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国地理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其《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中，将汉代中国与中亚西部、南部，以及印度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其《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并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作“丝绸之路”。同时，因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大宗商品以各种珠宝和香药居多，故丝绸之路又被称为“宝石之路”和“香药之路”。丝绸之路作为“路”是古代的一条商道，是商品交换与互惠互利之途，但它开启了亚欧大陆间的文化交流之门。商品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商品承载着文化，文化附着于商品。商品的流通与流动，使抽象的文化交流变得有声有色，具体可观。

早在上古时代，中原内地与广袤的西域地区间就有交通往来。《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载，成汤之时，伊尹受命，制定四方献令，其中的许多部族就在西域和中亚地区。考古发现证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就有大量和田玉。西域诸绿洲城邦国家开辟的连接各大绿洲，以及通过高山峻岭间各山口四通八达的沙漠、绿洲之路，是亚欧大陆间最早的交通干线。此外，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过准噶尔盆地，至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往来的重要通道。商周时期，中西交通以草原路为中心。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以欧亚大陆为中心。在海路航道发现前，西域地区曾经是欧亚大陆上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和必经之地。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大力修筑从都城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并在沿途设置驿站，提供食宿，以便公务和商务人员往来。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地区与西域诸国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汉朝在占领河西走廊后，在河西地区设置郡县，构筑以长城为主的军事防御和驿传体系，保障了丝绸之路东段路线的畅通。西域地区成为连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学术界一般将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实际上，狭义的丝绸之路是以中国西北部的长安为起点，直通中亚、西亚的商路。换言之，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是在中国西北和中亚、西亚地区。中国的中东部地区是丝绸的生产地，而中亚、西亚的波斯、阿拉伯诸国则是丝绸的转运者，同时也是丝绸的主要消费者。

汉代，丝绸之路东段自长安西行，翻越陇山（又名陇坂、关山），通过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进入西域。沿途因高山阻隔，河流曲折，故分歧较多，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南线由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武功，到虢县（今陕西宝鸡东），再沿汧河向西北行，过汧县（今陕西陇县），至陇关（在今陕西陇县固关镇西），然后翻越陇山，达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在甘肃境内，沿东亭水（又名清水，今名牛头河）向北，至渭水河谷西行，再经上邽（今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冀（今甘肃甘谷县南）、首阳（今甘肃渭源县东北），达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一路向西而去。此外，该路在到达今陕西陇县后，改向西北行，经今甘肃华亭、平凉，可达宁夏泾源县境内，然后翻越六盘山，至阿阳（今甘肃静宁县），再沿祖厉河向西北行，在鹯阴口（今称虎豹口、和保口，在今甘肃靖远县境内）附近渡过黄河，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北线由长安出发，在咸阳渡渭河，经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奉天（今陕西乾县东），到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陕西彬州市），再沿泾水河谷北行，过长武，在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凤口进入甘肃境内。由此向西北逆泾河而上，经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平凉，到达六盘山下的和尚铺附近，再沿六盘山东麓折向北行，经宁夏固原南境弹筝峡（三关口），过瓦亭关，到达原州（今宁夏固原市）。此后，沿清水河谷，北过石门关（须弥山沟谷），至海原，在甘肃靖远北渡黄河，经景泰直抵凉州（今甘肃武威市）。

丝绸之路中段在西域地区分为南道和北道：北道自玉门关西行，沿哈顺沙漠南缘，到车师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古城和交河古城，再沿天山南麓向西南，经危须（今新疆和硕县）、焉耆、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市）至疏勒。南道自鄯善（即楼兰，今新疆若羌县）始，经且末、精绝（今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于阗、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今费尔干纳），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向西南行，越悬度（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向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海路也可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在历史上，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丝绸之路的走向也在不断变化，一些新的道路不断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发生了变化。如在敦煌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使行旅者容易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东汉初年，东汉王朝在打败北匈奴后，迫使其西迁，从而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地区，并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聚合了。

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国与西域的交通路线纵横交错，其中以河西路、青海路和居延路最为重要。河西路是指从长安穿越秦陇，沿河西走廊到达玉门关的道路。当时，河西地区的姑臧是粟特人的一个贸易集散中心，他们将转运贸易的货物贮存在这里，然后派人四处转售。从姑臧东行，经秦州而至长安。秦州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也有粟特胡商驻足经商。青海路，又称吐谷浑路、河南路，此道自西宁西行，沿青海湖北岸穿越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入丝路南道而达西域各地；东向沿西倾山北麓出龙涸（今四川松潘县），顺岷江而入蜀地。此外，从敦煌、张掖、武威以南的祁连山各山口，横穿河西走廊，可北达柔然，亦可西至西域。居延路发自阴山山麓，途经居延绿洲，沿漠南之地与河西路平行西进，顺天山之北可往中亚各地。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常经此路交往。

