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年，突厥占据中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并且西控西域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族，阻断了丝绸之路中道和北道。而吐谷浑则据有西海、鄯善和且末一带，控制着丝路南道。

突厥是北方地区一个游牧民族，曾与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和亲结盟。隋朝建立后，隋与突厥的关系日趋紧张。突厥贵族想借隋朝初创、立足未稳之机，攫取利益。为了解除北部边患，保护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隋文帝采纳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和弱”的建议，对突厥采取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的措施。隋朝政府在不断派兵北伐的同时，一面故意怠慢突厥东部的沙钵略可汗，一面遣使远交突厥西部的达头可汗，并利用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的矛盾，诱使阿波可汗西投达头可汗，终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依附于隋，而西突厥则占据西域及中亚地区。隋炀帝大业年间，炀帝决心开通西域，而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却自恃强大，以武力“制胡诸国”，严重地堵塞了丝绸之路。于是，隋廷扶植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击败了泥撅处罗可汗,隋朝终于疏通了丝绸之路北道和中道。608年（大业四年）十月，隋炀帝派遣大将薛世雄出击伊吾，并在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名新伊吾。610年（大业六年），隋朝在伊吾置伊吾郡，留兵屯守，招引西域商旅。

吐谷浑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隋文帝在位时期，吐谷浑首领夸吕曾多次侵扰河西、陇右地区。但是，隋朝政府迫于北方突厥的压力，在遣兵反击的同时，更多地采取防御性措施。隋炀帝继位后，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突厥分裂，吐谷浑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业初年，鉴于当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的情况，隋炀帝遂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故对“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炀帝闻奏大悦，“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裴矩受命复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59]。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车驾将入吐谷浑，武威太守樊子盖“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60]。隋军南从金山，北由雪山（指今甘肃武威市南祁连山），东出琵琶峡，西自泥岭，四面出击，攻克伏俟城。吐谷浑王国一度败亡。同年六月，炀帝经大斗拔谷、张掖，到达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隋军击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诸蕃慑惧，朝贡相续”^[61]。

隋朝国祚虽短，但与西北诸族间的贸易却非常兴盛。在裴矩的招徕下，“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迎送”^[62]，而“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63]。西域校尉主要负责同西域各国间的联系及通商事宜。据《隋书》卷83《西域传》记载，当时西域地区国家有：吐谷浑、党项、高昌、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䥽汗、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今巴里黑）、穆国、波斯、漕国、附国等。615年（大业十一年）正月，隋炀帝大宴百僚。突厥、诃咄、乌那曷、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伽折等国皆遣使朝贡^[64]，其中许多为西域国家。次年二月，附国、䥽汗、挹怛、末国、史国、波斯、漕国和焉耆等国并遣使入贡。^[65]《新唐书·西域传》云：“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66]

618年（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隋末唐初，中原战乱，无暇西顾，西北地区成为吐蕃、吐谷浑、突厥三方角逐的战场。吐谷浑占据今青海全部和新疆南部地区，并不断侵扰内地和河西地区，直接威胁唐与西域交通；西突厥则控制了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诸国，以及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火寻、戊地和史国等地。西北地区的分裂割据，使当地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并严重阻碍了唐朝与中亚、欧洲的商旅往来。恢复西域主权，重开西北商路，成为唐朝政府面临的急迫任务。

河西地区历来被认为是“强兵足食之本”。唐朝在平定陇右薛举、凉州李轨割据政权后，把河西地区作为防御突厥南下和吐蕃东进的重要地带，并锐意开发河西。619年（武德二年），唐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凉州总管府，管辖凉、甘、瓜、肃四州。670年（咸亨元年），改为大都督府。675年（上元二年），又改为中都督府。711年（景云二年），唐朝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并设立节度使。河西道辖地除凉、甘、肃、瓜、沙外，还包括西域广大地区。玄宗开元年间，为防止吐蕃、突厥对河西地区的侵扰，增设朔方、陇右诸节度使，重新部署边防兵力。河西节度使统领九军二守捉，分布在凉、肃、瓜、沙、会等州，治所在凉州。陇右节度使统领十军三守捉，分布在鄯（治今青海乐都县）、廓（治今青海尖扎县）、洮（治今甘肃临潭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等州，治所在鄯州。742年（天宝元年），改凉州为武威郡，督凉、甘、肃三州。754年（天宝十三年），哥舒翰在黄河九曲一带设置宁边、威胜、金天、武宁、耀武五军，新设各军不在节度使固有兵额之内。屯军平时耕牧，战时出征，许多屯军后来成为当地屯户。州县制度的确立，军备制度的完善，较好地发挥了稳定河陇地区的作用，保证了丝绸之路东段的畅通。

西域地区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630年（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消除了来自北方地区的威胁。同年九月，役属于西突厥的伊吾城主入朝，奉其所属七城来献。唐在其地设置西伊州。据《资治通鉴》卷193记载：

（唐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麹文泰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贡，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纥干往迎之。魏征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使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73]

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改西伊州为伊州。同年，焉耆国王“龙突骑支始遣使来朝。自隋乱，碛路闭，故西域朝贡皆道高昌。突骑支请开大碛道以便行人，帝许之。高昌怒，大掠其边”^[74]。自隋末以来，从敦煌、玉门经白龙堆沙碛，度罗布泊北至焉耆的大碛路不通，西域诸国到内地朝贡、贸易，皆需通过高昌。而高昌王麹文泰拥掠朝贡诸国，垄断东西交通。焉耆王请重开大碛路，太宗许之。此后，商胡多走大碛路。635年（贞观九年），唐太宗遣军击降自隋末复兴的吐谷浑，扫清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障碍。

唐初，波斯萨珊王朝日益衰败，这为西突厥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约619年（武德二年），西突厥射匮可汗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立。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战辄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今克什米尔），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今中亚塔什干）北之千泉（今伏龙芝西），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75]。628年（贞观二年），西突厥发生内讧，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自立，号屈利俟毗可汗。但是，国人不服，弩失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敢受，从康居迎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勤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630年（贞观四年），俟毗可汗向唐朝请婚，太宗诏令：“突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昏为？”于是，西域各国纷纷叛离，俟毗可汗被杀。肆叶护可汗统驭无方，诛杀功臣，人人自危。632年（贞观六年）秋，肆叶护可汗被弩失毕部逐往康居，后忧郁而死。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634年（贞观八年），咄陆可汗病死，其弟同俄设立，号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他对原西突厥十姓部落重新加以整顿，分其国为十部，每部置一统领，每位统领授其一箭，号为十设，也称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各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自此五咄陆部与五弩失毕部常各拥可汗，互相对峙。

