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和西域地区历来为东西交通之要道，是汉蕃贸易盛行之地。在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中，商人大多来自突厥、波斯、大食、天竺、罽宾、拂菻，以及中亚等国家和地区。这种贸易虽然不以河西地区为始发地，但是，西域各国、各族贡使频繁地经过河西，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间贸易的兴起。民族间的互市是河西地区商业贸易的重要内容，而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其他过境商品的贸易是河西贸易繁荣的标志。当时，凉、甘、沙、肃州、西州诸地都有民族贸易市场，商品种类繁多，商人云集。

凉州是河西诸郡首府，也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商业都会。自三国时期到唐朝天宝末年，凉州一直是入华粟特人的大本营之一。粟特商人先将转运的货物贮存在凉州，然后派人到内地和周边地区分销。唐太宗贞观初年，玄奘在路过凉州时曾看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169]在河西地区的丝绸、珠宝、香药贸易中，胡商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凉州武威郡，中都督府。土贡：白夌、龙须席、毯、野马革、芎藭。户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二，口十二万二百八十一。”^[170]玄宗开元年间，国力强盛，中西交通畅通，商旅络绎不绝。杜佑《通典·食货志》云：“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171]自凉州西去的驿道，甘州以西虽多沙碛，乏水草，多风险，然行旅不绝，交通甚盛。《新五代史·吐蕃传》亦云：“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172]在天宝年间以前，长安为世界第一国际都市，洛阳、成都次之，其他如太原、荆、扬、幽、广、汴诸州，商业亦盛。凉州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其繁盛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

据《魏书·西域传》“粟特”条记载，凉州是“九姓胡”入贡的必经之地，早在5世纪中期，“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至唐初，流寓凉州的“九姓胡”商旅，聚族而居，盘根错节，尤以安氏一族最著。河西李轨政权的兴衰便与凉州胡人有关。据《资治通鉴》卷186记载：“李轨吏部尚书梁硕，有智略，轨常倚之以为谋主。硕见诸胡浸盛，阴劝轨宜加防察，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173]修仁兄兴贵，仕长安，表请说轨，轨不听，于是“退与修仁阴结诸胡起兵击轨，轨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兴贵执之以闻，河西悉平”^[174]。

唐朝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西域诸国的朝贡频度有着密切关系。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西域胡商纷纷到凉州等地经营丝绸、珠宝和香药贸易，他们当中既有来自中亚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国的贡使和商人，也有来自波斯、大食、天竺、拂菻等国的使者和僧侣。贡赐贸易在形式上虽属于官方往来，但实际上却是一项以“射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在各国朝贡使节中，除了正式的使节外，还有商人及其他随员。这些人在往返途中都要进行经济活动。《唐六典》少府军器监卷第22中记载：“其紫檀、榈木、檀香、象牙、翡翠、毛黄、婴毛、青虫、真珠、紫矿、水银出广州及安南。赤縻皮、瑟瑟、赤珪、琥珀、白玉、碧玉、金刚钻、盆灌、鍮石、胡桐律、大鹏砂出波斯及凉州。麝香出兰州……”^[175]凉州本地土产主要有白夌、龙须席、芎藭和野马革等。上述产自波斯、凉州的物品大多是河西西部塔里木盆地边缘，或是中亚、波斯方面的产物，而并非凉州方面的土产。赤縻皮或许是凉州的产品，胡桐律或产于瓜州。至于其他物品则几乎全都是商贾从西域带到凉州的。而《唐六典》之所以将波斯与凉州作为这些物品的产地，说明编者认为凉州是西域所产奢侈品流通最盛的地区。

元稹在《西凉伎》一诗中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师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176]诗中不仅反映了当时凉州的繁荣景象，同时也再现了胡汉、蕃汉人民和睦相处、互市交往的一面。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中写道：“凉州七里（一作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177]这里的十万家或许有所夸大，但足以说明凉州确为市况富盛、人口众多、胡汉杂处的大城。张籍的《凉州词》亦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78]长长的驼队带着白绢行进在广漠的沙漠上，使人不由想起往日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曾借回纥、大食军队平乱。757年（至德二年），“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179]。同年，凉州发生“昭武九姓”胡商作乱事件。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180]。胡人俨然成为凉州这座国际性贸易都市的居民构成，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有时甚至左右当地局势。《大事记年》第107条云：及至狗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戊戌，758年），“论·墀桑、思结卜藏悉诺囊等引劲旅至凉州城”^[181]。到764年（广德二年），吐蕃占领凉州后，又有大批吐蕃人入居凉州。凉州地区的居民除了汉人、胡人之外，还有吐蕃人和吐谷浑人。外来移民的增多和利益的冲突，加剧了民族矛盾，同时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陕州司马王建从军塞上，他发现吐蕃移民已出现汉化的倾向。他在《凉州行》一诗中写道：“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一作教）胡乐。”^[182]实际上，河陇地区胡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胡化是同时展开的。胡人的汉化，是学习汉人的农桑生产，以加强武备；而汉人的胡化，却只是学习胡人的音乐歌舞，作长夜荒淫的宴乐。

