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上的羌藏诸族就与华北、葱岭以西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考古发掘证明，西藏昌都地区的卡若文化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存在密切联系，而贯穿中国东北、北方到西藏地区的细石器及草原文化，更是将各地不同的文明连结在一起。此外，西藏与南亚、西亚文化也有相互联系。7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后，北破苏毗、吐谷浑等部，与唐朝争夺河西、陇右地区；东并附国、嘉良夷和薄缘夷，将势力深入今川西地区；南服泥婆罗，打开了通往南亚的道路。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攻占河陇和西域地区，控制了丝绸之路大动脉。吐蕃在统治青藏高原时期，为了控制广大占领区，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开辟了多条青藏高原通往外部的道路。在东北方向，打通了吐蕃通往陇右、河西地区的“吐蕃—青海道”；在北方和西北方向，开辟了阿里通向塔里木盆地的“吐蕃—于阗道”，以及往西通往兴都库什山脉的“吐蕃—勃律道”；在西南部，打通了逻些（拉萨）通往泥婆罗、印度的“吐蕃—泥婆罗道”。这些道路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将吐蕃的麝香、食盐和黄金等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将印度的佛经、于阗的玉石和中原的丝绸等输入吐蕃，成为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

吐蕃王朝建立前，青藏高原上的苏毗、象雄、党项等部（族），在西藏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苏毗（又名孙波、女国）是青藏高原上较大的部落联盟之一。据《大唐西域记》卷4记载，苏毗“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59]。当时，苏毗通往外界的道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藏北高原出发，经康区、西宁到长安的道路；二是经藏北高原的突厥地区，前往西域或汉地的路线；三是经藏博（rtzang hod）、象雄等地直通天竺的路线。此外，还有四条国际商道靠近或横越苏毗：一是经青海湖，直达汉地、突厥和西域东部的多麦（mdo smad）道；二是经拉达克，到于阗、喀什、龟兹和别失八里（北庭），然后越阿姆河、勃律河，到卫密和拔特山，再经粟特（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最后至克什米尔及印度西北部的多堆（mdo stod）线；三是泥婆罗南线；四是途径康区东到四川及云南的多康（mdo khams）线。在古代，麝香、食盐和黄金是吐蕃的主要对外输出品，而麝香是直接从青藏高原地区运往波斯或大食的。象雄（又称羊同、香雄）位于今西藏日喀则西部与阿里地区交界处，分为上象雄（即小羊同）和下象雄（即大羊同）。据《唐会要》卷99《大羊同国》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60]象雄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实力雄厚，其西部疆域超越现在的克什米尔，进入波斯领域。前吐蕃时代在青藏高原开辟的道路，为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上的羌藏各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吐蕃王朝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吐蕃王朝建立后，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松赞干布重视内外贸易，并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商业的发展。据藏文史书记载，在松赞干布时，吐蕃有八个市场：上部三大市场是勃律王土、突厥和尼婆罗；下部三大市场是葛逻禄、绒绒和丹玛；中部两个市场是东东（疑为东、董）。也许由于八个市场均位于山口或关隘地带的缘故，八大市场也被解释为八大山口，其中四大山口的管理者是没庐王赤松杰达囊分管东方丝帛之山口，桂赤登帕玛分管南方米和糜子之山口，没庐琼萨沃玛分管西方蔗糖和染料之山口，琼波布当分管北方盐与犏牛之山口。此外，四大山口还各设四小山口^[61]，并由此形成了唐、门巴、尼泊尔、印度、波斯、拉达克、于阗、粟特以及勃律、苏毗等贸易网络。商业贸易活动为吐蕃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军事情报和行军路线。