638年（贞观十二年），突厥再次发生内乱，国人更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相对抗。于是，西突厥又一分为二，双方以伊列河（今伊犁河）为界，分地而治。乙毗咄陆可汗建庭于镞曷山（今吉尔吉斯山）西，谓为北庭。639年（贞观十三年），乙毗咄陆可汗迫逐咥利失至拔汗那而死。五弩失毕部立咥利失之子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翌年，乙毗可汗卒，五弩失毕部又拥立毕贺咄叶护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建庭于睢合水（今中亚楚河）北，谓之南庭。^[76]

这一时期，大食开始向东扩张，638年（贞观十二年），大食攻占了波斯首都泰西封（今巴格达东南）。641年（贞观十五年），大食军在尼哈文（Nehavend，今伊朗哈马丹以南一带）摧毁波斯军队。波斯末代主伊嗣俟即耶斯提泽德三世（Yazidjid Ⅲ）逃往帝国东境木鹿（Meru）。651年（永徽二年），伊嗣俟为大食兵所杀，其子卑路斯逃往吐火罗，后又入长安。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大食占领伊朗，其势力推进到东边的呼罗珊。呼罗珊地区成为阿拉伯入侵中亚的基地。

早在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遣侯君集率领大军，消灭了西突厥控制下的麹氏高昌王国，并以其地设西昌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高昌古城），旋改称西州。不久，屯守高昌附近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的西突厥叶护降，又以其地置庭州。同年九月，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治西州），统辖伊、西、庭三州。唐太宗在《讨高昌王麹文泰诏》中云：“伊吾之右，波斯之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琛卖遭其寇攘，道路由其拥塞。”^[77]安西都护府的设立，为唐朝统一西域和开拓中西交通奠定了基础。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各级政府机构有向朝廷进贡的任务，其中伊州的贡物当中有胡桐律（又作“胡桐泪”，即胡桐树脂，可治“大毒热，腹烦满”等）、阴牙角（即象牙），庭州的贡物中有速霍角（即羚羊角）、阿魏、延胡索等。

644年（贞观十八年），唐命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军攻破焉耆，执其王突骑支，并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以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总管，率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统铁勒十三部十万余人，攻打龟兹。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弃城西奔，退守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市），后被阿史那社尔擒获。阿史那社尔又派副将军招降于阗。于阗王伏阇信随使者来降，归顺唐朝。同年，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78]此后，唐与西域诸国的交通，特别是从敦煌经且末、于阗越葱岭而西的南道，以及出玉门关经西州、龟兹、疏勒越葱岭而西的中道更加顺畅。

与此同时，西突厥内讧不断，乙毗咄陆可汗与叶护可汗争战不已，双方均遣使向唐朝求援。太宗令其相互敦睦，各自罢兵。但是，咄陆可汗不听，遣石国吐屯攻杀叶护可汗，并吞并其地。五弩失毕部遣使唐朝，请求册立新可汗。太宗遣使册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射匮可汗在稳定内部后，又率兵攻打咄陆，咄陆部众多怨，遂奔吐火罗。646年（贞观二十年），乙毗射匮可汗遣使贡方物，且请婚，太宗令其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但射匮未回报，婚事遂寝。旋阿史那贺鲁反，尽并乙毗射匮可汗所部。

阿史那贺鲁原为乙毗咄陆可汗之叶护，居多逻斯川（今新疆北喀剌额尔齐斯河流域），统处月、处蜜、姑苏（或作哥舒）、歌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自咄陆可汗西奔吐火罗后，贺鲁随即失势，其部众大多离散。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贺鲁率众数千帐内附，并助唐平定龟兹。次年二月，唐朝在安西都护府下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治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北三台）。贺鲁内附后，秘密招抚散亡，部属日众。^[79]650年（永徽元年），贺鲁听到唐太宗死讯后，乘机策动西、庭二州叛唐。次年，贺鲁拥众西徙，击败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众，建牙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当时，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以及西域诸国多依附于贺鲁。贺鲁以其子咥运为莫贺咄叶护，入寇庭州，陷金岭（今博格达坂）、蒲类（今巴里坤），杀掠数千人而去。因此，唐朝废安西四镇，并将安西都护府还治西州。后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府兵三万，会同回纥五万骑征讨贺鲁。此役，唐军击溃依附于贺鲁的处月部，斩杀其首领朱邪孤注。653年（永徽四年），唐朝罢瑶池都督府。657年（显庆二年），唐朝擢用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讨伐贺鲁。唐军经过多次激战，以少胜多，大败贺鲁。五弩失毕部和五咄鲁部降唐。苏定方追贺鲁至碎叶水，尽获其众。贺鲁、咥运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苏咄城，后被城主伊涅达干俘获，交给唐军。西突厥汗国灭亡。

阿史那贺鲁败亡后，唐朝“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以木昆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洁山都督府，胡禄屋阙部为盐泊都督府等，并置昆陵、濛池都护府统领。至此，唐朝的西部疆域“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唐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80]此外，在天山以北、原西突厥属部葛逻禄、沙陀诸部之地，唐朝也设置了一批羁縻府州。由于唐朝的军事力量已及于碎叶地区，从丝绸之路南道或中道越葱岭至中亚，以及经庭州或龟兹至弓月（今新疆伊宁东北）、碎叶一线的丝绸之路都畅通无阻。

662年（龙朔二年）十月，唐高宗诏令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发兵，从䫻海道总管苏海政讨伐龟兹。阿史那步真素与阿史那弥射有怨，故步真密请苏海政矫诏杀害弥射。不久，阿史那步真死。西突厥“十姓无王，附于吐蕃”^[81]。这时，吐蕃人已经驰骋在西域疆场，在安西四镇以及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势力已伸入西域的吐蕃。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记载：“及至鼠年（664年），赞普巡临北境。”所谓“北境”，即指于阗到沙州一线。665年（麟德二年），“疏勒、弓月两国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82]。弓月属西突厥别种，是一个在草原上经商、传教的部落。670年（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唐西域羁縻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破龟兹、拨换城。次年，高宗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府都督，安抚突厥部众。但是，到高宗仪凤年间，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679年（调露元年），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联合吐蕃，侵逼安西。吏部侍郎裴行俭以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卑路斯之子）回国为名，出其不意平息叛乱。裴行俭擒都支、遮匐，让泥涅师自返其国，并立碑碎叶，记功而返。此时，吐蕃国内政局不稳，无暇顾及西域。西突厥十姓部落又倒向唐朝一边。同年，唐朝再次收复四镇，并以四镇中的碎叶代替焉耆。