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是河西第二大都市，也是主要粮食产区。从唐太宗贞观年间直至玄宗开元、天宝之际，河西地区胡商麕集，道路相继。大批胡商专程到甘州进行贸易，有些还定居于此。《新唐书·地理志》云：“甘州张掖郡，下。土贡：麝香，野马革，冬柰，苟杞宝、叶。户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二万二千九十二。”^[183]甘州是河西地区重要的粮食贸易中心，东西客商大多在此补充给养。726年（开元十四年），吐蕃大将悉诺逻率蕃兵进入大斗拔谷，焚烧甘州城乡。大斗拔谷即《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甘州删丹县中的大斗支谷，是河西商队自甘州至凉州间最好的休息地。当时，吐蕃军队虽然进入该地，但因遭遇大雪，士卒冻死不少，后被迫从积石军西路返回。730年（开元十八年），吐蕃对唐展开和平外交。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大斗拔谷成为吐蕃连接河西与青藏高原的纽带，即物资补给与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

肃州也是河西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但较凉、甘、沙稍逊。唐代前期，河西地区商业虽然发达，但依然以过境贸易为主。西域胡商携带大量珍宝到河西求购丝绸，汉商则运送丝绸至河西进行贸易。大批胡商客居河西，促进了河西瓷器、珍宝、药材、粮食和驼马的交易。河陇地区出土的唐三彩、仿罗马金币等，就是当时贸易的明证。岑参的《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云：“琵琶长笛曲相合，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犂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一作金）叵罗。”^[184]在河西重镇这次胡味极浓的酒席上，有胡乐、胡歌、交河美酒。天宝末年，进士鲍防在《杂感》一诗中描述西胡入贡的盛况时写道：“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185]可见，在河西地区的丝绸贸易中，胡商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前，河西地区政局相对稳定，民族关系比较和睦，农牧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这都为商业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首先，粮食贸易是河西地区商业贸易的基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为城市居民及过往商旅提供了生活保障。其次，民族贸易是河西地区商业贸易的重要内容。河西地区周边散布着许多游牧部落，他们需要与汉族交换农业产品，如丝绸、布匹、茶叶等；同样，定居的农民也需要来自牧区的马匹、耕牛、药材等。尽管这种交换因需求关系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但其对双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供给与需求的吻合是河西地区商业繁荣的条件。穿行在万里丝路上的商旅们需要各种农、牧产品补充给养，而农牧产品的生产则满足了交通要道上行旅的需求。正如贝克威斯所指出的：只要有任何贸易存在，无论贸易的实际物品是麝香、丝绸和皮毛等奢侈品，还是诸如粮食、牲畜等生活必需品，都存在着一些不得不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商人们”必须吃饭和睡觉，而且更重要的是，货币无论是在质地上还是在折算上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相同。就那些“进贡使团”“驻外使臣”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来说，这些问题同样不得不解决。国际交往关系发展的本身就带来了包括客栈、食杂商、脚夫、钱币兑换人等在内的物资和服务上的需求。由于那些发了财的本地与外国的生意人们自己也要支付掉一笔钱，所以这些生意对供给需求的增加必然会促进那些地方市场。^[186]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西、陇右地区，控制了丝绸之路，并将其作为吐蕃王朝自己的内环贸易线。吐蕃的特产麝香是当时最高级的香药，也是最好的出口商品，从西方欧洲至东方的日本都求之不得。外国商人可以从印度的经纪人手中获得麝香，还可以直接通过陆路转运到其他国家。吐蕃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麝香以供出口，是因为其在这一时期控制了甘、青、川等大部分麝香产区。这一时期，吐蕃不仅是麝香、金银、牦牛尾、宝石、药物、羊、马等的输出国，而且成为能够从四面接受不同文化、不同物资的强国，其本身在国际贸易中成为坚实的一环。当来自东西南北的商队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唐蕃古道时，刺激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贸易无疑是以丝绸、珠宝、香药为主的奢侈品的贸易，但同时也促进了从事输送、贩卖近距离生活必需品诸如衣料、食料、厨房用具及各种小奢侈品的贸易。^[187]在唐蕃之间的朝贡贸易中，吐蕃输入唐朝的有牛、马、羊、羚羊角、牦牛尾等牲畜和各种畜产品，金、银、珠玉、珍宝等奢侈品和高级工艺品，以及麝香、牛黄、黄连、硇砂等药材和土特产品，其中有些物品是吐蕃从西域、中亚、南亚等地交换所得，又转输到中原内地。而唐朝回赠给吐蕃的主要是丝绸。丝绸是中国享誉世界的产品，也是连结和维系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促使中国境内各民族走向统一的重要纽带。