400年（弘始二年），法显从长安出发，翻越陇山，进入西秦国境。后经青海东部，越养楼山（祁连山），至河西走廊的张掖、敦煌，再渡阳关，过白龙堆沙碛，穿越罗布泊，抵达鄯善国。时中原大乱，河西不安，西域不稳。法显本可自鄯善直往于阗，但考虑到路途安全问题，于是舍近求远，沿车尔臣河和孔雀河，绕道焉耆，再沿天山南麓，过塔里木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于阗。此后，法显一行转而向西，经竭叉国（今新疆喀什市），渐入葱岭，过新头河（印度河），进入天竺。

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战事纷起，政权更替频繁，丝绸之路梗阻，东西方国际交通不得不改经青海道。青海道最早见诸史籍是在南北朝时期，即北魏高凉王那西征吐谷浑王慕利延之时。北魏在扫平割据河陇地区的西秦、北凉等政权后，其国界与吐谷浑相接。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西域龟兹、疏勒、乌孙、粟特等国遣使入贡。太武帝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经河西出使西域。琬等回到京师，具言所经见及传闻旁国：“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1]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北魏出征吐谷浑，高凉王那率军到曼头城。吐谷浑王慕利延率部西渡流沙，故西秦王慕璝子被囊率部抵抗，被魏军击破。被囊率轻骑遁走。魏军紧追不舍，“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什归及炽磐子成龙，送于京师。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2]。据周伟洲先生考证，北魏军队自青海湖东南沿湖北岸，一路追至柴达木盆地深处，又缘水草带向西经过柯鲁可湖、小柴旦、大柴旦，北出当金山口，在今敦煌地区追赶上吐谷浑，擒获其王子。而吐谷浑王则西入鄯善、且末，最终逃至于阗。从曼头城到于阗的这条道路就是所谓的“青海道”。吐谷浑强盛时期，建都于青海湖西岸的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铁卜卡古城）。此地四通八达，东经西平、金城与丝绸之路陕甘段相接；向西则是通往西域的青海道；向南可经“河南道”下四川转赴江南。南北朝时期，“河南道”分为两线：伏俟城—大非川—西倾山—仇池（或白水）—晋寿—宕渠—巴郡，这条线路基本上沿嘉陵江形成；伏俟城—河源—积石山—龙涸—茂汶—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这条线路沿黄河、岷江形成，一路穿越吐谷浑腹地，非常安全。

隋朝统一南北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派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间，并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裴矩利用工作之便，广泛了解西域及中亚等地风土民俗及山川险易，撰成《西域图记》3卷。此书已佚，其自序存于《隋书·裴矩传》中。从裴矩的《西域图记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䥽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護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4]

裴矩所记南道和中道，即是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统贸易道路。而北道与三国魏晋时发展起来的北新道有相合之处，但也有所改变。其具体走向如下：

北道，自玉门关西北行至伊吾，然后沿天山北麓，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西行，途经铁勒部（在今哈密以西，吐鲁番和焉耆以北）、突厥可汗庭（今新疆库车东北山外特克斯河流域），渡北流河水（今楚河，或认为指叶尼塞河、鄂毕河），再经碎叶、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沿锡尔河至黑海北岸，西北行渡得嶷河（即今乌拉尔河）、阿提拉河（即今伏尔加河），到达西海（即地中海）沿岸的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这里的北道与东汉及三国时期的北新道不同。三国时期的北新道是指自天山以北的伊吾，经蒲类海、车师前庭（今吉木萨尔），再南下高昌接中道（当时称北道）的道路。^[5]而隋代的北道则是指从伊吾西北行，经蒲类海，至伊犁、碎叶一带的路线。

中道，自高昌启程，沿天山南麓的焉耆、龟兹，抵达疏勒，然后翻越葱岭，经䥽汗（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过粟特地区诸城，如苏对沙那（今塔吉克斯坦的乌腊提尤别）、康国（今撒马尔罕）、曹国（今撒马尔罕西北劫布旦那）、何国（今撒马尔罕至布哈拉间的库沙尼亚）、大小安国（在今布哈拉）、穆国（即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越阿姆河，至波斯，最后到达西海（即地中海）。中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