686年（垂拱二年），吐蕃占领天山以南之地。唐不得不再次放弃四镇，移安西都护府还于西州。对于西域诸绿洲国家，正如敦煌文书S.1344号《开元户部格》残卷记载，唐朝政府诏敕：“诸蕃商胡若有驱赶驼，任与内地交易，不得入藩。任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与本贯以东来往。”^[83]这个诏敕在开元年间成为户部的一项准则，一直维持到8世纪后半叶。唐对西域胡商的贸易政策比较宽松，只是规定不得与吐蕃进行交易，且往来进入西州、庭州、伊州等必须持有“过所”。唐朝利用“过所”核查往来人口及所携带货物的数量、规格等，借此收缴商税。

武后时期，唐朝对西突厥十姓部落进行了整顿和抚绥。685年（垂拱元年），唐擢升弥射之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步真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各袭其父所领部及可汗名号。西突厥十姓部落得以摆脱吐蕃的控制。692年（长寿元年），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左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军大破吐蕃，一举夺回四镇，并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此后，吐蕃因连年征战，引起内乱。698年（圣历元年），吐蕃赞普迫使钦陵自杀，赞婆等降唐。至此，吐蕃与唐朝在西域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

701年（长安元年），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受到遏制，而西突厥别部突骑施却强大起来。突骑施是西突厥五咄陆部之一，其部长乌质勒原为斛瑟罗属下，号莫贺达干。斛瑟罗用刑严酷，十姓部落不服，而乌质勒有威望，能抚下，故归附者日多。于是，乌质勒置二十都督，各统兵七千，攻陷碎叶川，并徙其牙帐于碎叶，其地“东北与突厥（即后突厥汗国）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庭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84]。702年（长安二年），唐朝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总理天山北路军政。706年（神龙二年），乌质勒死，其长子娑葛袭封，有胜兵三十万。娑葛与其部将阙啜忠节不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受忠节贿赂，欲停止娑葛的统兵权。于是，婆葛杀唐朝使节，败安西副都护牛师奖，攻陷火烧、安西等城，“四镇路绝”^[85]。后来，唐廷听郭元振的申诉，赦免娑葛，并封其为十姓可汗。唐与突骑施重归于好。突骑施在政治上仍臣属于唐朝。在唐玄宗继位前后，突骑施是西州的“邻藩”，在西州8世纪的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唐廷《敕突厥可汗书》中云：“突骑施本非贵种，出自异姓”，他们一面“诳诱群胡”，即得到粟特人的合作；一面“又承国家庇荫，因其荒远遂得苟存”^[86]。

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开始了第二次对外扩张。704年，屈底波被任命为呼罗珊的总督，开始了对中亚的全面征服。705年，屈底波征服下吐火罗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Balkh，今阿富汗的巴尔赫）；706年至709年，征服粟特（al-Sughd）的布哈拉及其周围地区；710年至712年，又攻克撒马尔罕和西面的花剌子模（即基发）；713年至715年，他率领一支远征军，深入药杀河（今锡尔河）各省区，特别是拔汗那（即费尔干纳），在近代以中亚诸汗国著称的地区建立了名义上的穆斯林政权。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且地遏交通孔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中亚诸国原来信奉佛教或祆教，大食征服中亚地区后，迫使当地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加之大食横征暴敛，中亚诸国并不甘于接受大食的统治，他们习惯于接受唐朝的封号，向中国朝贡和进行贸易，而且一直同唐朝维持着关系。

711年（景云二年），唐朝以元庆子阿史那献为“招抚十姓使”，次年，又封其为北庭大都护，旋改碛西节度使。714年（开元二年），突骑施发生内讧，娑葛弟遮弩叛归后突厥可汗默啜，并引突厥兵擒杀娑葛。突骑施政权瓦解，十姓大乱。唐朝以阿史那献为西突厥十姓可汗，进驻碎叶。此时，突骑施中的车鼻施部开始崛起，其首领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87]。同年闰三月，唐玄宗敕令：“诸锦、绫、罗、谷、绣、织成绸绢丝、犛牛尾、真珠、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88]715年（开元三年），唐朝授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并遣侍御史解忠顺持玺书册立其为忠顺可汗。然而苏禄在接受唐朝封号的同时，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89]。同年，“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与都护吕休璟统万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大败阿了达。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90]。

717年（开元五年）七月，唐玄宗欲遣阿史那献为北藩主，但苏禄拒而不纳。未几，“突骑施、车鼻施勾引大食、吐蕃，拟取四镇，见围钵（拨）换（今新疆阿克苏市）及大石城（今新疆乌什县）”^[91]。718年（开元六年），唐朝鉴于突骑施实力已经取代阿史那献，故封苏禄为“顺国公”。719年（开元七年）十月，又以其为十姓可汗。此后，突骑施成为中亚地区抵御大食东侵的主要力量。同年，焉耆王“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92]。关于“各食其征”，可能是向西域胡商征收商税，用于合籴军镇将士屯田收入之外所缺之军粮，这样可以免去每年由国都或河西向安西、北庭长途贩运大量布帛。上述诏令征税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地，属于安西节度使管辖范围，故其所征商税，当用于和籴安西节度使统下镇兵之缺粮。而轮台一地，则属北庭都护府所辖之县，诸史所载甚明。《新唐书·西域传》赞云：“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93]唐朝向西域胡商征收商税，解决了唐朝西域驻军的长途补给问题，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724年（开元十二年），苏禄可汗抵御大食倭马亚王朝东侵，在锡尔河取得大胜。729至730年（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苏禄在安国、康国取得胜利，并配合粟特起义，将大食军从阿姆河以东一扫而去。730年（开元十八年），又在康国南夏乌塔尔山大败大食军。734年（开元二十二年），粟特诸国在大食压迫下独立。735年（开元二十三年）十月，唐朝“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94]。为了统一指挥和集中力量对付苏禄，唐朝将北庭都护府迁移至安西。此时，商胡在朝贡路上风险很大，绿洲诸国多有劫掠行为。唐玄宗《敕护密国王书》曰：“突骑施凶悖，恣其抄掠，卿宜善计，勿令不觉其来。已西商胡，比遭发匐劫掠，道路遂断，远近吁嗟，卿宜还国，必须防禁。”^[95]