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中西交通的门户。自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建郡后，敦煌一直是丝路两关之咽喉，海西三道“总凑于敦煌”。汉晋以降，敦煌逐渐发展成为西控西域的政治中心，以及胡商云集的贸易重镇。唐朝前期，由于西突厥问题的解决和安西四镇的建立，处于丝路要冲的敦煌，城市繁荣，商业兴盛，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商业市场。当时，敦煌是一个“诸胡杂居”之地，主要居民有胡人、汉人、吐谷浑、黠戛斯、朝鲜人和龙族等。敦煌和吐鲁番文书中有许多关于商贾在沙、瓜二州进行贸易的记载。《唐开元二〇年三月瓜州、沙州给石染典过所》及《唐开元二一年正月西州百姓石染典买马契》两件文书，为我们再现了西州商人在瓜、沙两地进行贸易活动的情况。商贾、行人必须持有过所，并经沿途官吏检查，方可通行。过所上要写清人名、年龄、性别、人数、牲口数等。据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敦煌周围设有州城、清泉、横涧、白亭、长亭、甘草、阶亭、新井、双泉、第五、冷泉、胡桐、东泉、其头、鱼泉、悬泉、无穷、空谷、黄谷等19个驿站、邸店。^[188]此外，唐朝在长安经过河西，前往西域的约6000公里丝路上，实行驿馆制度，沿途设置驿站，负责过往官员、客商的食宿，以及牲畜的草料等。驿站周围往往形成商业集散地，也有民办的客店、商铺、手工业作坊等。唐朝政府还在较大的客商聚集地设市，委派市令管理，查禁“违禁品”及征收商税。

河西地区的粮食、药材、手工业品贸易，以及以丝绸、香药为主的过境商品贸易一直比较兴盛，而这些贸易大多是与西域客商进行的。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有不少胡商牵着骆驼蹒跚前行的场景。如莫高窟第45窟壁画中，有运销丝绸的商贾在途中被盗的内容。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还记载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189]。兴胡泊旁边的这个地方，显然是胡商进入玉门关后的一处商品集散中心或商业基地。唐代诗人王梵志在描写敦煌商铺时说：“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例有百余千，火下三五个。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190]“兴生”即经商谋利；“市郭儿”指商贾。当时，沙州每天有早、中、晚三次集市，交易活跃，买卖兴隆。中原地区生产的丝绸、茶叶、陶瓷等，首先在此进行带有批发性质的交易，然后再转运到西方各地；而西域各地出产的珠宝、玉石、香药、奇禽异兽及各种畜产品，也在这里进行交易，然后再销往中原及全国各地。在交易过程中，往往以丝绸、粮食作为等价交换物。

在隋末唐初，九姓胡中的石、康两姓，各由首领率领移居伊州和鄯善。据S.0367号《唐光启元年（885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云：“隋大业六年，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贞观四年，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宝应中陷吐蕃，大中四年，张议潮收复，因沙州卌户居之。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191]又云：“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192]石城镇作为唐朝西通西域及抗击吐蕃北上的重要军镇，自贞观初年归唐，至肃宗上元年间前后陷落，在保护东西交通畅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唐天宝年代（750年）燉煌郡燉煌县差科簿》记载，敦煌县有粟特人聚落从化乡。^[193]池田温先生在《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的情况，并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基本消亡，其中有势力的人回归了本国，有的散入回鹘势力圈内或其他地方，剩下的一些粟特人后裔则依附于汉人的寺院，结果最终被汉人社会淹没。^[194]实际上，786年（贞元二年），吐蕃攻陷敦煌后，废弃乡里建置，作为粟特人聚居的从化乡消失。但是，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并没有随之大量逃亡，他们被重新编入各个部落当中，活跃在敦煌的各个领域。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地区的经济仍在缓慢发展，而其寺院经济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教寺院是使用香药较多的场所之一。在敦煌寺院器物帐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香炉、香囊等，寺院支出账中还记载了很多关于香药的开支。敦煌文书P.3047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是一件关于敦煌佛教僧团向僧尼科征香药的文书，该文书记载敦煌佛教僧团向僧尼6组人员共125人（僧82人、尼43人），科征郁金香、乳头香、旃檀香等三色香药共6两。^[195]郁金香产于伊朗、克什米尔及阿拉伯半岛，乳香产于红海沿岸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半岛南部，旃檀香则源自印度。这三种香药都是敦煌地区使用的高级奢侈品，价格非常昂贵，可能是通过市场渠道得到的。姜伯勤先生认为，“此件表明郁金香、乳头香和檀香是敦煌寺院常用之香”^[196]。这次科征仅仅是对敦煌部分僧尼的科征，而且是一种临时性的科征。平时寺院僧尼个人所用香料，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来自信众有针对性的施舍。

敦煌佛教僧团在法事活动中都要用香汤沐浴。敦煌文书S.2575《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三月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置方等戒坛牓》记载，普光寺设置的方等道场是香坛具戒，要求进入道场的僧尼，“若也违背教文，此令交容不得。甘汤美药，各任于时供承，非食醇醪，切断不令入寺”；“一朝尽暮煮药香汤，以备净戒沐浴”^[197]。敦煌僧尼使用香药一是用于沐浴，其次是作为甘汤美药服用。但是，佛教又防戒僧人过分沉迷于对香品的官能享受和迷恋。P.3777号、P.3244号文书《服防修行人迷犯当“断”外中内“五辛”之法药义理文》云：“三谓鼻者，戒之于香。男香女香，旃檀薰陆。及诸沉射，一切名香。如是种种，诸多芬馥，幻惑色身，能生贪欲。”^[198]尽管如此防范，但佛经传播的调香术还是推动了世俗之人对香品的寻求。

敦煌文书DX.02882《蒙学字书》药物部第十记载有鳖甲、生姜、人参、胡椒、川穹、穿山甲、陈橘皮、安息香等药材。该书所列药物是敦煌市场上的常见药物，故胡椒、安息香应当是敦煌民众经常使用的香药。敦煌文书P.323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品第十三》所载“佛家香浴方”云：