7世纪中叶，为了控制丝绸之路南道，吐蕃西入西域，出兵吐谷浑，并与唐朝争夺河西、陇右地区。644年（贞观十八年），吐蕃灭大羊同国。吐蕃北部疆域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接壤。650年（永徽元年），松赞干布去世，吐蕃王朝大权落在噶氏家族手中。659年（显庆四年），吐蕃大论噶尔·东赞域宋前往吐谷浑。662年（龙朔二年），吐蕃策动疏勒、龟兹、弓月（原为西突厥十姓之一部）诸国，发动叛乱。同年十二月，唐䫻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伐疏勒、龟兹时，西突厥弓月部“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62]。这一事件标志着吐蕃对西域事务的正式介入，也预示着吐蕃与大食在中亚地区的直接碰撞。663年（龙朔三年），吐蕃吞并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的吐谷浑，并占据原属吐谷浑辖下的且末（即播仙镇）、婼羌（即石城镇）等地。当时，吐蕃军队从柴达木盆地西缘的茫崖北上，翻越阿尔金山，到鄯善，然后西经新城达且末。从婼羌沿蒲昌海（今罗布泊）西渡计戍河（今塔里木河），可北达焉耆。与此同时，吐蕃在控制护密（即今阿富汗的瓦汗地区）后，为联合西突厥进占西域，经象雄（今阿里地区）、勃律（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护密，翻越葱岭，再经朅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从西线进入西域。665年（麟德二年）三月，西域“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63]。667年（乾封二年），吐蕃再破唐朝“生羌”十二州，控制了青海大部和川西部分地区。河湟地区地处中西交通要道青海道要关，在丝绸之路河西道受阻时，此道常常扮演主干道的角色。为了安定边地部落，保持中西交通畅通，唐朝与吐蕃在陇右、西域地区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670年（咸亨元年）四月，吐蕃攻陷唐朝西域羁縻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破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市）。在吐蕃军队的攻击下，唐朝被迫放弃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并将安西都护府回撤至西州。吐蕃攫取安西四镇后，西域各族人民并不愿接受其统治。673年（咸亨四年）十二月，“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64]。674年（上元元年）十二月，“戊子，于阗王伏阇雄来朝”^[65]。翌年，唐军在西域各族的协助下，将吐蕃军队赶出西域地区。安西四镇复归于唐朝。676年（仪凤元年），吐蕃赞普墀都松（都松芒布杰）继位后，重整体制，再次从西北路进军中亚。同年，吐蕃入寇鄯（治今青海乐都区碾伯镇）、廓（治今青海化隆县）、河（今甘肃临夏市）、芳（今甘肃迭部东南）等州，占据整个吐谷浑故地。677年（仪凤二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攻安西”^[66]。吐蕃大相赞悉若（即赞聂）亲自进行指挥，他纠集天山地方的西突厥遗众，并事先与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等进行联系，双方采取统一行动。《大事纪年》第27条载：“论赞聂领兵赴突厥，多布（赞聂）躬身亲往青海大行军衙。”^[67]《新唐书·西域传》亦云，高宗仪凤年间，吐蕃“攻焉耆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68]。吐蕃第二次攻占安西四镇。但是，吐蕃占领安西四镇的时间并不长，两年后，崔知辩率军沿五俟斤路出击吐蕃。吐蕃守军遭受重创。唐礼部侍郎裴行俭以册送波斯王子之名，智擒叛军首领都支、遮匐，平定叛乱，重建安西四镇，并以碎叶镇取代焉耆镇。682年（永淳元年），赞悉若弟赞婆等率众进攻鄯州河源军，被唐军击败。同年，吐蕃支持突厥阿史那车簿围攻弓月。唐安西都护王方翼率兵救援，双方战于热海（今伊塞克湖），最终唐军平息了阿史那车簿之乱。^[69]但是，吐蕃乘虚而入，进入焉耆以西，并长驱向东，逼近敦煌。唐朝被迫再次放弃安西四镇。安西四镇处于丝绸之路要道，且距离吐蕃本土较近。吐蕃占据安西四镇后，切断了唐朝与中亚地区间的交通联系，并攫取丝绸之路贸易商税，对唐朝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685年（垂拱元年），武则天任命西突厥阿史那弥射子元庆、阿史那步真子斛瑟罗各袭父职，欲借西突厥之力牵制吐蕃。687年（垂拱三年），吐蕃大论钦陵亲自领兵赴龟兹，直到689年（永昌元年）才返回。此时，由于连年战争，青海和川边各部不堪忍受吐蕃的奴役，纷纷起兵投唐。692年（长寿元年），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并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70]鉴于安西四镇三失三得的教训，唐朝在吐蕃通往于阗的交通要道上驻扎重兵，严加防守。在唐朝军队的严密防守下，吐蕃军队很难再从中路喀喇昆仑山口进入西域，于是，向西经勃律（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提斯坦），绕道葱岭进入西域成为必要。吐蕃—勃律道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698年（圣历元年），吐蕃赞普巡临北方。噶氏家族获罪，论钦陵自杀。唐蕃之间的争战暂时得以平息。西域在唐朝的统治之下，而吐谷浑故地则为吐蕃所据有。

