原以北的石门关（今宁夏固原市黄铎堡平夏故城址）界可入丝绸之路，东去长安或西至凉州。

李继迁在巩固了对灵州的统治后，便开始向西扩张，迫切地想控制丝绸之路。但是，六谷蕃部占据凉州，横于当道，成为其向西扩张的严重障碍。后来，李继迁不顾艰险，屡次西征，不惜将性命、鲜血抛洒于此。李德明承袭其父既定方针，继续与六谷蕃部交兵十余年，最终夺取凉州，并以凉州为基地，攻取河西各地。1028年（天圣六年），西夏攻占甘州。1032年（明道元年），元昊再破凉州。1036年（景祐三年），西夏进攻回鹘，占领瓜、沙（今甘肃敦煌县西）、肃（今甘肃酒泉市）诸州，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207]。西夏占领河西地区后，控制了丝绸之路陆路贸易，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政治和军事势力不断增强。此后，西夏“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208]。

西夏在河西地区设置凉、甘、肃、瓜、沙五州。凉州是丝路重镇，西夏升其为西凉府，地位仅次于兴庆府。镌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今藏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汉文碑铭曰：“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百载之言虽虚，辅郡之称属实。西夏又升甘州为镇夷郡（州），肃州为番和郡（州），兼理军民，镇抚西陲。此外，在军事上，西夏在居延故城、庄浪河流域、西凉府、甘州和瓜州各地先后设立了黑水镇燕（驻兀剌海城，今甘肃山丹县北）、卓啰和南（在庄浪河与祁连山地间）、右厢朝顺（治西凉府）、甘州甘肃（治甘州）和瓜州西平（治瓜州）监军司，控制河西和回鹘贸易通道。

与此同时，宋朝派遣曹玮经营秦州，重开西域诸国经兰州、河州、熙州至秦州的朝贡路线。1020年（天禧四年）三月，宋朝重新打通了秦州路，真宗诏命“西凉府回鹘自今贡奉，并由秦州路”^[209]。西域各国贡使从凉州、甘州出湟河河岸，经兰州、熙州等地至秦州，再沿渭河河岸东行，到达长安。宋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食诸国贡使是经过陆路入贡的，并且，“大食国每入贡，路由沙州西界以抵秦亭（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东北）”^[210]。但是，西域各国商旅在沿途不时遭到夏人“劫掠”，其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1023年（天圣元年），宋仁宗“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211]。自从宋仁宗下诏后，阿拉伯等中亚、西亚商旅多经海路来华，但是，丝绸之路陆上往来并未彻底终止。1036年（景祐三年），天竺僧善称等9人入宋，贡献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后善称等人还经夏州时，元昊将他们留于驿馆，求贝叶梵经不得，遂将其羁留。从此，西域贡僧遂绝。《马可波罗行记》中提到，唐古忒（即西夏）“诸州之山中并产大黄甚富，商人来此购买，贩售世界，居民恃土产果实为活”^[212]。元朝初年，西夏大黄行销世界各地，可知在此之前，中亚、西亚商人已同西夏有着较为密切的商贸往来。

当西夏占据河西地区，控制东西交通要道后，自河西至长安的东西贸易主流，便以西夏为媒介，经由河西、西夏、东北到达辽国。据《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213]这些朝贡均属官方贸易性质。此外，估计还有不少私人性质的贸易。《辽史·属国表》记载：1041年（辽兴宗重熙十年）十一月，“回鹘遣使来贡”^[214]；1043年（重熙十二年）六月，“回鹘遣使来贡”^[215]；1049年（重熙十八年）三月，“高昌国遣使来贡”^[216]；1051年（重熙二十年）二月，“吐蕃遣使来贡”^[217]等。在西域诸国对辽的朝贡贸易当中，回鹘贡使、商贾显得最为活跃。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回鹘商贾“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218]。这些回鹘商贾是经西夏到达辽国的，其贩易物品有腽肭脐、乳香、安息香、硇砂等。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条云，上京“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219]。回鹘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郊外）设有贸易场所。他们自西域进入河西地方后，再从黑城或凉州东至西夏，然后横穿鄂尔多斯，到达辽的天德军。《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条云：“河清军（治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市东北）。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220]西夏向辽称臣后，开辟了自兴庆府到达辽上京临潢府的“直路”。《隆平集》卷20记载，西夏自李德明攻陷甘州、拔西凉府后，“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221]。清人张鉴在《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上所附《西夏地形图》中，详细地列出了自灵州至契丹界的十二驿名称：马练驿、吃啰驿、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咩逋驿、梁陵驿、横水驿。^[222]这可能就是《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条所说的直达路线即“直路”。此路自兴庆府向东到怀州，在横城渡过黄河，然后向东北穿过鄂尔多斯，到达辽国的清河军。西夏自李继迁附辽抗宋以后，每年都要派遣使节携带大量贡品入辽。

