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商周时期，古人就开始采集、利用和栽培香料植物。在出土的商代以后的文物中，发现了一些用于调制加工香料的器具，如香炉、薰球等。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使用香料的记载。当时，人们使用的香料都是本土的香木和香草，如兰（多指菊科泽兰属的佩兰、泽兰、华泽兰等，有时也指兰科的兰花）、蕙（多指唇形科植物，如地笋、罗勒等）、椒（芸香科花椒属植物）、桂（樟属的肉桂等，产桂皮，也称菌桂）、萧（香蒿，蒿属植物中香气较浓的种类，如青蒿、茵陈蒿）、芷（多指伞形科当归属的白芷，又称茞）、郁（姜科姜黄属植物）、茅（多指禾本科香茅属植物）、艾（菊科蒿属植物）等，其用途包括焚烧祀神、佩戴、煮汤、熬膏和制酒等。如《周易》中有白茅和兰香，《管子》中有大椒、白芷、蘼芜、香椒和檀香，《山海经》中有杜蘅、薰草、苏叶、佩兰、白芷、芎䓖、秦艽、艾、桂、檀等。《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上古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写实。据初步统计，《诗经》中记录的植物有178种，其中芳香类植物有苓（甘草）、莞（白芷）、蒿（青蒿）、萧（香蒿）、兰（泽兰）、舜（木槿）、台（香附子）、椒（秦椒、花椒）、蒲（菖蒲）、兰（佩兰）、鞠（菊）、苕（凌霄花）及芍药、芸香、扶苏、艾、韭、芹、柏、檀等。当时，人们在路边、山涧和原野采集香料，妙龄男女已懂得用香花、香草或香果相赠，用以寄托相思，表达爱意。而屈原对香料的了解显然比《诗经》时代的先民要多，代表了战国时期先民对香料认识的最高水平。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等。^[1]其中，江离（江蓠）、辟芷、秋兰、椒、桂、蕙、揭车、杜衡、薜荔等都是香草类香料。据《离骚草木疏》统计，诗中共载有草木55种，其中芳香类草木44种。屈原最早提出用芳香药物作为沐浴剂。如《九歌·云中君》写道：“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2]同时，屈原还将香料植物的利用上升到药用的高度。如《九歌·湘夫人》云：“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3]其意为荪草墙壁、紫贝砌成的庭院，可以避风除湿；用椒泥涂饰墙壁，可以取暖；用桂木做屋梁，可以避秽；用辛夷做屋橼和门梁，可以疏风散寒。文笔看似夸张，但细究起来却有一定的医学道理。

秦代的香料品种与先秦时期大致类似。西汉以前，异域香药还没有传入中国，人们使用的香料主要来自于植物，芳香植物的花、叶、果、根、茎等皆可作为香料。陈敬在《陈氏香谱》中提到：“《诗》《书》言香，不过黍稷萧脂。故香之为字，从黍从甘。古者从黍稷之外，可焫者萧，可佩者兰，可鬯者郁，名为香草者无几，此时谱可无作。《楚辞》所录，名物渐多，犹未取于遐裔也。”^[4]其中，黍、萧、兰、郁可算作早期使用的草本植物类香料。正如陈连庆先生所言，香料多为热带产物，不产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诗、骚的作者，对之未曾寓目，故亦不能形诸文字。^[5]《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汉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该书记载药物365种，分上、中、下三品，其中芳香类药物有：上品——菖蒲、细辛、杜若、兰草、香蒲、蘼芜、术、甘草、白蒿、卷柏、牡桂、菌桂、木香、松脂、辛夷、木兰、橘柚；中品——干姜、当归、葱白、芎䓖、白芷、藁本、泽兰、牡丹、栀子、枳实、合欢、薤、葱实、木苏、秦椒；下品——附子、桔梗、芹、蜀椒。