墀德祖赞（704～754年）时期，重新厘定户籍，改革官制，整顿财政，强化军事，使吐蕃王朝国势达到极盛。714年（开元二年）前后，吐蕃强行从小勃律“借道”北上，欲攻取安西四镇。715年（开元三年）七月，唐朝与吐蕃间爆发了拔汗那之战。拔汗那，汉代称大宛，《魏书》称破洛那，新旧《唐书》则作拔汗那，即今中亚的费尔干纳。《资治通鉴》卷211记载：“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此时，正值唐监察御史张孝嵩在安西视察，遂发都府戍兵及羁縻州士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攻取数百城，败阿了达于连城。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入贡。^[71]此后，吐蕃势力退到葱岭以南，但仍控制着东到朅盘陀、播密川（今大、小帕米尔）的商道。717年（开元五年）二月，吐蕃不仅与大食，而且还与天山北部的突骑施合谋，对塔里木盆地西北边地发动了进攻。《资治通鉴》卷211云：“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钵换即拨换城，大石城盖石国城也——原注），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72]钵换、大石城分别为今新疆的阿克苏和乌什县。由于唐朝安西大都护的迅速反击，吐蕃与大食的联合行动遭到失败。722年（开元十年），为打开通往西域四镇的道路，吐蕃进攻处于战略要地的小勃律（Gilgit，吉尔吉特），并攻占小勃律的九座小城。小勃律国王没谨忙向北庭节度使张孝崇求救。张孝崇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军驰援，打败吐蕃军，收复被占城池。唐朝在小勃律设置绥远军，以抵御吐蕃西进。

726年（开元十四年），吐蕃大将悉诺逻率兵攻入大斗拔谷，并攻打甘州，焚烧市里。727年（开元十五年）夏，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以政务巡临吐谷浑。同年九月，吐蕃将领悉诺逻恭禄和烛龙莽布支率军攻陷瓜州城，尽取城中军资、粮食，并毁城而去。728年（开元十六年），吐蕃大将悉末朗又率军进攻瓜州，被瓜州刺史张守珪击退。与此同时，大食倭马亚王朝内部矛盾重重，国内起义不断，对外扩张之势稍缓。吐蕃趁机加强了对帕米尔高原南部国家的控制。732年（开元二十年）夏，吐蕃赞普墀松德赞“驻于巴局之丁丁塘。唐廷使者李卿与大食、突骑施之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73]。这说明吐蕃与大食、突骑施间有使者往来。从《大事纪年》看，突厥包括突骑施使者频繁地出入吐蕃，并对唐朝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734年（开元二十二年），吐蕃将王姐卓玛类嫁给突骑施可汗苏禄为妻，并出兵攻破大勃律（Baltistan，巴尔提斯坦）。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吐蕃再破小勃律。小勃律国王苏失利归附吐蕃。^[74]勃律人以商业为主，在印度、吐蕃、勃律与中亚的循环贸易当中，勃律人充当了吐蕃与中亚地区贸易中间商的角色。德国学者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曾据印度河上游中巴友谊公路（Karakorum Highway）巴基斯坦一侧发现的粟特文岩刻题记指出，中亚地区的粟特商人曾经巴克特里亚到达这里，与印度人进行贸易。粟特商人在大举向塔里木盆地和中国本土进发的同时，也越过吐火罗斯坦，向印度、西藏方向挺进。粟特人不仅仅是粟特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担当者，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担当者。^[75]