在夏、金对峙时期，回鹘商人除了走居延路外，还取道河西走廊，经兴庆府到达金朝。他们贩运的商品与辽代基本相同，除了兜罗棉、毛㲲、狨锦、注丝、熟绫、斜褐等土特产品外，还有腽肭脐、乳香、安息香、檀香、阿魏、没药、硇砂等外来物品。

一般认为，自唐代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开始衰落，尤其是进入宋代，因宋、辽、夏长期对峙，故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道路受阻。如宋仁宗时御史中丞贾昌朝曾上疏云：“今四夷荡然与中国通，在北则臣契丹，其西则臣元昊，二国合从，有掎角中国之势。借使以岁币羁縻之，臣恐不能胜算。”^[223]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5中也说：“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224]。实际上，在西夏统治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不但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遭到破坏，而且在宋、夏对峙的大背景下，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丝绸之路，并利用地处“贸易华戎”的有利地位，积极从事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间的转手贸易。不过，由于西夏与北宋间在政治、军事上的长期对峙与冲突，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宋室南迁后，金朝攻占北宋陕西五路。1136年（绍兴六年），西夏又攻取金的西宁州、乐州。翌年，金朝正式将上述二州连同积石州、廓州割让给西夏。至此，西夏控制了青海路。金军占据陕西后，西夏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于金国。当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食诸国往往通过海路与南宋进行贸易，而西夏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无法与南宋相颉颃。尽管如此，西夏政府仍然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大食、回鹘等国商人到西夏进行贸易。

西夏与喀喇汗朝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元昊攻占甘州，征服瓜州、沙州回鹘后，其西境与喀喇汗朝控制下的于阗相邻。1082年（元丰五年），西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给宋朝泾原总管刘昌祚书说：“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南有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若乘间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哉！”^[225]这显然是夸诞之词。但是，西夏与喀喇汗朝间有贸易往来，双方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1083年（元丰六年）五月，“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略和雇运粮于阗人并橐驼。诏：‘虏略于阗人畜，令制置司优恤之’”^[226]。此后，西夏与喀喇汗朝的关系开始恶化。1093年（元祐八年），喀喇汗朝向宋廷请求伐夏，宋廷未允。1097年（绍圣四年），喀喇汗朝遣兵进攻甘、沙、肃三州，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回鹘商人在西夏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回鹘语已成为西夏与周边民族商业贸易活动中的交际语。西夏境内有一种叫作“回鹘通译”的专门职业，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5《计二门》中将其与医人、向导、渠主、商人、黑检主、船主、井匠等并列。^[227]1153年（夏仁宗天盛五年）五月，“畏吾儿国（指回鹘）来献。畏吾儿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228]。这说明西夏与回鹘间除了一般的商业贸易外，还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通贡关系。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贸易而已。

西夏与大食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夏仁宗天盛年间制定并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的社会历史、民族关系、宗教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中对西夏与大食、回鹘之间的贸易有专门规定：

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商人，已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已起行，他人捕举告者当减一等，未起行则当减二等，举告赏亦按已起行、未起行得举告赏法获得。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来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

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若违律无有谕文，随意买卖，超额运走时，按卖敕禁法判断。^[229]

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干预、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手段，是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专制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但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敌对政权间实行物资禁榷，可以维护本国基本经济利益，削弱对方实力，并有效控制战时物资。西夏国内对盐、铁、酒实行榷卖，而对外贸易的禁榷物则更多，包括钱币、兵器、牛、马、橐驼、铠甲、粮食、金、银、铁等，既不许国内向外国人出售，也不许至敌界货卖。《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天盛年间由旧的法令修改而成，其中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西州指高昌回鹘王国。从律令的上述内容来看，西夏与周边各民族政权的商业往来中，大食和高昌回鹘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西夏给予西州回鹘、大食使者和商人一系列优惠政策，即在特殊情况下可供给其驮物牲畜、粮食、弓箭等敕禁物；违法购买敕禁物品时的处罚也较别国使者、商人为轻。西夏和西州回鹘出于共同维护丝路贸易的需要，相互配合，建立起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以及正常、互惠的贸易渠道。对处在更远的喀喇汗王朝，西夏也曾一度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不过，由于西夏对过境商贾征收十分之一的商税，西域各国商贾被迫绕道青唐或取道海路。西夏抽取过往商贾十分之一的实物税，除了自己消费外，主要用以倒卖，转手获取高额利润。