姜伯勤先生认为，在上列32种香药中，桂皮、沉香、旃檀、青木、甘松香等，都是印度的特产。这些香药对于敦煌诸寺来说，多从域外或外地输入，而价格亦颇昂贵，以致在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寺院当局对诸僧侣采取按人头科纳香品的办法。^[200]实际上，在上述香药中，苜蓿香、香附子、沉香、旃檀、丁子香、郁金香、婆律膏、细豆蔻、艾蒳香、安息香、青木香等大多来自西域诸国。敦煌研究院藏955年至1002年间《酒帐》残卷第6行记：“廾一日，支纳呵梨勒胡酒壹瓮。”呵梨勒即诃梨勒，是使君子科植物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的成熟果实，原产于波斯或印度，可以入药。早在天宝年间，诃梨勒就被高仙芝带回长安，并被视为珍宝。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已普遍以其入药，虽较珍贵，但并不稀奇。P.3850号《酉年四月僧神威等牒残卷》云：“诃梨勒计纳得一百廿九颗，破用九十四颗，见在卅五颗。”P.3353号《舍施文》记载：“酥一升，充法师乳药；诃梨勒两颗，充俟那。”当时，受戒僧尼皆须出资纳物，其中规定缴纳诃梨勒。S.2575号《己丑年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场纲色目榜》云：“右奉处分，令置受戒道场，应管得戒式叉沙弥尼等，沿法事，准例合有所税。人各麦油壹升，橛两竹，诃梨勒两颗，麻十两……”敦煌文书S.1733号《吐蕃管辖时期破历》记：“椒一升，草豉三升。草豉半升，椒四合已上味。草豉三升，苁蓉三升。”草豉原产波斯，为调味品。^[201]敦煌地区的香药基本上都是从西域贩运而来，除了满足当地的需要外，还被贩运到相邻地区出售。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地区的僧俗民众对香药的使用态度和使用风气。我们从《康秀华写经施入疏》和《炫和尚货卖胡粉历》可以看出，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粟特人是外来奢侈品的主要交易者，而敦煌民众则是这些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价值300石麦粟的四斤胡粉一下就被敦煌民众购买，足见敦煌民众对这些外来奢侈品的追捧。^[202]而P.3047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则从僧尼群体证实了敦煌民众对波斯、印度香料的青睐。敦煌民众对高级奢侈品的追捧，是政府或者寺院上层推波助澜的结果。尽管这些高级奢侈品价格昂贵，但寺院管理机构还是将其确定为僧尼使用的主体香料，很可能是指定的消费香料。无论是乾元寺科香，还是康秀华施舍胡粉，以及炫和尚货卖胡粉，这些都发生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认识吐蕃时期敦煌的社会和对外贸易。^[203]根据敦煌文书记载，敦煌“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就连每年派往京城的贺正使献给皇帝的礼物，大多也都不产于当地。长此以往，敦煌民众和市场对外来物品的过度依赖，逐渐养成了一种接纳多于排斥、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寺院僧尼是敦煌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寺院向僧尼科征香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社会香药消费的普遍化。

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中道，是东西交通的重镇，同时也是大宗货物集散地。《旧唐书·焉耆传》云：“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207]《旧唐书·高昌传》亦云：“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208]可见，高昌地理位置之重要。

在传世文献当中，关于高昌国的商业贸易情况记载很少。自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了大量属于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书和石刻文字资料，特别是属于高昌王国时期的各类官、私文书。这些新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使我们对这一时期高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隋唐时期，随着疆域的拓展和西域地区的稳定，丝绸之路贸易达到鼎盛阶段，出现了“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209]的景象。高昌国主要经营过境贸易，参与者以东西往来之外商为主。从文书记载来看，高昌国的外来客商以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人最多。高昌文书中有“商胡”“客胡”等词，专指从西域来的商人。巴尔托里德曾经指出：“定居的中亚伊兰人，即粟特人则善于利用突厥帝国的广袤和强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握有丝绸贸易独占权的粟特人的商业利益使得突厥和波斯人的关系破裂，并导致突厥和拜占庭之间使节的往还。与中国的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萨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粟特人的居留地出现在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通道上——从经和阗到罗布泊的新疆南部的南路直到经七河地区的最北路。”^[210]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丝绸之路上建立了许多商贸据点，并逐渐发展成为聚落。他们通过这些聚落，了解丝路沿线市场行情，建立起一定的商业信誉，贩易东西方不同的商品。高昌王国境内粟特聚落的具体位置，一个可能在高昌城东胡天近旁；另一个可能在文书中提到的“丁谷天”所在的吐峪沟沟口一带。^[211]正是这些粟特人构成了高昌过境贸易的主体。

吐鲁番出土的医药文书，为我们了解唐代西州药材贸易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书《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73TAM514：2/1—7，2/9—11，2/8），清晰地反映了高昌国时期西域商胡交易的主要商品，以及所缴纳的称价钱帐等。该件文书系为残卷，由11个残片组成4个残卷，共存74行文字，墨书。原纪年缺，仅存月日，从“正月一日”到“十二月廿七日”。文书中记载的香药有香、硇砂、郁金根和石蜜等。