苏禄晚年身患风病，抄掠所得不与部下，“其下诸部，心始携贰”。在诸部当中，莫贺达干和都摩度最为强盛，而百姓又分为黑（即自谓苏禄部者）、黄（即自谓娑葛部者）二姓，相互猜忌。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禄，并杀苏禄。都摩度立苏禄子咄火仙为可汗，以安缉其余众。莫贺达干与都摩度相互攻伐，突骑施势力大为衰落。唐安西都护盖嘉运率兵征讨都摩度，擒获咄火仙。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令统其部众。其后，突骑施黄、黑两姓各立可汗，互相攻伐，势力衰弱，已不能抵御东进的大食。^[96]741年（开元二十九年），唐朝恢复北庭都护府建置，置北庭、安西二节度。安西节度抚绥西域，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黠戛斯），统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吾、西州境，治北庭。

突骑施的衰落，改变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局面。大食人开始支配中亚地区。吐蕃在西域的势力又开始增长，并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双方斗争主要集中在对西域西南的大小勃律的争夺之上，此地几番易手。743年（天宝二年）十月，唐廷诏令“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讬以求利，终交通外蕃，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以后，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捉搦，不得更有往来”^[97]。唐朝政府严禁出入蕃域的商业贸易活动，并严禁已经进入内地的粟特商人归蕃。

747年（天宝六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攻入小勃律，俘其王苏失利之，将吐蕃势力逐出小勃律，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98]。唐玄宗诏改小勃律为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750年（天宝九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再征朅师，击破大勃律。不过，仅一年以后，高仙芝与大食激战于怛罗斯，高仙芝大败。此后，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大食在中亚势力复振。尽管如此，唐朝的安西、北庭都护府辖地并未受到冲击，对中亚地区仍有一定影响。中亚诸国仍不时遣使通贡于唐。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驻河陇等地的戍兵相继东调，以平定叛乱。唐廷虽然曾调费尔干纳及河中诸国的兵力，与西域兵一起入长安等地救援，但已元气大伤，而无力经略西域。在此背景下，吐蕃趁机攻陷河西陇右地区，隔绝唐朝与西域间的交通。762年（宝应元年），吐蕃攻陷临洮，夺取秦（治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成（治今甘肃礼县南）、渭（治今甘肃陇西县）等州。763年（广德元年），吐蕃大军进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固关镇），占领洮（治今甘肃临潭县）、兰（治今甘肃兰州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鄯（治今青海乐都区碾伯镇）诸州。唐陇右之地尽陷于吐蕃。764年（广德二年），吐蕃占据凉州。766年（永泰二年），又攻陷甘、肃二州。786年（贞元二年），再克瓜州。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以后，唐安西、北庭都护府孤悬塞外。790年（贞元二年），吐蕃占据北庭。翌年，又陷西州，整个西域地区为吐蕃所有。随着吐蕃的向北扩张，大批吐蕃人迁居西域地区。据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记载，在西域地区活动的吐蕃贵族有没庐氏、属庐氏、那囊氏、昆氏、娘若、娘氏、努布氏、韦氏等古老家族。^[99]至于一般的部落组织则为数更多。吐蕃军队凿通西域丝路南道，占领河西走廊、控制湟水流域，其目的除夺取战略制高点、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外，就是为了控制丝绸之路，以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吐蕃军队在西域的于阗、河西的敦煌、湟水流域的鄯州（宗喀）及宗喀通向吐蕃本土要道上的都兰等重要关口都派重兵防守。在吐蕃控制丝路通道的100多年间，吐蕃成为唐与中亚通商的桥梁。在吐蕃统治西域及河西走廊期间，无论是在鄯善、敦煌，还是远至中亚的康国及其他昭武九姓诸国，吐蕃均有从“粟特商路”获得来自中亚的粟特商品或贡品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大食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崭露头角，并渐次成为主要力量。但是，在陆路贸易当中，虽然在8世纪已有大食商队抵达葛逻禄及黠戛斯人地区的报道，却并没有立即出现大食人取代粟特人充当“东西方贸易担当者”的局面，而是出现了回鹘队商、于阗队商、契丹队商，以及所谓“中国队商”等在葱岭以东活动的态势。8世纪中叶，突骑施管辖了濛池都督府全部领域。在西突厥灭亡以后，西州回纥兴起以前，突骑施是继西突厥后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力量，他们一面以“朝贡”和“互市”的形式，进行传统的金帛马驼贸易；另一面在抵挡阿拉伯人东进，保护七河流域及吐火罗一带商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9世纪初，吐蕃政权日趋衰弱，国内矛盾逐渐激化。唐朝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使其“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100]，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地。842年（会昌二年），吐蕃赞普朗达摩被杀，王室分裂，属部叛离，边将称雄，相互混战。848年（大中二年），沙州汉族豪强张义潮率沙州各族，驱逐吐蕃守将，占据瓜、沙二州，并遣使长安报捷。接着，张义潮又率军攻占肃、甘、伊等州。851年（大中五年）八月，张义潮遣其兄议谭奉瓜、沙、伊、甘、肃、兰、鄯、河、岷、廓、西等11州地图来献。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以义潮为节度使。唐宣宗在《收复河湟制》中云：“秦州至陇州以来道路，要置堡栅，与秦州应接，委李玭与刘皐即便度计闻奏。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101]这一政策不但体现了唐朝的对外商业观念，其中“关镇不得邀诘”一语，还透露了来华经营胡商曾受一些不法关镇长官敲诈勒索的信息。这种地方官员的盘剥，甚至引起胡商的反抗。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瓦解后，活跃在河陇的民族有汉、吐蕃、吐谷浑、羌（主要是党项）、回鹘、嗢末、龙家等。各民族在政治、军事上相互争战，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www.daowen.com)

隋唐时期是中国香药朝贡与贸易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展，以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到来，中西交通畅通，香药朝贡贸易频繁，大量域外香药通过陆路和海路输入中国。当时，中亚的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史国、火寻、吐火罗、拔汗那、罽宾、勃律,南亚的天竺国、乌苌国,西亚的波斯、大食等国都曾向唐朝进贡香药。