吐蕃—勃律道的大致走向为：大勃律—藤桥—孽多城—阿弩越城—坦驹岭—连云堡。大勃律东邻拉达克，西北接小勃律，地当今巴控克什米尔的巴尔提斯坦。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从迦叶弥罗（即克什米尔）国东北，翻越十五日的山路，到大勃律国。藤桥位于大、小勃律连接处的娑夷水上。此桥距小勃律王城约60里，是吐蕃为控制小勃律所修。吐蕃占据大勃律后，花费了一年时间才建成此桥。孽多城是小勃律王居地，在今吉尔吉特首府吉尔吉特城。《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小勃律王居住在孽多城，靠近娑夷水，附近多山。阿弩越城是孽多城至坦驹岭间的中转站，其居民被称为阿弩越胡。根据斯坦因的解释，“阿弩越”就是吉尔吉特人称亚辛为“阿尔尼雅”或“阿尔尼阿赫德”的译音。坦驹岭是兴都库什山山口之一。斯坦因说，当地人称为达尔科特（darkot），从妫水上游的巴洛吉尔、马斯杜日河到雅辛山谷，坦驹岭是唯一可以通行的大道。由坦驹岭至阿弩越城需四日路程，连云堡距坦驹岭三日路程。据斯坦因考证，连云堡在今萨尔哈德（阿富汗东北部）的砍西尔（kahsir）古堡，其北面和西面为无法通行的悬崖，仅西面和南面有城墙遗址，城下所临之河为瓦罕河。^[76]将勃律道上的这些地名或关隘连接起来，就可以确定吐蕃出大勃律，经小勃律，进入护密（今阿富汗瓦汗地区）的道路。从护密东行可达安西四镇，而从连云堡往西可达吐火罗。《世界境域志》第26节第12条提到，在吐火罗通往箇失密的路上有一处地方被称作“吐蕃之门”（dar I tubbat，在今阿富汗巴达赫尚省首府法扎巴德南面的巴拉克附近），这说明吐蕃人的足迹已经深入此地。吐蕃利用勃律道前后有百余年历史。

小勃律作为唐朝通往中亚地区的西大门，对安西四镇的存亡以及唐朝在葱岭以西地区的统治举足轻重。法国学者沙畹曾说：“中国欲维持其与箇失密、乌苌、罽宾、谢䫻等国之交际，则应维持从护密及小勃律赴诸国之通道。顾此道又为吐蕃入四镇之天然路途。”^[77]吐蕃攻占勃律后，设立“勃律节度衙”，控制了唐朝在西北地区的20余国，且断绝其与唐朝的交通。唐朝和葱岭以西中亚诸国的交往受到严重影响。吐蕃开辟吐蕃—勃律道的目的，是想绕过帕米尔高原经护密进入西域。但是，由于唐朝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吐蕃利用此道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唐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曾一度攻占连云堡和阿弩越城，收复小勃律，并在小勃律置归仁军。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将河西、陇右地区戍兵调回关中，镇压叛军。756年（至德元年），吐蕃趁机攻陷唐威戎（今青海海晏县或稍东至湟源县间）、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和天成（在今青海循化县积石镇西）诸军，占据石堡城、百谷城和雕窠城（今甘肃夏河县甘家川乡八角城）。翌年，吐蕃又先后攻取廓（治今青海化隆县）、岷（今甘肃岷县）等州及河源（今青海西宁市）、莫门（今青海共和县南）二军。762年（宝应元年），吐蕃再陷临洮，攻取秦（治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成（治今甘肃礼县南）、渭（治今甘肃陇西县）等州。763年（广德元年），吐蕃大军进入大震关（今陕西陇县固关镇），据有洮（治今甘肃临潭县）、兰（治今甘肃兰州西）、河（治今甘肃临夏市）、鄯（治今青海乐都区碾伯镇）诸州。唐陇右之地尽陷吐蕃。同年，吐蕃又攻取泾州，深入奉天、武功，攻克长安。到贞元初年，吐蕃攻陷原州及所属七关。至此，丝绸之路长安至凉州南道（经秦州）、北道（经原州），以及河西走廊均被吐蕃控制。此后，吐蕃以原、会（今甘肃靖远县）、成、渭等州为根据地，连年进逼关中，同时又回头吞并河西州县。