残卷一：

射蜜畔陁買香三百六十二斤、囟沙二百卌一斤，与康炎顛二人邊□錢十五文。（后略）

残卷三：

残卷四：

朱雷先生最早对这件文书进行了考释，指出文书中所载的商人，昭武九姓胡人占绝对多数，其中康姓16人次，何姓10人次，曹姓6人次，安姓5人次，石、白、车、翟、宁姓等各1人次，表明奏文中的“称价钱”是向在高昌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主要是向胡商征收的某种商税。所谓“称价钱”，“称”，即“称量”，亦即称量货物之重量，其分别按一定比例征收商税。税率为：香约每40斤纳银钱1文；郁金根每百斤内，最多纳银钱1文；硇砂约每50斤最多纳银钱1文。^[213]《称价钱帐》中买卖的物品有金、银、铜、丝绸、香料、药材、石蜜、鍮石、硇砂和郁金根等，除了丝绸以外，绝大多数是西方的舶来品。金、银、鍮石和硇砂是波斯、粟特的产品，香药主要来自印度，石蜜以波斯产者最佳。这些商品的交易量都比较大，属于批发性质的交易。如翟薩畔一次买香572斤，康夜虔一次卖与宁祐憙药140斤，而一缺名者一次买香达800斤，显然非个人和家庭成员所需。高昌国本身不可能消费这么多的商品，大部分应是运往中原和周边诸族出售。姜伯勤先生又按交易商品之品名、买卖双方之姓名、交易数量，以及所纳之称价钱和税率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其列表来看，香的总交易量为2400斤，硇砂的交易量为926斤，药的交易量为144斤，郁金根的交易量为87斤，石蜜的交易量为31斤。由于香料、硇砂、药、石蜜、郁金根都可归之为香药的范畴，故其交易总量为3588斤。^[214]姜伯勤先生还指出了敦煌、吐鲁番两地市场上出售的香药与犍陀罗香药市场间的联系，认为犍陀罗的香药市场，经过队商的贩运和求法高僧的携带，连接着高昌等地出售西亚、南亚及中亚香药的市场。^[215]

《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文书虽然残缺，但大体反映了唐代高昌西域商胡香药贸易的规模。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兴胡”“客胡”队商根据贩运能力、市场价格等因素，买进卖出，从事接力式的中继贸易。

《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系池田温（1968年）将大谷文书中的121件文书残片拼缀而成，按池田氏引仁井田陞意见：“这批文书是根据唐关市令所规定的每十日立物品上、中、下三等（有时为九等）价格的制度，按市内的‘行’归纳整理提交给交河郡都督府的官文书断片。其年代在天宝年间。”池田氏又进一步判定时间当在天宝二年。池田氏还推测，文书中除残存的10个“行”外，其他名称不明的还有四五个行，其中即包括“药材行”。《市估案》所罗列的药物特别多，可以肯定全部药材当在120种以上，保留名称者达60余种。这些药材的来源几乎涵盖了亚洲大部分地区，而以波斯、印度药材为多，甚至东罗马帝国的药材也依稀可见。《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A种残片·药价文书》（大谷3076＋3039）：

（前缺）

安史之乱前，诃黎勒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安史之乱后，诃黎勒的价格似乎有了大幅度的上涨。郑炳林先生在《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217]一文中，关于诃黎勒的价格，引用了P.2689《年代不明僧义英等唱卖得入支给历》的记载：“诃黎勒价六斗八升。”一颗诃黎勒的价格为6.8斗麦。而关于麦在敦煌的价格，P.3348号文书背面《唐天宝四载（745年）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记载：“柒拾陆硕柒合小麦斗估三十二文计贰拾四贯三佰贰拾叁文五分。”^[218]按上述小麦一斗估价32文来算的话，一颗诃黎勒的价格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为32×6.8＝217.6文。这个价格与天宝二年诃黎勒的上价2.5文相比，乃是相差百倍。《唐天宝二年（743年）交河郡市估案A种残片·药价文书》（大谷3096）：

（前缺）

鬱金花壹分，上直錢陆拾文，次伍拾文，下肆拾文。

麝香壹分，上直錢壹佰贰拾文，次壹佰壹拾文，下壹佰文。

丁香壹分，上直錢叁拾伍文，次叁拾文，下贰拾伍文。

沉香壹分，上直錢陆拾伍文，次陆拾文，下伍拾文。

白檀香壹两，上直錢肆拾伍文，次肆拾文，下叁拾伍文。

（后缺）^[219]

这些珍贵的香药均以分为计量单位，且各种香药细分为上、中、下不同质量等次，相应的价格均不相同，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丝绸之路上香药贸易市场的规模和繁荣。

高昌国的贸易契券完全是中原样式，秉承了汉晋法制文化的传统，而贸易货币则以银钱为主，以适应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需要，利于和中亚、西亚胡商进行交易。根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隋初，“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220]。当时，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都是国际标准货币。高昌时期直至唐初，吐鲁番地区的支付手段是钱、帛兼行，即银钱与铜钱并用，在涉及胡人的市马贸易，以及涉及胡商的丝绸、香药和玉石等贸易中，广泛使用银钱。到唐玄宗开元时期，银钱表面上从流通中消失。