汉武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亚、西亚和南亚的香料植物品种不断传入我国内地并得以普遍栽培。从汉代农书《氾胜之书》和张衡的《南都赋》等文献来看，当时中原地区栽培的香辛类蔬菜有韭、大葱、小葱、胡葱、小蒜、胡蒜、杂蒜、胡荽等，其中带有“胡”字的植物一般都是从域外引进的。胡葱，别名蒜葱、回回葱、蒜头葱，原产于中亚。胡葱因根似胡蒜，故俗称蒜葱。元人《饮膳正要》作回回葱，似言其来自胡地。胡蒜，即大蒜，一名葫，因其来自蕃地，故称胡蒜。中国黄河流域原有小蒜，汉代又从胡地传入大蒜。《本草纲目》引孙愐《唐韵》语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葫荽。则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6]胡荽，又名香菜、香荽、芫荽、胡菜，它是伞形科芫荽（Coriandrum sativum L.）的带根全草。《本草纲目》菜部卷26云：“荽，许氏说文作葰，云姜属，可以香口也。……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7]

许慎《说文解字》云：“香，芳也。篆从黍从甘，隶省作‘香’。”香料散发的芳香一方面使人从心理上产生美好的感觉，另一方面又作用于人的心理，从而拥有庄严、肃穆、安详的心境。古代没有今天成熟的香精提纯技术，熏香直接用芳香花木或者香炉。汉代蔡质的《汉宫典职仪式选用》中有“尚书郎、女侍史二人洁衣服，执香炉烧薰”的记载。清代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录有郑玄辑著的《汉宫香方注》。既然汉代已有郑玄的《汉宫香方注》，说明汉宫香方的运用已相当普遍。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墓中，陪葬品相当丰富，其中就有香料、香炉和香囊。经鉴定，香囊中装的是辛夷、肉桂、花椒、茅香、佩兰、桂皮、姜、酸枣粒、高良姜、藁本等香料，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一批古代芳香植物的标本，而香炉中的残渣则是茅香、高良姜、杜蘅、竹叶椒等，均为《神农本草经》中未记载过的香料。

汉代，上至皇室贵族，下至达官显贵，都十分痴迷香药。汉武帝本人就十分嗜香，后世所描述的一些香异都与汉武帝有关，像月支香和兜末香。《瑞应图》云：“天汉二年，月支国进神香。武帝取视之，状若燕卵，凡三枚，似枣。帝不烧，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疾，众使者请烧香一枚，以辟疫气。帝然之，宫中病者差，长安百里内闻其香，积数月不歇。”^[8]叶廷珪《名香谱》据陈藏器《本草拾遗》云，兜末香，“汉武帝西王母降，焚是香也”^[9]。《法苑珠林》引《汉武故事》云：“西王母当降，上烧兜末香。兜末香者，兜渠国所献，如大豆。涂门香闻百里。关中尝大疫，死者相系。烧此香，死者止。”^[10]汉成帝时，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其妹被封为昭仪。赵昭仪居住的昭阳殿“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11]。上述香料有别于香草类，后世多称其为香药。这类香料大都具有药用价值，并且可以作为保健品使用。像零陵香、乳香、沉香、木香、青桂香、都梁香、栀子香、甘松香等，大都取材于植物，是属于植物类的香药。还有一些是动物类的香药，如麝香、龙涎香、甲香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香药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服食（寒食散、五食散）成风，香药利用经历了由高潮走向低潮，又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过程。鱼豢《魏略·西戎传》列举了大秦十二种香，其文曰：“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多）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迭〕、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12]传写当中失落一种。大秦国，《史记·大宛列传》作“黎轩”，《汉书·西域传》作“黎靬”，《后汉书·西域传》作“犂鞬”。“黎轩”之名由张骞传入，而“大秦”之名则由班勇传来。我国史籍所载大秦，因时代不同而其疆域范围各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13]此当为我国史籍中关于大秦国的最早记载，其范围应指罗马帝国。《魏略·西戎传》中的“大秦国”，也应指罗马帝国及其东方属地。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说，青木香来自天竺，状如中国甘草。(www.daowen.com)