621年（武德四年）十月，新罗、高句丽和西域22国，并遣使朝贡。^[102]624年（武德七年），康国、吐谷浑及西突厥莫贺咄可汗遣使入贡。^[103]翌年八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蓄被野”^[104]。高祖诏许突厥、吐谷浑互市，并且设立专门管理机构，保护西北陆路交通。唐太宗贞观初年，安国使者朝贡，唐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105]实际上，唐太宗所谓西突厥已降，不过是西突厥与唐朝间建立了正当的朝贡关系而已，还远远谈不上对其进行控制。630年（贞观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麹文泰入朝。后西域诸国皆欲随文泰使入贡。魏征劝谏太宗说：“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106]魏征对西域诸国远途朝贡持谨慎态度，认为这是一项劳民伤财之举，而对于正常的民族贸易交往，则主张顺其自然。从中亦可看出，当时西域各国朝贡使团除了与朝廷开展贡赐贸易外，还在沿途与边民进行交易，还有一些商贾则专门从事贸易活动。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军平定高昌，建立安西都护府。唐朝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趋于频繁。至唐高宗永徽年间，西域诸国朝贡者络绎不绝。657年（显庆二年），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附属于唐，这无疑给西域商贾提供了前所未有之商机。

据初步统计，安史之乱前，西域各国向唐朝贡达174次之多，或使节来贡，或商团进献；唐廷则以丝绸诸物或赐或赠，往来频繁。胡商成分比较复杂，往往难辨其国籍，然就载籍所见，则多为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史国、拔汗那、吐火罗、天竺、罽宾、勃律、波斯和大食等国人。当时，长安是著名的国际贸易都市，有突厥、回纥、昭武九姓、波斯、大食、拂菻诸国的商人，开设“胡店”和“波斯肆”等，其中就有专门的香行经营香料。河西地区的凉州、甘州、肃州、敦煌等城镇，到处都能见到胡商的足迹。“商胡贩客的贡使化，是汉唐时期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九姓胡与唐帝国的交往，基本上也是通过‘贡’与‘赐’实现的。在借‘贡’行‘贾’的条件下，贡品具有二重性，是以礼品为形式的特殊商品。因而，贡品结构曲折地反映了商品结构，经济内涵十分丰富。”^[107]这种以礼品形式出现的特殊商品中，香药占有重要的分量。唐代，外来香药备受各个消费群体的推崇，但是，因其价格昂贵，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享用得起。在唐朝前期，唐廷主要通过朝贡贸易途径获得外来上等香药。至中唐以后，随着香药消费的增加，域外各国朝贡的香药已远不能满足皇室贵族的需求。于是，唐廷通过宫廷收市，即皇帝派专人直接购买香药等手段，垄断香药贸易。由于官方直接购买，从而大大提高了香药的价格，同时更加刺激了人们对香药的追求。

635年（贞观九年）五月，吐火罗遣使贡方物。^[108]637年（贞观十一年），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109]639年（贞观十三年）二月，波斯、康国遣使朝贡。^[110]641年（贞观十五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遣使朝贡，帝复遣李义报使，其王复遣使献大珠及郁金香、菩提树”^[111]。大约从南北朝时期起，中印之间就有香药朝贡贸易，不过，当时中印陆路贸易权掌握在粟特人手中，而海路贸易权则操控在波斯人手中。如印度产的胡椒在北朝时就被认为是波斯国的特产，直到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才纠正了这一错误。从641年开始，中印之间直接贸易次数逐年增加，而贸易品则以香药居多。642年（贞观十六年）春正月，吐蕃、于阗、康国、龟兹、吐谷浑、曹国、史国遣使朝贡；四月，俱密国遣使献方物；十一月，末陀国、乌苌国遣使献方物。乌苌国“自古未通中国，其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奉表曰：‘大福德至尊，一切王中，上乘天宝车，破诸黑暗，譬如帝释能伏阿修罗王，奴宿种善根，得生释种，拜至尊。’因献龙脑香”^[112]。龙脑香是南亚诸国向唐朝进贡的常见物品，有时波斯商人也进贡龙脑香，以致于文献中有波斯出产龙脑香的说法。643年（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颇黎、绿颇黎、石绿、金精等物”^[113]。颇黎即玻璃之异名。自东周以后，中国已经制作出玻璃，但在唐代，红色和绿色的玻璃仍然被看作宝物。金精是一种带有光泽的美丽的白色宝石。647年（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龟兹、羊同、石国、吐蕃、波斯、康国和吐谷浑，并遣使贡方物。同年三月，摩伽陀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叶似白杨；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为金桃；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根”；罽宾献俱物头花，其花丹白相似，而香远闻；伽失毕国“献泥楼钵罗，叶类荷叶缺圆，其花色碧而药黄，香芳数十步”；泥钵罗献波稜菜、酢菜、胡芹、浑提葱、嗅药等等。^[114]郁金香原产于罽宾。上文关于郁金香性状的描述，显然属于鸢尾科的番红花，而非百合科的郁金香，其产地、叶形、花期、香性、栽培，皆与鸢尾科番红花一致。郁金香除供佛外，还可用于酿酒、香衫。另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是月十一日，太宗以各国所贡方物，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有司详录之。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吐蕃、吐谷浑、吐火罗、康国、于阗、乌苌、波斯、石国并遣使朝贡。^[115]651年（永徽二年）八月，大食国始遣使朝贡。^[116]675年（上元二年）正月，“右骁卫大将军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赐帛以答之，拔汗那王献碧颇黎及蛇黄”^[117]。680年（永隆二年）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及方物。^[118]682年（永淳元年）五月，大食、波斯国各遣使贡方物；九月，石国遣使朝贡；十二月，南天竺及于阗国各遣使献方物。^[119]692年（天授三年）三月，东天竺国王摩罗拔摩，西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南天竺国王遮娄其拔罗，北天竺国王那那，中天竺国王地摩西那，龟兹国王延繇拔，同时到唐朝献。^[120]