在上述三条道路中，北道是欧亚草原和北亚游牧民族世代利用、沟通东西方的道路，而中道和南道则是传统的沙漠、绿洲之路。

《隋书·炀帝纪》记载，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百官及诸路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北），过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越陇山，至天水，大猎于陇西。然后，经狄道，出临津关（在今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乡关门村东，或认为在今青海循化县清水河东黄河处），渡黄河，再经今青海民和县的官亭镇、甘沟乡、满坪乡、古鄯镇、川口镇，由此过湟水，溯湟水河谷西行，途经今老鸦峡到西平郡治湟水县（今青海乐都区碾伯镇），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巡”。同年五月十四日，炀帝从西平至今西宁北的长宁谷（今青海西宁市北川河谷），然后渡星岭（即古代的养女山，今天的元朔山，在青海西宁市北大通县附近），宴群臣于金山（即古养女北山，今青海大通河南的达坂山），最后到达浩门川（今青海大通河），围吐谷浑伏允可汗于覆袁川（约在今青海门源县西北俄博河一带）。炀帝派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指今甘肃武威市南祁连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今甘肃天祝县南），将军张寿西屯泥岭（今青海门源县西），四面包围覆袁川。伏允率数十骑逃走。后来，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败吐谷浑，并乘胜至伏俟城。伏允南逃党项。隋军在大破吐谷浑后，占领其大片领土，扫清了中西交通线上的障碍。六月八日，隋炀帝经大斗拔谷（一作达斗拔谷或大斗谷，今甘肃民乐县城关镇东南35公里处的扁都口，谷长25公里，宽不足1公里，是河西走廊通青海湟中的捷径）、张掖，到达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南）。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前来朝谒，并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治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岸）、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湖南境）、鄯善（治鄯善城）、且末（治古且末城，今新疆且末县）四郡，谪罪犯为戍卒以守之。

随着丝绸之路的通畅，中原汉商和西域胡商纷纷入居河西。河西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干道，而青海道则日渐萧条。吐谷浑因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故屡次发兵抄掠河西，阻挠通贡。

唐代，天下一统，国富民强，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时期。唐朝在消灭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后，在漠北铁勒诸部设置羁縻州府，并开辟了从中原通往漠北地区的驿道。接着，唐朝平定西突厥，在波斯以东原突厥驻地设置羁縻府州，建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统治体系，天山南北乃至中亚、西亚诸地间的交通网络初具规模。汉代的西域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地区，即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唐代，西域的范围有所扩大，随着唐朝势力向中亚、西亚地区的扩张，天山南北诸地成为安西、北庭都护府辖地，且仿照内地实行郡县制度，而西域则更指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

630年（贞观四年），唐朝打败东突厥后，高昌王麹文泰入朝，唐与西域的交通初步打开。不久，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东击伊吾，西破焉耆，阻断西域贡道。632年（贞观六年），高昌和焉耆间爆发了一场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战争。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焉耆东接高昌，西临龟兹，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贞观六年，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焉耆王请求唐朝复开大碛路一事，对高昌国关系重大。唐朝若重开碛路，会使高昌丧失在丝绸之路东段的垄断地位，故高昌对此反应激烈，发动了对焉耆的战争。638年（贞观十二年），高昌再次联合西突厥所属处月部、处蜜部进攻焉耆，并“攻陷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6]。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为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高昌古城），以原西突厥所据浮图城为庭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守。此后，“伊吾之右，波斯之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7]，丝路古道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商业贸易的繁荣又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不但传统的道路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新的道路也不断被开辟出来。

唐代，丝绸之路东段有南北两道：南道从长安出发，经今陕西咸阳、兴平、扶风、岐山、凤翔，往西北至千阳，过大震关，翻越陇山，再经今甘肃清水、天水、甘谷、陇西、临洮、兰州，西越乌鞘岭至武威；北道从长安出发，经今陕西咸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入甘肃泾川，至平凉及宁夏固原、同心，然后翻越六盘山，沿乌龙河北上，经靖远到武威。若南北两道相较，北道平凉以西较险峻，但要径捷一些；南道曲折嫌远，但沿途较富庶，唐人旅行多走南道。^[8]此外，南道至临洮后，可在永靖附近渡黄河，北上青海乐都、西宁，经大通，过祁连山扁都口（大斗拔谷），到河西张掖。

丝绸之路东段到武威、张掖后，沿河西走廊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关或阳关），西入西域，到达伊州（即伊吾），或去西州。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有敦煌县所属“一十九所驿”的条目，详细记录了每个驿站的位置和距东西驿站的里程，其中沙州至瓜州间一条道路的走向为：（沙州）州城驿，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北去清泉驿卌里；清泉驿，在州东北卌里，去横涧驿廿里；横涧驿，在东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驿廿里；白亭驿，在州东北八十里，东北长亭驿卌里；长亭驿，在州东北一百廿里，东去甘草驿廿五里；甘草驿，在州东北一百卌五里，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阶亭驿，在州东一百七十里，东去瓜州常乐驿卅里。^[9]同条还记录了从瓜州常乐县界的新井驿，经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到伊州柔远县界的赤崖驿的道路。^[10]这是武周时期瓜州、伊州间驿道的基本情况。

当时，丝绸之路中段南、北、中三条道路依然畅通。西域南道出葱岭后，可至吐火罗及印度，西行求法者多走此道。不过，此路因经常遭到吐蕃或吐谷浑的骚扰，故中亚胡商大多绕行。从吐鲁番文书记载的唐代西域商人的交通路线看，他们大多从敦煌绕行其他路线，而几乎见不到走南道的记载。在此背景下，西域北道的作用日渐突出。此路自伊吾西行，沿天山以北，经蒲类海，渡北流河水，至碎叶。自碎叶往西，可南下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达于西海；或继续西行，经咸海、里海和黑海北道，至地中海。与其他两道相比，北道缩短了东西方间的距离，还可以摆脱翻越葱岭之苦。

