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香料比较贫乏，《诗》《书》固不必论，即便是《楚辞·离骚》中所见，也不过江蓠、辟芷、秋兰、申椒、菌桂、蕙茝、幽兰、留夷、揭车、薜荔之属。这些香草、香木具有浓烈的香气，可以用于焚熏、增馥，但是，它们并非后世严格意义上的香药。我国最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室内熏香的习俗，燃香之器名熏炉或香炉。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云：“古者焫萧、灌郁、焚椒、佩兰，所谓香者，如是而已。”叶廷珪在其《香录》序中说得更加明白：“古者无香，燔柴焫萧，尚气臭而已。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至汉以来，外域入贡，香之名始见于百家传记，而南番之香独后出，世亦罕能尽知焉。”^[5]

香药是西域、南海等域外诸国的产物，汉晋时期开始输入中国。汉武帝时期，汉朝在通西域、平南越后，打开了陆上贸易通道，开辟了海上交通路线。中国与域外诸国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香药贸易开始兴起。但是，西汉时期，香药的输入和使用情况鲜见于正史，在野史杂记中见到的有惊精香（又名返魂香）、兜末香、神精香、沉光香（即沉香）、涂魂香（即乳香）、辟寒香等。《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6]集解引韦昭曰：“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韩槐准认为，果布应为马来语Kāpur的对音，即龙脑。^[7]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云，龙脑香又名固不婆律。婆律位于苏门答腊岛南海岸，是古代龙脑香的产地之一。固不当为箇布之讹，亦即果，他是从龙脑树的木材中蒸馏出来的白色晶体，又名冰片。此物在西汉时期的广州已非罕见之物。《汉书·西域传》赞云，汉武帝时期，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8]。枸酱即蒟酱，是胡椒的一种，原产于波斯、阿拉伯、非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各地，后经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汉武帝对香药甚是推崇，《太平御览》卷185引《汉官仪》云：“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壁，主温煖，除恶气也。”^[9]周嘉胄《香乘》卷8《香异》引《汉武内传》云，汉武帝元封年间，“起方山馆，招诸灵异，乃烧天下异香。有献沉光香、祇精香、明庭香、金磾香、涂魂香。帝张青檀之灯，青檀有膏如淳膝，削置器中，以蜡和之，香燃数里”^[10]。《汉武内传》在四库本和大观本中均未注明出处。然此则不见于《汉武内传》，而见于《洞冥记》卷2。沉光香、祇精香皆涂魂国所贡，而明庭香源自胥池寒国。辟寒香，“丹丹国所出，汉武帝时入贡。每至大寒，于室焚之，暖气翕然”^[11]。兜末香，《汉武故事》云：“西王母当降，上烧兜末香。兜末香，兜渠国所献，如豆大，涂门香闻百里。关中常大疫，死者因生。”^[12]可见外来香药主要供统治阶级焚香、熏香等奢侈享用。《海内十洲记》还载有大月氏向汉武帝献香事。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汉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葚。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13]。晋人张华在其《博物志》中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14]。后来，长安城中发生瘟疫，宫中皆疫病。西使求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一时间香闻百里，数月不歇。此段描述虽然过于夸张，但却说明，此时人们对外来香药的神奇作用亦有所了解。《博物志》还云：“西域使献香，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著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经日乃歇。”^[15]汉代古乐府诗云：“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㲪㲩五木香，迷迭艾蒳及都梁。”^[16]该诗充分反映了当时西域诸国不断遣使朝贡青木香、迷迭香、艾蒳香和都梁香的史实。