《唐西州官府药香准估计钱帐》（大谷3099）记载：

（前缺）

畢撥壹拾两，=别壹伯壹拾文。計壹阡壹伯文。

青木香拾两，=别准估叁拾伍文。計叁伯伍拾文。

紫雪拾两，=别准估壹拾玖文。計壹伯玖拾文。

硇沙伍两，=别准估贰拾文。計壹伯文。

萄酢三勝，=别准估肆文。計壹拾贰文。

（后缺）^[221]

此件文书系残卷，前、后缺，现存6行文字，纸背钤有官印，整理者录名为“药香等购入价格文书”，以为性质同“时价市估案”，似为西州官府购入香药的计帐。文中的“=”为重文符号，即“两”。

高昌王国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各类商业贸易的管理。荣新江先生认为，高昌王国曾经建立起一整套供奉客使的制度，包括迎接、安排客馆住宿、招待供食，到最后送行等。6世纪末，高昌官府接待的有北部突厥各部、东部伊吾、南部吐谷浑和西方粟特何国的使者。^[222]高昌国还置有邮驿，以迎接各地客使。《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玄奘“在凉州讲扬经论，华夷士庶，盛集归崇，商客通传，预闻蕃域。高昌王麴文泰特信佛经，复承奘告将遊西鄙，恒置邮驲，境次相迎……”^[223]学界通过对吐鲁番出土资料的研究，确知麹氏高昌中央行政部门有9个，即吏部、库部、仓部、主客、民部、兵部、祀部、屯田和都官，其中主客职掌外国事务，具体工作包括为客使安排住宿，提供食物等生活所需（诸件供物帐的记载），以及代表政府迎来送往（阚氏高昌的送使文书）等。各国客使在高昌逗留期间，住在官府提供的客馆中，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负责传达王令，由百姓或寺院使人充当役人，准备和运送食物或其他东西给客使，而承担此项杂役的往往是著籍高昌、熟悉客使语言的粟特人。有的账目还表明，高昌国对待不同级别的客人按不同的等级对待。客使常被分成上、中、下三等，供应的食品也不一样。高昌官府供应客使立有专门账目，每半个月核算一次。高昌国给来往客使、商人安排住所，提供食宿及买卖场所等，成为事实上的贸易组织者。不过，高昌官府通过向商人征收商税获取利益。松田寿男先生在论及绿洲社会的特征时指出：“多数孤立的绿洲，以贸易之线相互连接了起来，而这种线在沙漠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便是队商路。与天山南北的绿洲群分别相连的两条队商路，不久在西部与帕米尔以西的商业网连结了起来，及于伊朗和印度，在东部则到达中原和蒙古。这样一来，绿洲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即它不仅给农业社会增加了贸易的因素，而且还使之呈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队商驿站的作用。”^[224]

高昌地区汇聚了众多外地客商，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汉客、吴客，有来自西域地区的客胡、商胡，还有来自周边各游牧部落的零散商人。这些商人中部分是行商，他们远道贩易来到高昌；有些是坐商，长期驻留在高昌，甚至著籍此地。“商人的活动，往往是在某地买得特产，再到高昌出售，同时买进他认为可以赚钱的货物，再到其他地区出卖，这比单纯带上钱币来高昌购货贩易，要多赚一倍的钱。”^[225]在众多参与丝路贸易的外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最主要的商品转运商，他们从撒马尔罕经高昌、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建立起许多贸易据点和定居聚落，并通过这些据点和聚落获取贸易信息、储藏货物，开始自己的贩运活动。高昌地区就是一个粟特人的重要聚集地。麹氏高昌时期的《高昌曹莫门陁等名籍》（64TAM31，图壹，359）中，记载了大量的粟特人姓氏，其中曹氏33人、何氏7人、安氏2人、康氏2人、穆氏1人、伽那贪旱1人（可能是突厥人）、未知名1人，奴3人，共计50人。难以确定他们是否是“客胡”，但从官府将他们登记下来这一点推测，他们可能是刚刚来到高昌的粟特移民，家眷也可能随之而来。^[226]朱雷先生精辟地指出，高昌实为货物集散地，“一些商胡从西面来到高昌，不再远行，就把货物在当地卖掉。而另一些胡商不须再回故乡，或到货物产地收购，只须在高昌就可成批收购，再运到其它地区出售。这样，既免去了商人长途跋涉的辛苦，还有利于他们能迅速地进行多次贩易，以获厚利”^[227]。高昌国虽然向外来客使、商胡提供食宿，但是，除了少数官方派遣的客使外，大部分商人是要自掏腰包的，对客馆的经营也是高昌国从丝路贸易中获取收益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高昌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丝路贸易，王室成员和政府高官有能力消费一些奢侈品；百姓和僧尼从市场上买到的日常用品既有本地产品，也有来自周边或者更远的中原、中亚各地的产品，他们是部分丝路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高昌市场上的商品十分丰富，既有本地特产的叠布、葡萄酒，也有来自中原的织锦及西域的矿石和香药等。大宗贸易以外来商品为主，而本地商品则缺乏竞争力。商人们长途贩易的商品都是以奢侈品为主，这是由商人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的追求决定的。在中古时期，交通工具的发展尚不能适应低廉与笨重物品的交换。当时，在国际贸易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价值高、体积小、重量中等、便于携带的商品。而商品的价格主要决定于进口货物的稀缺性，稀缺性则随着距离而增长，故运输路途越长，获利的希望就越大。就商品的流向来看，中原地区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是经过加工，包含一定制作工艺的制成品。而由西向东贩运的商品大部分属于原材料，包括各类矿石、香药等。这些商品多以其原有形态出售，只有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时，才根据需要进行加工，或入药，或造像。可以肯定地说，无论高昌当地的商品在市场上占据多大位置，高昌王国的贸易市场首先是丝路商品的汇聚地，这是它发挥的最主要的功能。