此外，还有两条与北道相关的新开线路：一条由安西（今新疆库车市）西行，经姑墨、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翻越拔达岭（今别迭里山口），从原乌孙居地顿多城、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至碎叶川口（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的楚河流域），然后经裴罗将军城（即虎思斡耳朵，又译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的布拉纳遗址），至碎叶城。唐太宗贞观初年，玄奘赴天竺求法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据《大唐西域记》卷1记载：玄奘从高昌起程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县）、屈支国（今新疆库车市），至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市）。由此向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越凌山（学者们多认为其地即拔达岭），至大清池（即热海，今伊塞克湖），再向西北行经素叶水城（即碎叶城）、千泉（今哈萨克斯坦梅尔克），至呾逻私城（Talas，即怛罗斯，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此后，玄奘从怛罗斯起程，经白水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赭时（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康国、羯霜那国（即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兹）、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迦毕试国、犍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最后到达印度。^[11]《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东西交通沿线的城镇有裴罗将军城、碎叶、米国城（位于碎叶西10里处）、新城（在米国城西30里处，今克拉斯那亚·列契卡古城遗址）、顿建城、阿史不来城、俱蓝城、税建城等。碎叶川是碎叶水冲击而成的平原，是天山以北草原地带最肥美的地方。该地地处草原丝绸之路要津，自古以来人烟稠密，多城镇集市。658年（显庆三年），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在葱岭东西原西突厥汗国境内设置羁縻府州，碎叶州即其中之一。《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跋禄迦国“西北五百里至素叶水城（即碎叶城），比国商胡杂居。素叶以西数十城，皆立君长，役属突厥”^[12]；呾逻私城“亦比国商胡杂居”^[13]。而迦毕试国“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多聚此国”^[14]。犍陀罗，在《高僧传》卷1中据其义译为“行香国”，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作“香遍国”，又有作“香风国”“香洁国”者。这种译名反映出4～5世纪前后，这里曾有一个重要的香药贸易市场。另一条新路线是由高昌经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轮台，苏北海认为在今乌鲁木齐附近，或是米泉或是阜康一带），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在今伊宁地区霍尔果斯北面的废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今伊犁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冯承钧考证为今之巴尔喀什湖）。^[15]

这一路线也见于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40“庭州条”。弓月城东通长安，西达粟特，曾经是粟特商人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

怛罗斯战役后，大食人的势力逐渐深入中亚草原地区。大食地理学家们的著作中记载了从大食经中亚草原前往东方的道路。如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记载：从木鹿（Merv，又译作谋夫）至阿穆勒（Ãmūl），渡乌浒水（今阿姆河），经布哈拉（安国，Bukharā）、撒马尔甘（Samarqand），东至位于荒野（即沙漠）中的扎敏（Zāmīn）。扎敏是两条道路的岔口，一条通向石国、突厥；另一条通往拔汗那（Farghānah）。

自扎敏通向石国的道路：从扎敏出发，渡“沙什”河（即赭时，“石国”河，阿拉伯历史地理著作中称石国为沙什）、“突厥”河，至石国（沙什Al-Shāsh，今塔什干）。然后经银矿（即伊拉格和比良坎克两地）、铁门（Bāb al-Hadīd）、伊斯比加布（Isbījab，即《新唐书》中的白水城或白水胡城，在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艾巴尔伽介（即《大唐西域记》中的千泉），到苔拉兹（Tarāz，即怛逻斯，《新唐书》《大唐西域记》作呾逻私）。从怛逻斯经下努舍疆（Nushajan al-Sufla，《新唐书·波斯传》作弩室羯城，亦曰新城、小石国城）、开苏里巴斯（Kasrī Bās）、库亮（Kūlān，即俱兰城）、艾斯白拉（Asbarah，即阿史不来城，属石国）、突骑施可汗城，至库巴勒（Kubāl，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附近），东行至中国边界的上努舍疆（即拔塞干或八儿思罕）。^[16]从怛逻斯至碎叶城，全程约368公里。这是大食帝国建立后，大食使者、商人们前往中国的路线。

许序雅先生在《8—10世纪中亚通往中国之路》一文中，以《道里邦国志》为主，参考汉文史料，具体翔实地考述了从木鹿到碎叶的道路里程。他认为，9世纪以前，中亚东来的道路西起木鹿（谋夫），东汇碎叶。碎叶是中亚通往中国的道路的咽喉，其地位与敦煌不相上下。从碎叶可至安西（即龟兹）和庭州，然后东经西州、沙州，沿河西走廊至中原。自9世纪以降，则主要从碎叶东行，沿天山北麓至庭州，然后走回鹘道至中原或至契丹（辽）辖境。庭州─碎叶道应是这一时期唐朝至中亚的官道。^[17]不过，早在武后长安二年，庭州升为北庭大都护府，并负责管辖设于西突厥十姓之地的昆陵及濛池两都护府时，回鹘路已经变得重要起来。特别是中唐后期，吐蕃占据河陇地区后，河西道开始受阻，中亚诸国使者及商人多走回鹘路，即从碎叶至庭州，再向北至回鹘占领的漠北草原，然后南下黄河至长安。789年（贞元五年），悟空返国时，经龟兹，至安西、北庭，然后越阿尔泰山，经漠北高原，取“回鹘道”返回中原。^[18](www.daowen.com)