717年（开元五年）三月，勃律、安国遣使贡献方物；康国王遣使献毛锦青黛。^[121]青黛即靛青，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染料，也是古代中亚妇女常用的化妆品。同年，唐玄宗“以康安国突骑施等贡献多是珍异，谓之曰：‘朕所重惟谷，所宝惟贤，不作无益之费，不贵远方之物，故锦绣珠玉，焚于殿庭；车渠玛瑙，总赐蕃国。今之进献，未识朕怀。宜收其情，百中留一。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余并却还’”^[122]。贡赐贸易是一种官方性质的贸易活动，其贡品除了获得市易价外，还能得到中原王朝皇帝额外的赏赐、加赐。正因如此，西域诸国朝贡的次数越来越频，进奉之物越来越多，导致负责贡物转运的馆驿不堪重负。在此情况下，唐玄宗诏令，对各国贡物“计价酬答，务从优厚”，以不失远人“向化”之心，同时，限制各国进京贡使人数，除部分生活实用品外，“余并却还”。

719年（开元七年）二月，波斯、安国、俱密、康国先后遣使朝贡。安国王笃萨波提遣使上表曰：“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今奉献波斯䮫二、佛菻绣氍毹一、郁金香三十斤、生石蜜一百斤。”^[123]从《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A种残片·药价文书》（大谷3096）中的记录来看，当时，郁金香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大谷3096号文书曰：“郁金花壹分，上直钱陆拾文，次伍拾文，下肆拾文。”^[124]在佛教经典中，郁金香与缯彩、丝和细豆蔻都被称作是质轻价昂的奢侈品。《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3云：“云何体轻价重？谓缯彩及丝、郁金香、苏泣迷罗（指细豆蔻）是。”安国一次供奉郁金香30斤，分量不轻，价格不低。同一件事，在《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第四》中则记载为：“安国并遣使献方物。”《册府元龟》“朝贡部”在记载突厥、石国、罽宾、波斯、大食诸国所献诸如胡旋女、狮子、橐驼、良马等时，都详细地说明人数、头（匹）数，而对于其他贡品则概言为“方物”。结合《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却贡献》和卷999《外臣部·请求》来看，在西域诸国所献“方物”中，锦绣珠玉、车渠玛瑙等“无用”之物当占较大比例，似在“却贡”之列，而动、植物香药所占比例也不会太低。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捉大国西门。”^[125]康国王乌勒伽也遣使上表献物，并以大食围城，请求唐朝出兵救援。这一阶段，因大食东侵，“昭武九姓”频繁遣使入贡。同年四月，吐火罗叶护与俱密国并遣使来朝。五月，俱蜜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七月，波斯国遣使朝贡。^[126]是年，罽宾“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药方并蕃药等物”^[127]。720年（开元八年）正月，中天竺国遣使朝贡；二月，罽宾国遣使来朝，进《天文经》1夹、《秘要方》及蕃药等物。^[128]724年（开元十二年）三月，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识匿国王遣使献马及金精；七月，吐火罗国遣使献胡药、乾陀婆罗等三百余品。^[129]而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在开元、天宝年间，吐火罗“数献马、䮫、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瓈”^[130]等物。关于乾陀婆罗（Gandhaphala），薛爱华认为：“在印度，许多结香果的，不同品种的树都称作‘Gandhaphala’（香果），但是如果我们对‘乾陀婆罗’的梵文原文认读不误的话，这里的‘乾陀婆罗’应该是指一种外形为水果状的、混合的香药锭剂。”^[131]也就是说乾陀婆罗是一种混合香药。729年（开元十七年）六月，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七月，吐火罗使僧难陀献须那、伽帝、释麦等药；九月，大食遣使来朝，且献方物。^[132]质汗（citragandha），即“多种香味”的意思。这种制剂含有柽、木蜜、松脂、甘草、地黄和热血等成分。730年（开元十八年）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犀、玉等；四月，米国、石国、突厥各遣使朝贡；五月，吐火罗僧难陀来朝贡，献瑞麦香药等。^[133]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东天竺国三藏大德僧达摩战来献胡药、卑斯比支，以及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和梵本诸方。^[134]可见，唐朝与天竺间佛教文化交流的盛行，使得印度僧人较多地承担了朝贡者的角色。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十月，安国遣使献宝床子和鸵鸟卵杯，康国遣使献宝香炉及白玉环、玛瑙、水精眼药瓶子。^[135]胡床是魏晋、隋唐间广为流行的轻便坐具，可以敛折挟挂，随身携带。康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曾一度归唐朝管辖，其贡品既有香炉与药瓶，又有香药与治眼药料。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三月，史国王斯谨提遣其首领勃帝米施，拔汗那王遣首领阿解支达干思伽，并来朝贺正，且献方物；又吐火罗遣使献红颇梨、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及质汗等药。^[136]玛瑙、金精等虽非专门药物，但均可用于药用。

744年（天宝三年）闰二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遣其大首领来献方物；三月，安国王屈底波遣其大首领来朝，并献方物；七月，大食国、康国、史国、西曹国、米国、谢䫻国、吐火罗、突骑施、石国，并遣使献马皮及宝物。^[137]746年（天宝五年）闰十月，突骑施、石国、史国、米国、罽宾国，各遣使来朝，献绣舞筵、㲩㲪、红盐、黑盐、白戎盐、余甘子、质汗、千金藤、琉璃、金银等物。^[138]舞筵是一种经过缕绣的织物，可在平台或露天铺设，也可以在演出过程中更换，借以增强舞台效果。唐代宫廷或豪门宴集，伎乐并作，舞台铺设地毯，称为舞筵，其样式有圆形、方形两种。红盐和黑盐，均属“戎盐”。据《隋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黑盐产于漕国和南天竺，而据《魏书·西域传》记载，伽色尼国（即漕国都城鹤悉那的异译）“土出赤盐”。这两种戎盐皆可入药。748年（天宝七年）正月，勃律归仁国王遣使献金花。^[139]

8世纪中叶，亚洲大陆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文治武功臻于极盛的李唐王朝内外交困，连遭厄运，先是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中败给大食，而后国内又爆发了安史之乱，最终导致唐朝的势力逐渐退出西域；其二是黑衣大食灭掉白衣大食，建立阿拔斯王朝，并于762年将其首府移到和平之城——巴格达。黑衣大食定都巴格达，开启了中国与西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香药贸易的新时代。阿拉伯人沿着以前波斯人的海上航线，转手经营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的各类香药。