【注释】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2]（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8页。

[3]（唐）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7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7页。

[5]（明）周嘉胄：《香乘》卷28《附诸谱序》，见刘幼生编校《香学汇典》，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765页。

[6]（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8页。

[7]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1941年，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

[8]（汉）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页。

[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85《居处部十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7页。

[10]（明）周嘉胄：《香乘》卷8《香异》引《汉武内传》，见刘幼生编校《香学汇典》，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494页。

[11]（明）周嘉胄：《香乘》卷8《香异》引《述异记》，见刘幼生编校《香学汇典》，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495页。

[1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83《香部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6页。

[13]（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聚窟洲》，《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7页。

[14]（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2，中华书局，2014年，第25页。

[15]（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81《香部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1页。（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2，中华书局，2014年，第26页。

[1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82《香部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7页。

[1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1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0页。

[19]（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25《与弟超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609页；又见《太平御览》卷814、卷982。

[2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1《李陈庞陈桥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3页。

[21]（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二卷》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第137页。

[2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9页。

[2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0页。

[2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2页。

[25]（明）周嘉胄：《香乘》卷8《香异》，见刘幼生编校《香学汇典》，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495页。

[26]（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王根林校点：《拾遗记》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27]（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第861页。

[2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81《香部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2页。

[29]（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魏武帝》，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7页。

[30]（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魏武帝》，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8页。

[31]（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魏武帝》，中华书局，1965年，第1070页。

[3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82《香部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0页。

[33]（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6《苏则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492页。

[34]（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王根林校点：《拾遗记》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35]（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卷16《仓慈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512页。

[36]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见《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

[37]（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32《刘放》，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4页。

[3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40《贾充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3页。

[39]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4页。

[40]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见《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7～268页。

[41]（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5《艺术·佛图澄》，中华书局，1974年，第2486页。

[42]（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9《神异上·晋邺中竺佛图澄》，中华书局，1992年，第351页。

[43]（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王根林校点：《拾遗记》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44]（晋）陆翙：《邺中记》，中华书局，据聚珍本影印，第2页。

[45]（晋）陆翙：《邺中记》，中华书局，据聚珍本影印，第5页。

[46]（晋）陆翙：《邺中记》，中华书局，据聚珍本影印，第6页。

[47]（前秦）王嘉撰，（梁）萧绮录，王根林校点：《拾遗记》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页。

[48]（梁）沈约：《宋书》卷69《范晔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9页。

[4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高昌》，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4页。

[5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9《侯君集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0页。

[51]（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粟特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52]（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53]（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波斯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2271页。

[54]（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龟兹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6页。

[55]（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康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1页。

[56]（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南天竺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8页。

[57]（唐）李延寿：《北史》卷97《西域·漕国》，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9页。

[58]（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中天竺国》，中华书局，1973年，第798页。

[59]（唐）魏征等：《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8～1580页。

[60]（唐）魏征等：《隋书》卷63《樊子盖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490页。

[61]（唐）魏征等：《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6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635页。

[63]（唐）魏征等：《隋书》卷83《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1页。

[64]（唐）魏征等：《隋书》卷4《炀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88页。

[65]（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27页。

[6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天竺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7页。

[67]（唐）魏征等：《隋书》卷28《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798页。

[68]（唐）魏征等：《隋书》卷83《西域·康国》，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9页。

[69]（唐）魏征等：《隋书》卷83《西域·龟兹国》，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2页。

[70]（唐）魏征等：《隋书》卷83《西域·波斯国》，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7页。

[71]（唐）魏征等：《隋书》卷83《西域·漕国》，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7页。

[72]（唐）魏征等：《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

[7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3页。

[7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9页。

[7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56页。

[7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58～6059页。

[7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讨高昌王麹文泰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702页。

[7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1～6232页。

[7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59～6060页。

[8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62～6063页。

[81]（宋）王溥：《唐会要》卷94《西突厥》，中华书局，1955年，第1695页。

[8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22页。

[8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9页。

[8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0页。

[8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8页。

[86]（唐）张九龄：《曲江集》卷11《敕突厥可汗书》，《四库全书》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页。

[8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1页。

[88]（宋）王溥：《唐会要》卷86《关市》，中华书局，1955年，第1581页。

[8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2页。

[9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3页。

[91]（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88页。

[9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焉耆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0页。

[9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赞》，中华书局，1975年，第6265页。

[9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

[95]（清）董诰等：《全唐文》卷287《敕护密国王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2910页。

[9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2页。(www.daowen.com)

[97]（宋）王溥：《唐会要》卷86《关市》，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9页。

[9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

[99]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见《王尧藏学文集》（卷3），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06～209页。