唐末五代至宋初，由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西行，穿越腾格里沙漠，到达凉州，或绕凉州下，直达甘州、西域的道路成为一条重要的中西交通线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记载：“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19]敦煌写本S.0383《西天路竟》记载：“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牙〕。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自灵州西行，过贺兰山口，越沙漠，经凉州，达甘州，行程20日，若以每日行70里计，则为1400里左右。

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曾谈到唐代对外交通的几条主要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20]在上述7条路线中，深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就有四五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安西入西域道”。此路是唐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交往的通道，历史上许多使者、商人、僧侣等都曾在这条路上行走，是一条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北宋初年，曹氏据有沙州，回鹘占据甘州，凉州有六谷蕃部，中原与西域往来，大多取道灵、夏。964年（乾德二年），王继业“自阶州（今甘肃武都市）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即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食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21]。后从南印度泛海归国。这是宋朝初期中原与西域、中亚、印度间僧侣、商贾、使节往来的主要路线。此后，966年（乾德四年），宋太祖“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弥罗等国，并赐诏书谕令遣人前导，仍各赐装钱三万”^[22]。据《宋史·天竺传》记载：“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23]《宋史·大食传》亦云：“僧行勤遊西域，因赐其王（指大食国王）书以招怀之。”^[24]同年，“知西凉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路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诏褒答之”^[25]。大食是唐朝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音译自波斯语Tazi或Tajik。7～8世纪，大食人“灭波斯，破拂菻”，并且“南侵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石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距突骑施，西南属海”^[26]。大食国存在了600多年，其中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与宋、辽并存了300多年，且与宋、辽都有贸易往来。

五代宋初，河西陇右地区被吐蕃、党项诸部占据，自河西经兰州附近和秦州到宋朝都城的道路湮没无闻。西域诸国贡使、僧侣和商贾大都通过灵州道前往中原地区。灵州作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地带，是中原赴漠北及西域的门户，也是诸民族使节往来的国际都市。灵州道的基本走向为：从长安出发，经邠州、宁州（今甘肃宁县），北至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庆城镇），沿马岭水上至方渠（今甘肃环县曲子镇），到达环州（今甘肃环县，宋初曾为通远军），再经青冈峡或土桥子，北涉旱海（沙漠）或经水路到灵州。从灵州西行，渡黄河，出贺兰山口（三关口），穿越腾格里沙漠，至今甘肃民勤县，再过白亭河（今石羊河），到达凉州，然后由河西路入西域。

北宋与西域间的往来有时会经过居延道。981年（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宋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王延德在其高昌行记中记载了夏州通往西域的道路。^[27]据陈守忠先生考证，这条路线是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向北，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乌审旗渡“沙碛”（当今毛乌素沙漠），经今鄂托克旗，在乌海以北、巴音木仁附近的旧磴口渡河，再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傍阴山余脉迭布斯格乌拉山向西北行，过合罗川（今阿拉善右旗境内巴丹吉林沙漠以北之大草原），到达格罗美源（今额济纳旗，即历史上有名的居延海地区），再由格罗美源西行，经伊州，到达高昌。^[28]

1002年（咸平五年）三月，“李继迁大集蕃部，攻陷灵州”^[29]。中原通往灵州的道路开始衰落。此后，西夏可傍贺兰山，沿黄河南下，经鸣沙州（今宁夏中卫市东）、应理（今宁夏中卫市），渡黄河，直抵凉州；也可自灵州渡河，出贺兰山口，穿越腾格里沙漠，沿白亭河谷，至凉州城下。灵州陷落后，宋朝通往河西的道路以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原州故城）为枢纽。镇戎军“为泾（今甘肃泾川县）、原（今甘肃镇原县）、仪（今甘肃华亭县）、渭（今甘肃平凉市）北面扞蔽，又为环（今甘肃环县）、庆、原、渭、仪、秦（今甘肃天水市）熟户所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咩逋（密本）、贱遇（伽裕勒）、马臧梁家诸族之路”^[30]。甘州回鹘及西域各国贡使、商人自甘州南下，穿越祁连山扁都口（即大斗拔谷），南入青海东部的宗哥城（今青海乐都区西）或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区），然后经兰州、会州（今甘肃靖远县）、镇戎军，东达长安。但是，邈川以东是吐蕃、党项诸部居地，部落众多，互不统属，旅途坎坷，风险较大。