汉代以后，随着宫廷用香的不断扩大，开始使用外国进贡的奇香珍品。南朝宋范晔所撰《和香方》1卷（今佚），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香学著作。《香品举要》云：“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以前未闻，惟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者始有含鸡舍香，其他皆未闻。迨晋武时，外国贡异香始此。及隋，除夜火山烧沉香、甲煎不计数，海南诸品毕至矣。唐明皇君臣，多有沉、檀、脑、麝为亭阁，何多也？”^[14]《南齐书·东昏侯纪》记载，萧宝卷在后宫遭受火灾后，建造仙华、神仙、玉寿诸殿，“麝香涂壁，锦幔珠簾，穷极绮丽”^[15]。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中国人已知波斯国出产薰陆、郁金、苏合、胡椒、荜拔、青木香、香附子、诃黎勒等香药，以及珊瑚、琥珀、车渠、玛瑙、真珠、颇梨、琉璃、瑟瑟等矿物药。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名医别录》收录海内外香药30余种，促进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古人对各种香药的性质了解很深。范晔在其《和香方·序》中总结道：“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㮏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16]在这篇序文中，范晔谈到了甘松、苏合、安息、郁金等外来香药的性质及其效能，并指出香药用量不宜过分，超过限量则对人体有害。宋人谢采伯认为：“诸香药皆达气，藿香达表，乳麝木香走经络，沉香趋下，皆香气芳烈，使诸药快营卫一切滞气。”^[17]唐代以前，人们已将龙脑、郁金香等用于墨汁、金属箔、蜜汁等的赋香。此外，还有用香料作为媚药的。

隋唐五代时期是香药贸易和应用的鼎盛时期。在《隋书·经籍志》中，以香方命名的医书有5部，即范晔的《上香方（1卷）、杂香膏方（1卷）》（已佚）、《香山仙人药方》（10卷），宋明帝撰《香方》（1卷）、《杂香方》（5卷）和《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叶廷珪《名香谱》云：“炀帝西巡，将入吐谷浑。樊子盖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18]唐朝初期，唐朝与波斯萨珊王朝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659年（显庆四年），苏敬主纂的《新修本草》，介绍了若干从波斯传入唐朝的香药，其中有密陀僧、麒麟竭、珊瑚、胡桐泪、蘾香子、木香、郁金香、阿魏、沉香、薰陆香、鸡舌香、苏合香、安息香、龙脑香及香膏、摩勒、毗梨勒、诃梨勒、紫真檀木、无食子、胡椒等香药20余种。当时，一些波斯人在中国经商而侨居下来，还有一些波斯人出生在中国，靠卖药为业，甚至著书立说。唐代接受的外来医药学知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唐代域外国家共进贡香药120多次，计有30多个品种，主要有麝香、白胶香、甲香、郁金香、龙脑香等。唐末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记载了青木香、阿魏、荜茇、兜儿香、肉豆蔻、荜澄茄、红豆蔻、艾蒳香、丁香等96种海外香药，并标明了其产地。

唐代，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日趋广泛，除了焚香、治病救人外，还用于男女美容。《颜氏香史序》云：“焚香之法，不见于三代，汉唐衣冠之儒，稍稍用之。然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伽罗，盛于缁庐。名之奇者，则有燕尾、鸡舌、龙涎、凤脑；品之异者，则有红、蓝、赤檀，白茅，青桂。其贵重则有水沉、雄麝，其幽远则有石叶、木蜜。百濯之珍，罽宾、月支之贵，泛泛如喷珠雾，不可胜计。”^[19]据考证，唐代芳香美容之风起于贞观年间，直到元和后期才有所收敛，前后延续了180多年。在《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本草与医方著作中，记载有几十味芳香本草及其组方。现代常用的香药本草，在唐代医药文献中基本都有记录。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国忠“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泥为壁”^[20]。这就是有名的四香阁，说明隋唐时期香药的应用已十分广泛。

隋唐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各港口相继对外开放，沉香、丁香、孜然、茉莉等异域香药大量传入中国。《南方草木状》说：“素馨、茉莉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该书还记载了豆蔻、番沉香等香料植物。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多样，那些从异域移植到中土的香料植物总能找到适合它们生长的地方，由此出现了许多专门以种植素馨、茉莉、玫瑰、蕙兰、丁香、睡香、高良姜、沉香、夜来香、山矾（芸香）等香料作物为业的香农。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香料植物生长和栽培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岭南地区以生产沉香、素馨、檀香、高良姜等热带香料为主，吴越地区以生产薄荷、兰香、芸香、柑橘柚等亚热带芳香花卉和香果为主，东北地区以生产艾蒳香、甘松香、参香等温带香料为主，云贵川地区以生产白芷、草果、芎䓖等调味料和香药为主，秦岭南北一线则以生产花椒、甘草、阿魏、玫瑰等食用香料为主。这些地区出产的沉香、白芷、花椒、甘草、茉莉、草果、阿魏、柑橘柚等食用香料一直为世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