早在764年（广德二年）时，吐蕃就已占据凉州。766年（永泰二年），吐蕃攻陷甘、肃二州。776年（大历十一年），攻占瓜州。786年（贞元二年），再克沙州。河西地区沦没后，唐安西、北庭两镇孤悬塞外。同年，大食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派兵东征吐蕃。吐蕃征调河西、陇右地区大半兵力西御大食。790年（贞元六年），吐蕃占领北庭。次年，又攻陷西州，整个西域为吐蕃所有。793年（贞元九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李泌北和回纥，南通大理，西结大食、天竺的建议，积极改善与周边各国关系。吐蕃在西域和西南两地与回纥、南诏作战，疲于奔命，势力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西域地区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唐书·地理志》云：“自禄山之乱，河右暨西平、武都、合川、怀道等郡皆没于吐蕃……贞元三年陷安西、北庭，陇右州县尽矣。”^[78]758～760年（乾元元年至上元元年），回纥击败黠戛斯，成为漠北草原的统治者，并与唐朝结盟，共同抗击吐蕃。766年（大历元年），原游牧于阿尔泰山南麓的葛逻禄（也称葛罗禄、卡尔鲁克）开始强盛起来，并取代突骑施，占据锡尔河流域、七河流域、伊犁河河谷及费尔干纳盆地西突厥故地，其中包括著名的碎叶城和怛逻斯城。789年（贞元五年），吐蕃与葛逻禄联盟，在北庭一带击败回纥人。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杖，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橐它〔驼〕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饷黠戛斯”^[79]。为了确保吐蕃通过中亚北部到大食的贸易路线，吐蕃与葛逻禄结盟。吐蕃商队可在葛逻禄领地内往返穿梭，但在回鹘地区，因担心剽抄，故需要黠戛斯派人护送。黠戛斯所得报酬是大食的丝绸锦缎。当时，从吐蕃本土经由小勃律、护密通往中亚的吐蕃—勃律道变得繁忙起来，不少僧侣、商人经此路往返。据《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记载，善无畏从中天竺出发，经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乌苌国（位于今印度河上游的斯瓦特）、突厥可汗庭，后同商队一起经过护密，到达西州。吐蕃通过此路输往中亚的商品有麝香、绵羊和布匹等。不久，回鹘派兵进军西域，在北庭、龟兹、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打败吐蕃和葛逻禄联军。此时，漠北、西域地区的形势大致是：漠北、天山以北是回鹘汗国；维吾尔人的西北是黠戛斯人；黠戛斯人的西南是葛逻禄人；葛逻禄人南面是吐蕃人；葛逻禄人西南是入居中亚的阿拉伯人，他们之间既有战争，也有经济和文化交往。