当时，海路贸易异常繁荣，大食诸国往往通过海路与南宋进行贸易。但是，西夏仍然采取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大食、回鹘诸国商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9《畜利限门》云：“大食之骆驼数依所成幼仔交纳。……大食之骆驼毛绒、酥不须交纳，牧者持之。”^[230]凡是来自“大食之骆驼”都要按照数量交税，对于幼仔，要根据其成活的数量来决定税额，而对于大食骆驼的毛绒及酥，则不必缴税。这反映了西夏政府对大食贸易的重视，同时说明西夏对大食的优惠政策收到了成效，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西夏进行贸易。通过贸易，大食的不少物产传入西夏。在西夏文—汉文对照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收集词语700余条，内容涉及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列举了不少外来物品，其中有产于阿拉伯地区的乳香、沉香、珊瑚、琉璃、琥珀、玛瑙等。^[231]《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7《物离库门》详细规定了西夏官府对财物的出入库管理办法，其中“和生药”列举了近231种香药和药材，比较常见者有：一等因蛆虫不食，不减耗：珊瑚、玛瑙、玳瑁、香象牙、珍珠、甲香；一等蛆虫不食应耗减，一斤可耗减一两：礬石、硇砂、沉香、琥珀、乳香、檀香、骐麟竭、没药、宿香、苏香、麝香、香脂、木香、芍药、细辛、龙脑、丁香、阿魏、莳萝、零陵香、荜豆；一等蛆虫食之不耗减：犀角、羚羊角；一等蛆虫食之耗减，一斤耗减二两：甘松、白豆蔻、肉豆蔻、白附子、附子、五味子等。^[232]这些香药和药材几乎包括了当时阿拉伯地区、中国内地、西域诸国，以及吐蕃诸部的所有香药、药材品种。尽管我们对这些香药的具体用途不太清楚，但参诸同一时期的宋朝，除了用以转售、榷卖、和药之外，可能还用于宗教祭祀和日常焚香。如西夏有医人院和制药司。

西夏对西方各国商旅一方面采取掠夺与重税政策，阻碍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与保护来往使者和商旅，这看起来自相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置于宋、夏矛盾的大背景下来考量，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为了遏制西夏势力的发展，北宋与甘州回鹘、唃厮啰及于阗结成联盟，并要求大食商贾改行海路，不要经过西夏。为了打破这个联盟，西夏对回鹘商旅征收重税，并掠夺西域贡使，阻断丝路贡道。北宋和西夏都希望丝绸之路能够畅通无阻，但是，经济利益有时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当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短暂的现象，只能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和阻碍作用，而不能改变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域诸国贡使、商旅经过西夏与宋、辽、金的贸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至于西方商旅最终舍弃陆路而改走海路的问题，这与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与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密切相关。总之，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形成的，是其与辽、宋、金诸政权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产物。西夏是东西方中转贸易中重要的一环。

【注释】

[1]朵康六岗地处河湟地区，其中朵康（又称多康）又分为朵堆（朵甘或朵甘思）与朵麦两部分。朵麦在元代称朵思麻或脱思麻，明代称安多。安多藏区大体包括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河西走廊东段部分地区，以及青海除玉树以外的全部藏族居住区。

[2]（元）脱脱等：《宋史》卷485《夏国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1页。

[3]（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页。

[4]（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0页。

[5]（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0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中华书局，2004年，第1949～1950页。

[7]（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6页。

[8]（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1页。

[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672页。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0页。

[11]戴锡章：《西夏纪》卷6，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2～153页。

[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2页。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3页。

[14]（宋）李远：《青唐录》，见《古今遊记丛钞》卷13《甘肃省》（第3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2页。

[15]（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1～14162页。

[16]（宋）李远：《青唐录》，见《古今遊记丛钞》卷13《甘肃省》（第3册），中华书局，1936年，第3页。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中华书局，2004年，第1521页。

[18]（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3页。

[19]（宋）苏辙著，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之《栾城集》卷41《论西事状》，中华书局，1990年，第721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3～14164页。

[21]（元）脱脱等：《宋史》卷9《仁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第181页。

[22]（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6～14108页。

[23]（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65《王思同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68页。