东汉时期，中西贸易往来更加频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7]。当时，随着佛教的传入，用香之风更为普遍。73年（永平十六年），汉明帝派奉车都尉窦固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遂通西域，并置宜禾都尉以屯田。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次年，东汉在西域地区设置都护、戊己校尉。明帝死后，焉耆、龟兹攻杀都护陈睦等，而匈奴、车师则围戊己校尉。于是，汉章帝迎回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89年（永元元年），汉和帝遣车骑将军窦宪率领大军北伐，大破匈奴。91年（永元三年），以班超为西域都护，复置戊己校尉。94年（永元六年），班超击破焉耆，于是，西域50余国皆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18]。97年（永元九年），班超遣甘英出使西海而还。班固《与弟超书》云：“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㲩㲪。”^[19]窦侍中即窦宪，其为侍中据传当在88年（章和二年）。窦宪让班超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从大月氏（即贵霜王朝）易换苏合香。这说明在丝绸之路开通初期，丝绸、珠玉和香药是丝路贸易中的重要物品。《后汉书·李恂传》记载，李恂在任西域副校尉时，“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20]。香药还是西域诸国的贡品之一。汉桓帝时，曾赐给年迈的侍中鸡舌香，用以治疗口臭。应劭《汉官仪》卷上云，桓帝时，“侍中迺存（案：《艺文类聚·人部》引作“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舍香颇小，辛螫，不敢咀咽”^[21]。东汉政府对西域的开发和建置，加强了汉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大秦国又名海西国，土多金银奇宝，“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其“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22]。大秦国主要从事香药转口贸易。166年（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等物。^[23]天竺国出产诸香、胡椒、石蜜、薑等，汉和帝时，曾数次遣使入贡。159年（延熹二年）和161年（延熹四年），天竺“频从日南徼外来献”^[24]。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香药的记事逐渐增多。178年（光和元年），“波歧国献神精香，一名荃蘼草，亦名春芜草”^[25]。前秦王嘉《拾遗记》云，汉灵帝“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毕，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26]。茵墀香虽不可考，但灵帝时大量使用香药已有可能。外来香药的传入，满足了帝王、贵族的生活需要，同时，也助长了侈靡之风。他们对奇珍异香的嗜好，使香药的需求量大增，从而促进了香药贸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香药的正式输入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说部记异之书，如《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但书中已引卫叔卿事，则当在葛洪《神仙传》之后）、《洞冥记》（旧题汉郭宪撰，但词句缛丽，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汉武故事》（旧题汉班固撰，唐人张柬之以为出于南齐王俭）、《述异记》（旧题梁任昉撰，而中有唐人语）、《西京杂记》（旧题晋葛洪撰，庾信谓出于吴均）等书，记载了不少香药香事，往往追溯到汉武帝。但荒诞无稽者居多，可信者较少。叶庭珪搜集这些材料，在《香谱》中将其列入“香之异”。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介绍了大秦出产的12种香。此外，康泰的《吴时外国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当中，也有不少关于香药的记录。晋人郭义恭在其《广志》中广泛记载了西域、南海诸地的香料，大凡后世有名的品种，几乎全都囊括在内。后世著作虽然记述愈加翔实，但大体不出其所述范围。

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国出产“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27]。文中的“迷迷”可能为“迷迭”之误，芸胶即安息香，而熏草、木可能为薰草和木香。这些香药大多已经传入中土。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了木香、薰陆香、鸡舌香、青木香、郁金香等域外香药。

三国时期，曹操崇尚俭约，禁止使用香药。但是，他对香药的态度前后矛盾。曹操在《内诫令》中云：“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薰香。后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28]他一开始禁止在家内薰香，但后又允许“房屋不洁，听烧枫胶及蕙香”^[29]。曹操在其《遗令》中说：“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30]事实上，曹操还把香药用于馈赠，如他在《与诸葛亮书》中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31]魏文帝曹丕尚为世子时，就非常注意香药，他还亲种迷迭香于中庭，并为之作《迷迭赋》，其序文云：“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32]文帝初年，魏军破酒泉、张掖，复河西之地，故“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因此，文帝欲与西域开展互市贸易。^[33]文帝极力搜求西域、南海诸国珍奇物品，挥霍无度。他在迎娶美人薛灵芸的途中，于道侧烧腹题国进贡的石叶之香，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行者歌云，“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34]。魏明帝太和年间，仓慈在担任敦煌太守时，“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他严禁地方豪强勒索贸迁的西域商胡，建立起商胡交市制度，并制定了各项过境措施，“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35]。文中的“西域杂胡”，应当包括粟特商人在内的西域诸族商人。马雍通过对资料的分析，认为西域胡商以敦煌为目的，将货物销售后返回故乡，既然其中有些人停留在敦煌贸易，那么有人定居在敦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36]早在汉代，胡粉已经流入中原，且最初只有官方经营。曹魏时，中书监刘放在其《奏停卖胡粉》中云：“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37]官方垄断，并与民争利，可知贩卖胡粉获利极高。

西晋建立后，西域、南海交通通畅，使臣、商贾来往，域外香药不断输入中国。不过，当时外来香药的数量较少，传播范围不广，仅限于帝王和少数贵族间使用，故有“韩寿偷香”的故事。据《晋书·贾充列传》记载：“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与充”。贾充知己女与韩寿私通，故考问左右婢女，具以实对，于是贾充以女妻韩寿。^[38]