宋初，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市）吐蕃诸部有“六谷蕃部”和“六部蕃众”等称谓，他们分别居住在凉州附近的六大山谷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流域，有者龙（咱隆）、乞当（策丹）、督六（多罗）、觅诺尔（密诺尔）、卑宁族等。《宋会要辑稿》云：“西凉州也，自唐末陷河西之地，虽为吐蕃所隔，然其地亦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天成中，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承诲来贡。”^[31]后唐明宗天成年间，权知西凉府留后孙超遣大将拓跋承诲来贡。唐明宗封孙超为凉州刺史，充河西军节度留后。948年（乾祐元年），凉州人推当地土豪折逋嘉施为留后，从此凉州政权落入西凉六谷蕃部折平族之手。从948年到1000年（咸平三年），先后由折逋嘉施、折逋葛支、折逋阿喻丹、折逋游龙钵执掌政权。

凉州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及门户，回鹘、于阗、喀喇汗朝、大食、拂菻等国的贡使及商队，大都经过凉州、灵州（或镇戎军）东入宋境。宋王朝向西输出货物，也要经过凉州中转。六谷蕃部多次抵抗党项的进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六谷蕃部政权存在期间，为了维护丝绸之路河西道的畅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001年（咸平四年）十月，宋廷封西凉府六谷蕃部大首领潘罗支为凉州防御史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潘罗支在位时期，努力加强与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积极沟通与西域、党项西夏、辽朝的贸易往来。在六谷蕃部的护导下，西域和西北诸族贡使、商人多取道灵州、环州，然后沿泾河南下至宋。1002年（咸平五年），西夏攻占灵州，阻断灵州道。李继迁在巩固了对银（今陕西米脂县）、夏、绥（今陕西绥德县）、宥（今陕西靖边县）、静（在今陕西米脂县境内）五州的统治后，继续向西扩张，力图控制丝绸之路。但凉州六谷蕃部横于当道，成为其扩张的最大障碍。翌年十一月，李继迁率众进攻西凉，六谷蕃部首领潘罗支战败诈降。后潘罗支乘夏军不备，袭击夏军。李继迁中流矢奔还，不久身亡。1004年（景德元年），李德明诱杀潘罗支。潘罗支死后，其弟厮铎督继立。厮铎督率领六谷蕃部，多次击退党项的进攻。但是，厮铎督在吐蕃各部中的威望及才干远不及潘罗支，河陇吐蕃诸部实际上重又陷入无中心状态，一些部落甚至脱离联盟。1006年（景德三年），河湟地区的宗哥族从六谷蕃部联盟中分离出来，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怀远驿，景德三年置，掌西蕃〔夏〕、交州、西蕃、大石、龟兹、于阗、甘州、宗歌等贡奉。”^[32]宗哥族已经脱离六谷蕃部联盟，开始单独向宋朝入贡。同年五月，厮铎督遣使宋朝，“又言部落疾疫。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使者感悦而去”^[33]。宋朝加封厮铎督为检校太傅。

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西夏出兵河西，征伐甘州回鹘。翌年，于阗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上询以在路几时，去此几里。对曰：‘涉道一年，昼行暮息，不知里数。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愿遣使安抚远俗。’”^[34]当时，甘州以东道路受阻，但甘州以西则畅通无阻，行旅如流。自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后，青唐宗哥族开始护送甘州、西域使节入宋，青海道在中西交通中重新发挥作用。但在大中祥符五年前后，青海道一度中断。“先是夜落纥累与夏州接战，每遣使入贡，即为德明所掠。自四年后，宗哥诸族皆感朝恩，多遣人防援以至，既而宗哥族唃厮罗复与夜落纥因求婚遂为仇敌。”^[35]唃厮啰向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求婚，后因聘礼问题遭其拒绝，盛怒之下，阻断了中西朝贡贸易通道。

1013年（大中祥符六年）二月，元昊派苏守信率兵攻取凉州。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苏守信占领西凉府。次年夏，苏守信去世，其子罗麻继任。《西夏书事》卷10云：“德明使守信守凉州，有兵七千余，马五千匹。诸蕃畏其强，不敢动，回鹘贡路悉为阻绝。守信死，其子罗麻自领府事，部众不服。甘州可汗夜落隔遣兵攻破之，掳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杀〔夺〕马匹甚众，罗麻弃城走，于是凉州属于回鹘。”^[36]河西地区战乱不断，中西交通时断时续。

自李继迁公开反宋后，吐蕃诸部在宋夏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宋夏对丝绸之路的争夺，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争取吐蕃诸部，取得战略优势。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宋廷派曹玮经营秦州，试图打开秦州经熙州、河州地区至邈川（今青海乐都区）的道路。秦州“扼巴蜀之境，陷河湟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37]。同时，秦州还是吐蕃诸部的重要聚居地，“吐蕃族帐四路惟秦号最盛”^[38]。在宋与西北诸族的贸易中，秦州是蕃商进入中原的第一站，很多蕃部赴阙进奉都在此停驻、交易。