[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中华书局，2004年，第947页。

[2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中华书局，2004年，第3220页。

[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5455页。

[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25页。

[2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7页。

[2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1页。

[3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9，中华书局，2004年，第7506页。

[3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中华书局，2004年，第8071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1，中华书局，2004年，第9274页。

[3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九，中华书局，1997年，第7828页。

[35]（元）脱脱等：《宋史》卷332《游师雄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690页。

[36]（宋）李复：《潏水集》卷1《乞置榷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页。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中华书局，2004年，第7272页。

[38]（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市易》，中华书局，1977年，第4552页。

[39]（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8页。

[4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十，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9页。

[41]“打厮蛮”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铺速满”，西方文献中的“Bussurman”，即回教徒之意。11世纪末，伊斯兰教已传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故于阗出使宋朝的使臣中有回教徒。

[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2页。

[4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中华书局，2004年，第2584页。

[4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860页。

[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5325页。

[46]（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4548页。

[47]（宋）洪皓：《松漠纪闻》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6页。

[48]参见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七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3312页。

[50]（宋）李复：《潏水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页。

[51]（宋）张舜民：《画墁录·青唐宝货》，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

[5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760页。

[5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五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3302页。

[54]（宋）张载：《张载集》之《文集佚存·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中华书局，1978年，第362页。

[55]（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5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49页。

[57]（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04页。

[58]（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8页。

[59]（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3《外国门下》，中华书局，1999年，第99页。

[60]（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3《外国门下》，中华书局，1999年，第99页。

[61]（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大食国》，中华书局，2000年，第89～90页。

[62]（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8页。

[63]（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9～14120页。

[6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759页。

[65]（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1页。

[66]（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1页。

[6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759页。

[6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5页。

[6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5页。

[7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6页。

[7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759页。

[7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60页。

[7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760页。

[7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天竺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3～14104页。

[75]（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天竺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4页。

[7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九，中华书局，1997年，第7758页。

[77]（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天竺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5页。

[78]（元）脱脱等：《辽史》卷14《圣宗纪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页。

[79]（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佛菻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4页。

[8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中华书局，2004年，第7661～7662页。

[81]（元）脱脱等：《宋史》卷489《外国五·邈黎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87～14088页。

[82]（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0页。

[83]（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0页。

[8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1页。

[85]（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4页。

[8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4页。

[8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5页。

[8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2页。

[89]（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7～14118页。(www.daowen.com)

[90]（宋）叶隆礼撰，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26《诸蕃记·高昌国》，中华书局，2014年，第275页。

[91]（宋）叶隆礼撰，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诸小国贡进物件》，中华书局，2014年，第230～231页。

[92]（宋）洪皓：《松漠纪闻》，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93]（明）李时珍著，王育杰整理：《本草纲目》金石部卷11《金石之五·硇砂》，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第527页。

[9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4页。

[9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840页。

[96]（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4页。

[9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中华书局，2004年，第1261页。

[98]（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5～14116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5页。

[99]（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6页。

[10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6页。

[10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5，中华书局，2004年，第1712页。

[10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7页。

[10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7页。

[10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7页。

[105]（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7页。

[10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1页。

[107]（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7页。

[10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1页。

[109]（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龟兹》，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3页。

[110]程溯洛：《〈宋史·龟兹传〉补正——兼论高昌回鹘王国中的双王制》，《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0页。

[1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845页。

[113]（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6页。

[11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0页。

[11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0页。

[1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1页。

[11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1页。

[1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1页。

[11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2页。

[12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5页。

[121]（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龟兹》，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3页。

[122]（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7页。

[123]（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8页。

[12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8页。

[125]（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8页。

[1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5页。

[1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6页。

[12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6页。

[12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6页。

[13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1页。

[1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1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5，中华书局，2004年，第7190页。

[1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1页。

[133]（宋）沈括著，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11《官政一》，中华书局，2015年，第115页。

[1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中华书局，2004年，第8071页。

[135]（元）脱脱等：《宋史》卷119《礼二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2813页。

[13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〇，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9页。

[137]（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9页。

[13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767页。

[139]（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中华书局，1997年，第7844页。

[14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767页。

[14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7847页。

[14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768页。

[14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0页。

[14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沙州》，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4页。

[14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1页。

[14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五，中华书局，1997年，第7852页。

[14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768页。

[14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中华书局，2004年，第4527页。

[149]（元）脱脱等：《宋史》卷165《职官五·太府寺》，中华书局，1977年，第3906页。

[150]（元）脱脱等：《宋史》卷165《职官五·太府寺》，中华书局，1977年，第3908页。

[15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榷货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63页。