752年（天宝十一年）十二月，黑衣大食谢多诃密遣使来朝。^[140]753年（天宝十二年）三月，罽宾、谢䫻、归仁国，以及黑衣大食并遣使献方物；五月，火寻国遣使献紫麞皮、白生石蜜、黑盐；十二月，护密国、葛逻禄和石国，各遣使献方物。^[141]824年（长庆四年）九月，“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上怒，优容之”^[142]。938年（天福三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蓝、郁金香、犛牛尾等。晋高祖石敬瑭遣供奉官张匡邺等至于阗，册封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143]从上可以看出，8世纪上半叶，外国香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唐朝境内，吐火罗数次献“异药”，波斯王子亲自献“香药”，迦湿弥罗“间献胡药”，罽宾国献“秘方奇药”。到9世纪，商业贸易渠道有所改变，且海外贸易的正常数量大大低于8世纪，但吐蕃也曾遣使献“杂药”。

唐代西域诸国朝贡贸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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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19年（武德二年）罽宾国遣使朝贡开始，直到824年（长庆四年）波斯大商进献沉香为止，西域诸国与唐朝间的贡赐贸易持续了200余年。在这一历史时期，西域诸国通贡次数较多的时间集中在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高宗时期（650～683年），以及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2～755年），其中尤以开元、天宝年间最为频繁。这种变化与唐朝的对外政策，以及西域地区的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太宗贞观年间和高宗时期，唐朝积极经略西域，并在中亚一带设置羁縻府州。与此同时，大食开始向东扩张，中亚诸小国迫于大食的压力，遣使唐朝，寻求保护。从武后后期至开元初年，屈底波对中亚诸国进行征服战争，故史书当中鲜有中亚诸国向唐朝通贡的记载。开元初年，屈底波死后，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开始回撤，而唐朝国力臻于极盛，加之又西灭突骑施，故中亚诸国慕唐朝声威，纷纷遣使通贡。751年（天宝十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败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占据优势，中亚诸国向唐通贡次数逐年减少。到代宗时期，中亚诸国向唐朝的通贡活动完全停止，而波斯、大食则频繁遣使入贡，尤其是大食与唐朝的香药贸易，在当时中西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统计，有唐一代，西域诸国向唐朝通贡次数为：康国31次，安国16次，石国20次，米国10次，曹国8次，史国6次，火寻4次，拔汗那（宁远）22次，勃律国（归仁）10次，吐火罗24次，波斯25次，大食31次，罽宾20次，天竺20次，谢䫻6次，护密5次，骨咄、拂菻、俱密国各4次，识匿、石汗那各3次，陀拔斯单、乌苌、俱兰国各2次，俱位、悒怛、何国、末陀提国、火辞弥国、苏利悉单国、解苏国、处密国各1次。参诸新旧《唐书》相关传记，去其重复，相互补正，年代可考者计有：康国32次，安国17次，石国20次，米国10次，曹国8次，史国6次，火寻4次，拔汗那（宁远）22次，勃律国（归仁）11次，吐火罗25次，波斯26次，大食32次，罽宾22次，天竺25次，护密8次，拂菻7次，谢䫻6次，骨咄、俱密国各4次，识匿、石汗那各3次，陀拔斯单、何国、乌苌、俱兰国各2次，俱位、悒怛、末陀提国、解苏国、忛延、章求拔国、苏利悉单国、火辞弥国、处密等国各1次。中亚地区阿姆河以北以康国通贡次数最多，安国、石国、拔汗那国次之。康国都城是中世纪中亚地区的贩运中心，“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加之康国人善商，故其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处于贡赐贸易前列。阿姆河以南以吐火罗朝贡次数最多。这既有地域远近的关系，也与这些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有关。西亚的波斯、大食，南亚的天竺，中亚的罽宾等国，或作为海陆贸易之霸主，或作为香药主产区，其通贡次数不亚于粟特胡商。当然，许多朝贡国的贡使，由商人兼任或冒充。朝贡次数的多少并不能代表朝贡国与唐朝关系的密切程度。

“昭武九姓”居住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是以康国为首组成的城邦群体。他们不断地向东扩展，从碎叶川直至内蒙古，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九姓胡的活动范围既是文化圈，同时也是贸易圈。九姓胡生活聚集的地域，汉魏时期称之为粟弋或粟特，唐代称为窣利或速利，是中亚地区一片东西长、南北狭的绿洲地带。《新唐书·西域传》对康国的来历及其分支记述如下：“君姓温，本月支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当作“匈奴”）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144]对于这段记载，冯承钧参证其他有关史籍，提出“九姓不必代表九国”的具体解释：九姓之中康、安、曹、石、米、何、史七姓常见载籍著录，“戊地”乃“伐地”之误，即西安国；火寻，《史记》卷123《大宛传》作驩潜，《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花剌子模。此二国人在唐代未见以国为姓者。综考隋唐诸书与玄奘记传，七姓之外尚有穆国或在九姓之列，余一国尚未能确定为何国。^[145]