1019年（天禧三年），大食“遣使蒲麻勿陁婆离、副使蒲加心等来贡。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至和、嘉祐间，四贡方物”^[39]。西夏统治者李德明考虑到经济利益，希望北宋与西方诸国的贸易能够通过西夏境内，而北宋政府则以保护西方各国贡使和商旅安全为名，禁止他们通过西夏境内，甚至诏令大食国贡使取海路到京师。1020年（天禧四年），经过多年努力，宋朝终于打通了秦州路。甘州使节开始经由秦州东行。同年三月，真宗诏令“西凉府、回鹘自今贡奉并由秦州路”^[40]。1023年（天圣元年）十一月，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遣使进奉至阙。缘大食国北〔比〕来皆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出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41]此所谓旧制，大约是在灵州陷落后制定的。但是，这个旧制对于大食并不十分奏效。有些大食贡使和商人仍然经过夏州进入宋朝境内，北宋政府不得不重申禁令。1028年（天圣六年），李德明遣子元昊攻克甘州。从大中祥符四年宗哥族开始护送甘州使节后，西域商人、贡使一般从甘州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顺大通河谷，到湟水河岸；而自天圣六年西夏占领甘州后，则从沙州经柴达木盆地、青海湖两岸，至青唐城，然后再经兰州、熙州、河州、秦州，顺渭河河岸东行。

1032年（明道元年），元昊再破凉州，解除了回鹘的威胁。厮铎督率吐蕃余众十余万人投靠湟水流域的唃厮啰政权。凉州“西通西域，东距河西”，亦农亦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人吴广成说：“昔汉人取之，号为断匈奴右臂。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42]在西夏统治时期，凉州东达灵州，西通西域，南连吐蕃，商业发达。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今藏武威市博物馆）载，凉州“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反映了当时凉州地区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但是，西夏对回鹘、于阗、龟兹、高昌等地通往中原的商旅，“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43]。为了摆脱夏人的盘剥，西域商旅或取道河西走廊以北的草原路，或经河西走廊以南的青海路前往中原内地。而河西走廊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较之汉唐时期则大为逊色。

总体来看，在宋仁宗继位前，西域诸国贡使大多从玉门关（今甘肃瓜州县东），经肃州、甘州、凉州，至兰州，或从甘州穿越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沿大通河谷，至湟水河岸，再辗转到达兰州。从兰州到宋都开封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出会州会宁关（今甘肃靖远县西北），经木峡关（今宁夏固原西南红庄乡境内），到达渭州（今甘肃平凉市），然后经泾州，入永兴军路，由地方官员护送，到达北宋首都开封；一是由兰州向东南行，经古渭寨（今甘肃陇西县）、秦州、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至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到达开封。自宋仁宗天圣以后，随着西夏的崛起和西扩，河西道逐渐中断。1028年（天圣六年），元昊攻克甘州，击败甘州回鹘。1035年（景祐二年）十二月，元昊率兵大举南侵，屠猫牛城（又作牦牛城，宋改为宣威城），攻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直逼青唐。次年十二月，元昊“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将谋入寇，恐唃厮啰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南侵至马衔山，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44]。马衔山又叫马啣山，为祁连山余脉，横亘于熙州和兰州、榆中之间。西夏占据此地后，利用谷口险隘筑堡扼守，阻塞了宋朝通往河西走廊的道路。至此，陇右地区道路多阻隔不通，喀喇汗朝、回鹘、龟兹等西域诸国贡使，被迫改走青海道。西夏据有河西全境后，“控制伊西，平吞漠北，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忧矣”^[45]。

1038年（景祐五年），元昊称帝建国，史称西夏，其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自元昊破牦牛城，筑城凡川会后，唃厮啰远徙历精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多巴镇），苟且偷安，其子瞎毡和磨毡角相互仇杀，西蕃日益危弱。西夏在河西东部地区置西寿监军司和卓啰监军司。卓啰监军司地处西夏、唃厮啰和宋朝三大势力交接地带，其中心在庄浪河流域。这里是从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交通繁忙，蕃商云集，颇具地方色彩。^[46]

1039年（宝元二年），“唃厮罗西徙，中阻瓦川城，不复通中国。仁宗遣左侍禁鲁经，自古渭川（今甘肃陇西县）抵历精城，加厮罗保顺节度、邈川大首领，使背击元昊”^[47]。次年八月，宋廷再遣“屯田员外郎刘涣使邈川，谕嘉勒斯赉出兵助讨西贼。涣请行也。涣出古渭州，循玛尔巴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抵青唐城”^[48]。这是宋代文献中第一次记载所经行程。国门寺即炳灵寺，但由炳灵寺渡河是走鄯州（即邈川城，今乐都），不会走廓州（今青海尖扎县北），属记载有误。1053年（皇祐五年），宋朝势力达古渭州，并筑古渭寨（在今甘肃陇西县）。从此，古渭州抵青唐之河湟路与青海道连为一体。