吐蕃—于阗道是吐蕃先民最早进入西域的一条通道。吐蕃进出于阗的道路可细分为两条：一条经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向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苏盖提山口，到达赛图拉，然后转向西北，直下塔里木盆地西南斜坡上的叶城绿洲（即唐代的朱俱波），或者向北由桑株达坂翻越昆仑山，再东去和田或西去叶城。同时也可从西藏阿里地区的噶大克向北，穿越阿克赛钦荒漠，到达赛图拉。另一条是从吐蕃本土出发，向北穿越昆仑山中部的克利雅山口，经普鲁、渠勒往北，由扜弥经杰谢，北至神山堡（也称神山，在今和田城北185公里处）的路线。吐蕃人穿过克里雅山口后，经过的第一个据点是普鲁。普鲁古称帕涅或普罗，今属和田地区于田县阿羌乡，北距县城72公里，是通过克里雅山口进入藏西北的必经之地。从普鲁向西北行约40公里可达渠勒（位于今新疆策勒县努尔乡）。渠勒是海拔2200米的低山带，气候温润凉爽，农牧皆宜，有和田地区最好的天然牧场。吐蕃军司令曾驻于此地。从渠勒沿河向北可达扜弥境内的达玛沟（墨格尔）。扜弥在汉代是与于阗并列的绿洲城国，后于152年被于阗吞并。唐代，扜弥国虽不复存在，但其地域范围依旧。当吐蕃进占塔里木盆地时，扜弥道上不断有粮食运送。杰谢是著名的丹丹乌里克遗址所在地，位于克里雅河与玉龙喀什河尾闾之间，南接坎城，北通神山，系扜弥北境重镇。唐代在杰谢设有军镇，并有汉军驻扎。从目前已知的文献和佛寺壁画来看，杰谢地区曾经有粟特人经商和居住生活。神山，或称神山堡，俗名麻扎达格（Mazar Tagh），位于和田城北185公里处，是塔里木盆地腹地最大的一座山体，长约100公里，宽约2～3公里，扼南北交通咽喉，西通疏勒，西南抵莎车，东接扜弥尼雅，地形险要。8世纪后，吐蕃依山修建堡垒，与藏北高原遥相呼应，成为其最重要的指挥中心。^[80]吐蕃—于阗道是吐蕃占领塔里木盆地后进出西域的重要通道，不仅路线通达，而且进出方便，有安全保障。但此道山路崎岖，气候恶劣，非一般商人旅客所能通行，故在9世纪中期吐蕃退出西域后，此道明显冷清了。

唐蕃古道，顾名思义就是唐朝都城长安通往吐蕃逻些（今拉萨）的官道。它是古代贯穿安多藏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也是维系汉族、藏族人民经济文化交往的纽带。此道通常以西宁为界分为东西两段。

东段从长安出发，渡渭水，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沿渭水北侧西至兴平县、马嵬驿、武功驿、扶风驿、岐山县之龙尾驿（或石猪驿）、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再西行至汧阳县（今陕西千阳县）、陇州，然后翻越陇山，出大震关，西经清水县，至秦州治所上邽县。自天水西行至伏羌县（今甘肃甘谷县）、落门川、陇西县、襄武县，再向西北行经渭源镇，到达狄道。从狄道北行，沿洮水河谷而下，经炳灵寺、越沃干岭，入阿干河谷，可至兰州。由兰州向西南行可至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区碾伯镇）。从狄道经大夏县（今甘肃广河县）、河州，北渡黄河，经炳灵寺，可至鄯州。从鄯州沿湟水西行，经长宁谷、越大阪山，过大通河，穿斗拔谷，可至甘州，与河西道相接；自鄯州西行，沿青海湖南岸入柴达木盆地，西出噶斯山口，进入若羌，可与西域南道相接。再沿盆地南缘的楚拉克阿拉干河西行，可达南疆于阗。

关于唐蕃古道西段的路线，据道宣《释迦方志》卷上记载：“从河州西北度大河（即黄河），上漫天岭（《法苑珠林》作‘长夷岭’，即小积石山之东北余脉，在今甘肃永靖县和青海民和县间），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治今青海西宁市城关），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约当今青海贵德县尕让乡千户庄，或认为在今青海湟中县南的拉脊山口），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即青海湖），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在今青海共和县境内）。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在今青海南部），北界至积鱼城（今四川石渠县），西北至多弥国（今青海玉树通天河一带）。又西南至苏毗国（今怒江、金沙江上游一带），又西南至敢国（在今拉萨西北）。又南少东至吐蕃国。”^[81]这条道路从河州向西北行，在凤林津（在今甘肃临夏县莲花镇原唵哥集，现已没入刘家峡水库中）渡河，沿黄河岸边的川地东行，登长夷岭，至炳灵寺，再经鄯州、鄯城镇，至唐与吐谷浑交界处的承风戍，然后继续西行，经清海、吐谷浑牙帐树墩城、白兰羌、苏毗国，最后到达吐蕃逻些、印度。据《大唐六典》卷6记载，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在风林津上设置风林关，并建造了风林桥，使此路更加顺畅。