[100]（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446《将帅部·生事》，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033页。

[10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79《收复河湟制》，中华书局，1983年，第827页。

[10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27页。

[103]（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27页。

[10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1《唐纪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5994页。

[10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安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4页。

[10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唐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3页。

[107]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46页。

[10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29页。

[10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29页。

[110]（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0页。

[111]（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0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天竺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8页。

[11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0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乌茶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0页。

[113]（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0页。

[11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1页。

[115]（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1页。

[116]（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2页。

[117]（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3页。

[11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3页。

[11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3页。

[120]（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3页。

[121]（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7页。

[12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却贡献》，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68页。

[123]（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58页。

[124]王兴伊、段逸山：《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90～91页。

[125]（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58页。

[126]（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8页。

[12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西戎·罽宾》，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9页。

[12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8页。

[12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39页。

[13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吐火罗》，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

[131]［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00页。

[13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0页。

[133]（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0页。

[13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2页。

[135]（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2页。

[136]（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2页。

[137]（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3页。

[13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3页。

[13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4页。

[140]（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4页。

[141]（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45页。

[14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上《敬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512页。

[14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页。

[14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康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3页。

[145]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2页。

[146]（宋）王溥：《唐会要》卷99《康国》，中华书局，1955年，第1774页。

[14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94《崔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998页。

[148]（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1，中华书局，2000年，第71页。

[149]（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18《大理寺鸿胪寺·典客署》，中华书局，1992年，第506页。

[15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天竺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7页。

[15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乌茶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6240页。

[15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大勃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1页。

[15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谢　䫻》，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3页。

[15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西戎·波斯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2页。

[155]［德］M.F.夏德、［美］W.W.柔克义：《诸蕃志》（译本），彼得堡，1912年，第7页。见［法］费瑯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册），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156]（五代）李珣原著，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

[157]（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第五》，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56页。

[15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第五》，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56页。

[159]（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第五》，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57页。

[160]（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第五》，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257页。

[16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

[16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36《奢侈一·隋炀帝》，中华书局，1961年，第1815页。

[16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3上《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488页。

[164]（五代）王仁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四香阁》，中华书局，2006年，第58页。

[165]（五代）王仁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床畔香童》，中华书局，2006年，第37页。

[166]（唐）张鷟、范摅撰，恒鹤、阳羡生校点：《朝野佥载·云溪友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167]（唐）张鷟、范摅撰，恒鹤、阳羡生校点：《朝野佥载·云溪友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16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37《奢侈二·杨收》，中华书局，1961年，第1825页。

[169]（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

[17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4页。

[171]（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

[17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吐蕃》，中华书局，1974年，第913页。

[17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6《唐纪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5835页。

[17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唐纪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5855页。

[175]（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少府军器监卷第二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573页。

[176]（唐）元稹：《西凉伎》，见《元稹集》卷24，中华书局，1982年，第281页。

[177]（唐）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99，中华书局，1960年，第2055页。

[178]（唐）张籍：《凉州词三首》，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86，中华书局，1960年，第4357页。

[17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9《唐纪三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7014页。

[18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9《唐纪三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7015页。

[181]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

[182]（唐）王建：《凉州行》，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98，中华书局，1960年，第3374页。

[18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5页。

[184]（唐）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99，中华书局，1960年，第2055页。

[185]（唐）鲍防：《杂感》，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307，中华书局，1960年，第3485页。

[186]［美］贝克威斯著，关学君译：《西藏与欧亚早期中世纪繁荣——吐蕃王朝经济史初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187]［日］森安孝夫著，钟美珠、俊谋译：《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西藏研究》，1987年第4期。

[188]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12页。

[189]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页。

[190]（唐）王梵志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4页。

[191]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192]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39页。

[193]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29页。

[194]［日］池田温著，辛德勇译：《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195]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01页。该书将编号弄错作P.3043号。

[196]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33页。

[197]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34～140页。

[198]陈祚龙：《云楼佛化劄记》，见《敦煌学园零拾》（下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8页。

[199]参见陈增岳编著《敦煌古医籍校证》，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

[200]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31～132页。

[201]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64～65页。

[202]参见郑炳林《〈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货卖胡粉历〉研究》，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208页。

[203]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寺院香料的科征与消费——读〈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札记》，《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2期。

[204]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205]（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太州玄照法师》，中华书局，1988年，第11页。

[206]郑炳林：《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

[20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焉耆》，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1页。

[20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高昌》，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4页。

[209]（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讨高昌王麹文泰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702页。

[210]［苏］V.V.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211]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6页。

[212]参见王兴伊、段逸山编著《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64～67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18～325页。

[213]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见《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87页。

[214]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6～179页。

[215]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香药之路》，见《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848页。

[216]参见王兴伊、段逸山编著《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88～89页。

[21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218]参见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卷6《燉煌物价考》，中华书局，1998年，第191页。

[219]参见王兴伊、段逸山编著《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90～91页。

[220]（唐）魏征等：《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

[221]参见王兴伊、段逸山编著《新疆出土涉医文书辑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120～121页。

[222]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2000年第2辑，第73～83页。

[223]（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4《译经篇四·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98页。

[224]［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页。

[225]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见《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87页。

[226]参见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2000年第2辑，第73～83页。

[227]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零拾》，见《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