[152]（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榷货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64页。

[153]（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榷货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64页。

[154]（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内香药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172页。

[155]（元）脱脱等：《宋史》卷165《职官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3909页。

[156]（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榷货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263页。

[157]（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03页。

[15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37页。

[159]沈括《梦溪笔谈》卷12《官政二》记载，咸平五年，香药占40%，犀象占30%，茶引占30%；咸平六年，香药、犀象占60%，茶引占40%。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五记载，到景德二年，缗钱占80%，象牙、香药占20%。

[160]沈括《梦溪笔谈》卷12《官政二》记载，乾兴元年，茶引占30%，东南现钱占25%，香药占45%。而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九记载，庆历中，现钱占30%，香药、象牙占30%，茶引占40%。

[161]据《九朝编年备要》卷13《十二月行四说法》记载，庆历八年，现钱占30%，香药、象牙占15%，盐占15%，茶引占40%。

[162]（宋）沈括著，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12《官政二》，中华书局，2015年，第124页。

[163]（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榷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787页。

[164]（宋）沈括著，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12《官政二》，中华书局，2015年，第124页。

[16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中华书局，2004年，第5349页。

[166]（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4559页。

[16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中华书局，2004年，第3976页。

[16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中华书局，2004年，第8075页。

[169]（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市籴粮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81页。

[170]（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榷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794页。

[17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13页。

[172]（元）脱脱等：《宋史》卷185《食货下七·香附》，中华书局，1977年，第4537页。

[173]（宋）胡榘修，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6《色细》，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74]（宋）孟元老撰，李士彪注：《东京梦华录》卷2，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175]（宋）孟元老撰，李士彪注：《东京梦华录》卷5，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176]（元）脱脱等：《金史》卷50《食货五·榷场》，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3页。

[17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中华书局，2004年，第5009页。

[178]（元）脱脱等：《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8页。

[179]（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3页。

[18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中华书局，2004年，第1640页。

[181]（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互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42页。

[182]（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3页。

[18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中华书局，2004年，第3330页。

[184]（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3～4564页。

[18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0，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18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中华书局，2004年，第3613～3614页。

[187]（元）脱脱等：《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18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中华书局，2004年，第1902页。

[18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中华书局，2004年，第3351页。

[190]（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鑑》卷113《书·答赵元昊书》，中华书局，1992年，第1574页。

[191]（元）脱脱等：《宋史》卷315《韩亿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99页。

[192]（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互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42页。

[193]（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朝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952页。

[194]（宋）龚鼎臣：《东原录》，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2页。

[19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

[196]（元）脱脱等：《宋史》卷9《仁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81页。

[197]（元）脱脱等：《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4页。

[198]（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互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43页。

[199]（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互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843页。

[200]（宋）文彦博著，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19《奏议·奏西夏誓诏事》，中华书局，2016年，第653页。

[201]（元）脱脱等：《宋史》卷264《宋琪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130页。

[202]（宋）蔡絛、曾敏行撰，李梦生、朱杰人校点：《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20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中华书局，2004年，第235页。

[20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中华书局，2004年，第566页。

[205]（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天竺》，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5页。

[20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中华书局，2004年，第1090～1091页。

[20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20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209]（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边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09页。

[2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2页。

[211]（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1页。

[212]［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213]（宋）叶隆礼撰，贾敬颜等点校：《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诸小国贡进物件》，中华书局，2014年，第230页。

[214]（元）脱脱等：《辽史》卷70《表第八·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0页。

[215]（元）脱脱等：《辽史》卷70《表第八·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1页。

[216]（元）脱脱等：《辽史》卷70《表第八·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4页。

[217]（元）脱脱等：《辽史》卷70《表第八·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4页。

[218]（宋）洪皓：《松漠纪闻》，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219]（元）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441页。

[220]（元）脱脱等：《辽史》卷41《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515页。

[221]（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20《夷狄·夏国》，中华书局，2012年，第603页。

[222]（清）张鉴撰，龚世俊等校点：《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上，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附图。

[223]（元）脱脱等：《宋史》卷285《贾昌朝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616页。

[224]（宋）蔡絛、曾敏行撰，李梦生、朱杰人校点：《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页。

[225]（元）脱脱等：《宋史》卷486《外国二·西夏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13页。

[226]（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于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776页。

[227]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5《计二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22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6，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1页。

[22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4～285页。

[23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9《畜利限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77～578页。

[231]（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6、255、298、278、266、281页。

[23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7《物离库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50～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