隋末唐初，随着政局的变化，自鄯城镇西行的道路也有所改变。唐朝初年，承风戍是唐朝在青海境内的一个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一个华夷互市的重要贸易市场。625年（武德八年），“吐谷浑款承风戍，各请互市。并许之”^[82]。当时，唐朝政府致力于经营北方和西域地区，还未充分认识到青海地区的重要性，这就给吐蕃东进提供了契机。663年（龙朔三年），吐蕃消灭吐谷浑，占据青海地区后，承风戍退出历史舞台，青海地区成为唐朝与吐蕃逐鹿之地。吐蕃向北方地区的军事扩张，不只是为了控制河南道或青海路，而是以青海为跳板，谋取西域地区。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二月，“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在今青海湟源县西南40公里处）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83]。此后，自鄯城镇西行的路线不再以承风戍为枢纽，而开始以赤岭为中转中心。赤岭成为吐蕃与唐朝的交界地，同时也成了双方的边贸据点。随着鄯城镇地理位置的凸显，从金城兰州经青海河湟谷地，到鄯城镇，然后翻越赤岭，便进入吐蕃势力范围。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鄯州）河源军西60里有临蕃城（在今青海湟中县），又西60里有白水军（今青海湟源县西南）、绥戎城（在今青海湟源县），又西南60里有定戎城（今青海湟源县日月乡）。又南隔涧7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始称振武军。开元二十九年，该堡被吐蕃占领。天宝八年，唐军攻克石堡城，更名天威军），又西20里至赤岭（即日月山，唐蕃分界处）。自振武军（即石堡城）经尉迟川（今青海共和县倒淌河流域）、苦拔海（也称可跋海，即今青海湖南山南麓的日月山大壑谷以西的尕海滩）、王孝杰米栅，至莫离驿（在今青海共和县境内）。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今青海湖南面的切吉草原），至那録驿（今大河坝一带）。又经暖泉（今青海兴海县温泉）、烈谟海（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温泉食宿站西南的苦海），渡黄河，至众龙驿（今崇陇峒）。又渡西月河（今札曲），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犛牛河（今通天河），度藤桥，行百里至列驿（哈秀）。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子曲河桥），过截支川（子曲河流域），至婆驿（今野云松多）。再渡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至悉诺罗驿（今西藏当雄县当曲北）。又过乞量宁水（今当曲）桥、大速水（今索曲）桥，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鹘莽峡十余里，两山相崟，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在今西藏聂荣县境）。再经吐蕃垦田、乐桥汤（今西藏那曲地区当雄南陇雀湖），至閤川驿（今西藏那曲县）。又经恕谌海（今西藏拉萨东北）、蛤不烂驿（今西藏那曲县桑雄），至突録济驿（桑曲桥北）。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又经柳谷莽布支庄（当雄附近），有温汤（位于今念青唐古拉山的丘陵之中；一说即今拉萨西北的羊八井热气田），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又经汤罗叶遗山（即念青唐古拉山）及赞普祭神所，至农歌驿（今羊八井）。逻些在东南，距农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84]唐蕃古道是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前往青海、西藏乃至尼泊尔、印度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各地各族的使臣、商人、僧侣和移民等，他们或骑马或步行，或成群结队，或只身一人，奔走在这条道路上，对沟通区域间联系，维系民族感情起了重要作用。