唐代，粟特地区大小城邦星罗棋布，号称“千城之国”。九姓胡城邦的政制带有显著的附属国的性质。618年（武德元年），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建牙于千泉（碎叶附近），九姓胡沦为其属国。659年（显庆四年），唐灭西突厥，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州府，九姓胡改宗唐朝。709年（神龙三年），大食灭安国。712年（先天元年），大食灭康国。751年（天宝十年），高仙芝在怛逻斯被大食击败后，石国丧失独立，九姓胡又改宗大食。自粟特本土被大食占领后，粟特人继续向东方发展。一些粟特人进入回鹘汗庭，在唐朝与西方各国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昭武九姓”素以“善商贾”著称于世，其足迹遍及中亚、西亚和东亚各地，他们在东方的商业活动，继承了古代西域贾胡“以献为名”的传统，乘驼马，渡流沙，自初唐至中唐百余年间入贡不绝。《唐会要·康国》云：“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过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146]703年（长安三年），崔融上疏说：“边徼之地，寇贼为邻，兴胡之旅，岁月相继。”^[147]当时，汉人把所有西域商人统称为胡人或胡商，也叫“兴生胡”，包括阿拉伯、波斯、非洲、东罗马帝国和印度半岛诸国人。所谓“兴胡之旅”，就是“兴生胡”组合的商队。他们不但居间从事唐朝与西方世界的贸易，而且还从事唐朝与周边各国的贸易。九姓胡入贡的路线，大体上是发轫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从商业地理着眼，自西徂东，碎叶、高昌、凉州三城，与贡品贩运有最密切的关系。碎叶即素叶水城，也作碎叶城、素叶城，故址在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西南的阿克-贝西姆（Ak-Beshim），“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148]。商胡犹胡商，是唐人习惯用语。如杜甫《解闷诗》云“商胡离别下扬州”。早在679年（调露元年）时，裴行俭灭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后，副将王方翼就改筑碎叶城。高昌是中西贸易之枢纽。640年（贞观十四年），唐朝平定高昌后，丝路贸易更加兴盛，西州成为粟特人在西域地区最重要的贸易聚点之一。西州的粟特人主要从事丝绸之路上的长途贩运贸易，以及西域各绿洲之间的短途贸易，并代表唐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贸易。粟特人的贸易活动对西州乃至整个西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册府元龟》“朝贡”篇中，有许多关于域外诸国进献香药的记录。但是，朝贡的香药在数量或是品类上，不过是当时输入中国的香药的一小部分而已，大部分香药是通过其他贸易途径输入中国的。据《唐六典》记载：“若诸蕃献药物、滋味之属，入境州县与蕃使苞匭封印，付客及使，具其名数牒寺。”^[149]域外诸国进献的各类物品，先经由入境的地方官府检查、包装、加盖封印后，具实列出贡品的名称、数量，然后上报鸿胪寺，交由蕃使送达朝廷。唐廷对各国贡使予以酬答和赐赠，称为“报赠”。报赠在京由鸿胪寺付给，在地方则由府州支给。由此可知，朝贡与回赐具有互通有无、互利于市的官方贸易性质，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换关系。在各国贡使进献的物品中，药物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此外，西域各国贡使在沿途可以免费食宿，其贡物亦可免纳商税，有时甚至其个人私带的货物也只纳半税。住唐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在中国各城市都享受法律上的以及宗教上的照顾。如《唐律疏议》卷6《名例·化外人相犯》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输入中国的物品有动物、植物、矿物、织物、器物和食物等，其中动物、植物香药多达30余种，如兜纳香、安息香、薰陆香、青木香、郁金香、苏合香、肉豆蔻、迷迭香、阿魏、荜拨、沉香、乳香、鸡舌香、降真香、返魂香、无名子、龙脑香、没药、诃黎勒、腽肭脐、胡椒、檀香、苜蓿香、艾蒳香、金颜香、蔷薇水、麒麟竭等。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中天竺国有“金刚、旃檀、郁金，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150]；乌茶国，又名乌苌国，出产“金、铁、蒲陶、郁金”^[151]；大勃律，在吐蕃西，西临北天竺、乌苌国，“地宜郁金”^[152]；谢䫻，或曰漕矩，在吐火罗西南，“多郁金、瞿草”^[153]。《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波斯国产珊瑚、琥珀、车渠、玛瑙、玻璃、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等。^[154]事实上，这种记载并不完全可信。如诃黎勒、胡椒、荜拨的产地均在印度，它们之所以被认为是波斯特产，正如夏德所言，从4世纪末到7世纪初，中国历代王朝的史料把交趾半岛、锡兰、印度、大食以及非洲东海岸等地的产品统统称为“波斯货”，说明这些物品是从波斯运到中国的。^[155]

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和药物学家李珣，目睹了外来药物及岭南药材的贸易盛况，著有《海药本草》（已佚）一书，专门收录外来药物。据尚志钧辑本，该书收载药物131种，其中香药类计有：草部类木香、兜纳香、阿魏、荜拨、蒟酱、肉豆蔻、零陵香、迷迭香、艾蒳香、荜澄茄、甘松香、白附子、瓶香等；木部类沉香、熏陆香、乳头香、丁香、降真香、返魂香、蜜香、安息香、龙脑香、菴摩勒、毗梨勒、没药、诃梨勒、胡椒、无食子等；兽部类有腽肭脐。^[156]从上可以看出，药材的朝贡贸易以香药为主，这不仅是因为多数朝贡国盛产香药，还因为香药价格昂贵，轻便易运。在朝贡药物当中，不仅有药材原料，还有成品药。

五代时期，西域诸国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断绝朝贡。938年（天福三年）三月，“回鹘可汗王仁美进野马、独峰驼、玉辔头、大鹏砂、碙砂、腽肭脐、金刚钻、羚羊角、白貂鼠皮、安西丝、白氎布、犛牛尾、野驼峰等物”^[157]。同年九月，“于阗国王李圣文遣使马继荣进玉团、白氎布、犛牛尾、红蓝、郁金、碙砂、大鹏砂、玉装秋辔、䩴䩮䩨靬、手刃”^[158]。945年（开运二年）二月，“回鹘可汗进玉团、狮子、玉鞍、碙砂、红盐、野驼峰、安西白氎、腽肭脐、大鹏砂、羚羊角、犛牛尾、貂鼠等物”^[159]。951年（广顺元年）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玉大小六团、一团碧琥珀九斤、白氎布一千三百二十九段……玉带一、诸香药称是”^[160]。958年（显德五年），占城“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161]。占城国所贡蔷薇水，并不是其本国产物，而是来自阿拉伯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域外诸国进口香药中的大部分仍供宫廷权贵装饰、熏燃之用。据《太平广记》卷236记载，隋炀帝每当除夜，在殿前诸院用沉香木根堆火山数十座，“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162]。李商隐在《隋宫守岁》一诗中写道——“沉香甲煎为庭燎，玉液琼苏作寿杯”，指的便是此种盛况。唐代，宫廷用香之风愈演愈烈。《新唐书·仪卫上》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163]唐朝统治阶层对香药的滥用已经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大凡权要富贵之家，或把麝香、乳香、沉香之末和入红粉泥壁，或用文柏、沉香、檀香之木作栋梁，播扬豪侈。唐明皇君臣多有用沉香、檀香、麝香、龙脑香做芳香亭阁的。如杨国忠的“四香阁”，“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其奢华程度超过皇宫中的沉香亭。^[164]长安富商王元宝常在寝帐床前置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彻夜焚香。^[165]张鷟《朝野佥载》卷3记载，宗楚客建一新宅，“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后宗楚客因罪流配，太平公主至其宅第观看，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66]用香粉涂壁是唐代贵族装饰房屋的时尚。《朝野佥载》卷6还载，张易之造大堂，“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167]。懿宗咸通年间（860～873年），崔安潜向有清誉，后应邀至宰相杨收家中，见客厅“台盘前置香一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他四下顾望，不明所以。于是，杨收令人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楪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疑此近是”^[168]。由上可知，不只本土香药已完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名贵的域外香药人们也熟知其用途，香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