十六国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敦煌、酒泉、武威、金城，以及长安、洛阳、邺都等地，都有西域贾胡和僧侣经商传教。他们通过贸易货物，使东西方得以互通有无。荣新江先生认为，从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粟特人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焉耆、高昌、伊州，或从南道的于阗、且末、石城镇（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入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云州（今山西大同东），至幽州（今北京市）。在这些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39]永嘉之乱后，刘渊占据洛阳和长安，当地的粟特、印度商人受到沉重打击，纷纷破产；张轨及其后裔东并秦陇，西兼西域，占据姑臧，建立前凉。前秦覆灭后，吕光复据姑臧，建立后凉。姚秦灭后凉后，南凉亦都姑臧。当时，留在河西地区的胡商，仍然从事商业贸易。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掘出8件粟特文书，据学者们研究，认为这些书信是住在姑臧、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本国王子的。信中报告了永嘉之乱后，洛阳、长安的劫难，以及中亚商人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情况。其中第2号书信写道：

高贵的爵爷，我已为您收集到了成匹成捆的丝绸，这是归爵爷的。不久，德鲁瓦斯普凡达克接到了香料——共重八十四斯塔特。……又，我已派范拉兹马克去敦煌取三十二个麝香囊，这是为我自己搞到的。……^[40](www.daowen.com)

当时，粟特商队以姑臧为集结地，前往洛阳、金城（今甘肃兰州市）、敦煌各地贸易，其卖出货物以大麻织品、毛毡等为主，而购入品多为丝绸、麝香。粟特地区不产麝香，故需要从敦煌采购。正是通过这些胡商的活动，内地大量的丝绸、麝香等物品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各地，远者甚至传到地中海沿岸各国。

早在汉代，中国内地就有烧香的记录。后来，由于佛教及其他宗教的传入，烧香的事例逐见增多。石勒当政时，佛图澄曾烧安息香“敕龙取水”。《晋书·佛图澄传》记载：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迺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41]

这说明西晋前后安息香已经传入我国。佛图澄还“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42]。石虎时，香药的使用更为普遍。《拾遗记》记载，石季伦宠爱胡女翔风，“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43]。《邺中记》记载，石虎“以胡粉和椒涂壁，曰椒房”^[44]。石虎的御床，方广三丈，其“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合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綩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45]。此外，“石虎作席，以锦杂以五香”^[46]。《拾遗记》还云，石虎在太极殿前起高楼，“舂杂宝异香为屑，使数百人于楼上吹散之，名曰‘芳尘’”。又建四时浴室，“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縠为囊，盛百杂香，渍于水中”^[47]。王嘉是前秦符坚时人，与后赵年代相接，他的记录有可信之处。

南北朝时期，在陆上丝绸之路从事香药贸易的行商以粟特人为主。粟特商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于粟特与中国、中国与印度，以及北方游牧汗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几乎垄断了陆路丝路贸易。这一时期，香药的应用颇为广泛，或用以薰衣物被褥，或装香囊随身佩带，或用以烧香礼佛，或作药物配伍，凡此种种，都有实际例证。经过长期的使用，人们对香药的性能有了进一步认识。范晔在其《〈和香方〉序》中评论道：

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㮏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48]

北魏初期，致力于经营中原，尚无暇顾及西域。西域诸国贡使不至。到太武帝太延年间，西域地区的龟兹、疏勒、渴槃陁、粟特、鄯善、焉耆、车师等九国国王遣使朝贡。北魏开始遣使西域，发展与西域诸国间的商品贸易。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材料来看，隋唐以前，粟特人来华的规模不大，他们大多是一些团体或者小群体，多属于商业移民。由于流动性较大，故稳定性不强。这些商业移民的后裔在高昌、敦煌、凉州等地定居下来，并同当地百姓一样入籍受田，逐渐汉化融合。高昌国时期，“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途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49]。高昌是西域诸国朝贡的必经要道，也是商品交易和中转之地。但是，麹文泰常“遏绝西域商贾”^[50]，阻断中西交通。从高昌出土的汉文文书来看，麴氏高昌国时期，从事香药贸易的中介商主要是昭武九姓粟特胡人。北凉都城姑臧有许多从中亚来的粟特胡商。439年（太延五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沮渠牧犍时，在姑臧虏获不少粟特商人。《魏书·西域传》记载：“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51]足见粟特人到姑臧经商是由来已久的事了。553年（天保四年），吐谷浑派往北齐的使团在返回青海时，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截获，其中就有西域胡商240人，驼骡600头，杂綵丝绢以万计。^[52]这说明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规模非常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