在海路畅通之前，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路，而且也是中国通向并了解外部世界的通道。丝绸之路周围的各游牧民族也想控制这条商道，以汲取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和重商的东罗马、中亚、西亚的财富，弥补物产之不足。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及天山南部地区后，控制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确保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贸易权。阿拉伯地区的商人还进入青藏高原从事商业贸易。吐蕃势力进入川、滇西部地区后，除与当地民族进行交易外，还参与西南丝绸之路贸易。吐蕃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贸易往来，以及通过这些地区与西亚等地的贸易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丝绸之路的贸易无疑是奢侈品的贸易，但它带动了从事运输、住宿、饮食和贩卖生活必需品的小商人的活动，刺激了沿线地方商品市场的形成。当时，吐蕃不仅是麝香、金银、牦牛尾、宝石、药材、羊、马等商品的输出国，而且广泛接受外来文化与物资，成为国际贸易中坚实的一环。而经济交往则是西北地区民族迁徙、融合的原动力。

【注释】

[1]（北齐）魏收：《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1页。

[2]（北齐）魏收：《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99页。

[3]（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中华书局，1971年，第913页。

[4]（唐）魏征等：《隋书》卷67《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1580页。

[5]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163～187页。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焉耆》，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1～5302页。

[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30《讨高昌王麹文泰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702页。

[8]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19页。

[9]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10]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9～10页。

[11]（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46～159页。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龟兹》，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3页。

[1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龟兹》，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3页。

[1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136页。

[1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7页。

[16]［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27～32页。

[17]许序雅：《8─10世纪中亚通往中国之路》，见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18]（唐）圆照：《悟空入竺记》，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2～129页。

[19]（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页。

[2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6页。

[21]（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22]（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记校注》卷第44《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19页。

[23]（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天竺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4页。

[2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8页。

[25]（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53页。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大食》，中华书局，1975年，第6262页。

[27]（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0页。

[28]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中华书局，1992年，第1118页。

[3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0～1091页。

[3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一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7668页。

[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479页。

[33]（元）脱脱等：《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58页。(www.daowen.com)

[34]（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7页。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中华书局，1997年，第7716页。

[36]（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0，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37]（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2页。

[38]（宋）韩琦：《韩魏公集》卷11，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75页。

[39]（元）脱脱等：《宋史》卷490《外国六·大食国》，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1页。

[4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之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7672页。

[4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至九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7759页。

[4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1，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43]（宋）洪皓：《松漠纪闻》，见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4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中华书局，2004年，第2813页。

[4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46]［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529～542页。

[4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3，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4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中华书局，1992年，第3035页。

[49]（元）脱脱等：《宋史》卷328《王韶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79页。

[50]（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8页。

[5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中华书局，1992年，第6019页。

[52]（清）顾祖禹著，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60《陕西九·河州宁河城》，中华书局，2005年，第2884～2885页。

[5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中华书局，1992年，第6022页。

[5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9，中华书局，1992年，第7506页。

[5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中华书局，1992年，第7612页。

[5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九，中华书局，1997年，第7723页。

[57]周良霄：《鞑靼杂考》，《文史》，1980年第8期。

[58]（元）脱脱等：《宋史》卷87《地理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2页。

[59]（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4《婆罗吸摩补罗国》，中华书局，2000年，第408页。

[60]（宋）王溥：《唐会要》卷99《大羊同国》，中华书局，1955年，第1770页。

[61]第吴贤者：《广本第吴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

[6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449《将帅部·专杀》，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058页。

[6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唐纪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344页。

[6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高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8页。

[6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高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9页。

[6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7页。

[6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6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龟兹》，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2页。

[69]（宋）王溥：《唐会要》卷94《西突厥》，中华书局，1955年，第1695页。

[7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5页。

[7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713页。

[7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728页。

[73]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见《王尧藏学文集》（卷1），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页。

[7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9～5233页。

[75]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页。

[76]参见杨铭《唐代中西交通吐蕃—勃律道考》，《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77]［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272页。

[7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0页。

[7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9页。

[80]参见殷晴《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81]（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

[82]（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44）·互市》，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62页。

[8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800页。

[8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四·陇右道》，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1～10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