1068年（熙宁元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认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49]。王韶的建议得到宋神宗的赞赏，也迎合了王安石等革新派开拓边疆的主张。1072年（熙宁五年）五月，宋升古渭寨为通远军，并割秦州永宁、宁远、威远、通渭和来远等七寨隶之，以王韶知军。同年七月，王韶领兵筑渭源堡（今甘肃渭源县）和乞神平堡（后改名庆平堡）。渭源堡东通通远军，西至熙州，是进兵熙河地区的前哨。乞神平堡在渭源堡之西，属吐蕃旧地。王韶率部西进，翻越鸟鼠山，入东谷，克武胜军（吐蕃建为军，号武胜），改名镇洮军。同年十月，又升镇洮军为熙州，以为经营洮西的根本。熙州是连接陇右与河湟及河西诸州的重镇，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戍守西陲之要地。王韶在巩固熙州根据地后，又向西攻取河州，南下收复岷州、洮州、宕州。1073年（熙宁六年），王韶率军占领河州。河州“东兰州三百里，西廓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过凤州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镇西县”^[50]。同年十月，神宗“诏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筑堡于河之北。上曰：‘安乡城，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何以来远’。故命景思立营之”^[51]。当时，会州以北濒临黄河之地已经沦入西夏之手，而兰州黄河以北地区也为西夏所掌控，原来从黄河以北进入河湟地区的道路已经断绝，故河州安乡关一线成为唯一安全的通道。《读史方舆纪要》卷60“河州宁河城下”说：“安乡城，在州东北五十里。吐蕃所置城桥关也。宋熙宁中收复，元符二年赐名安乡关。金因之，亦曰安乡关城。元升为安乡县，属河州，元末废。”^[52]安乡城即《宋史》卷87《地理志》河州条中之安乡关，位于兰州京玉关以西40里处，南至河州界35里。对宋军来说，其行军路线依次为河州、安乡关、安川堡、湟州。炳灵寺位于安乡关之北，在北宋末期仍为中原通往鄯、廓之要地。李远在《青唐录》中记载了自河州渡黄河赴炳灵寺，然后经墨城、湟州、宗哥城、青唐城，达林金城的交通路线。熙河之役后，宋军先后“修复熙州、河、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53]。宋军势力自通远军西进到洮水以西，抵达黄河上游，并与湟水流域相接，对西夏所据兰州构成威胁。

自1063年（嘉祐八年）后，宋朝与西域诸国的朝贡贸易，完全由于阗人执其牛耳。1080年（元丰三年）十月，“熙州奏：‘于闻国进奉般次至南川寨，称有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以有违朝旨，末敢发。’诏乳香并约回”^[54]。南川寨设置于熙宁七年，位于熙州以南20里处。当时，自西域方面到达青唐城的人们，或从湟水河岸东行，至兰州附近，再经熙州、秦州等地，到达内地；或从湟州附近南折，过安乡关，再经河州，到达熙州。

1081年（元丰四年）七月，于阗国黑汗王遣使入贡，“董戬使人导阿辛至熙州，译其书以闻”^[55]。十月六日，“拂菻国贡方物。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言，其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灼〕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榅，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擒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56]。约〔灼〕昌城即鄯善，林擒城即历精城。据周良霄考证，黄头回纥在今青海西北部。达靼与黄头回纥邻接。^[57]种榅是“仲云”之异译。高居诲《使于阗记》说，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仲云”是小月氏之遗种，在祁连山南山为数颇多。当时，大食、拂菻及西域诸国贡使、商人从且末越阿尔金山，南入柴达木盆地，东至青唐城，然后转陇右道，经熙、河、秦州，东达汴京。

1081年（元丰四年）八月，李宪总领七军北上，合攻兰州。兰州地处河湟与陇右地区的结合部，扼断宋朝通往甘、凉之路，阻塞内地与西陲交通。从熙州到兰州的道路有两条：水路沿洮河河谷北上，在今永靖县进入黄河，然后顺流而下，可达兰州；陆路越马衔山，经榆中到兰州。宋军攻占兰州后，设置帅府，扩建州城，大兴版筑，增置堡寨，加强防守。此后，兰州成为历代西北军事重镇。

李宪攻克兰州、会州后，将熙河路扩建为熙河兰会路，使宋的西北边境越过马衔山至黄河边，且远抵天都山。在此之前，宋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为：从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出发，经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凤翔、汧阳（今陕西千阳县）、陇州（今陕西陇县），过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到清水（今甘肃清水县）、秦州，然后循渭河河谷，达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渭源城（今甘肃渭源县）、熙州、河州，在炳灵寺渡河至湟水流域，与青海道连结。自1082年（元丰五年）后，可由熙州到兰州，经西市城、定西城、平西寨、打罗城，达天都寨，然后南下到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向东至笼竿城（今宁夏隆德县），再过六盘山，至渭州（今甘肃平凉市），沿泾河河谷抵达京兆府；或由天都寨到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南下瓦亭寨，至渭州以达京兆府。这样，宋朝西北边境的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五路就有南北两道贯通，相互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从1099年（元符二年）至1104年（崇宁三年），宋朝对河湟地区用兵，先后攻占湟、鄯、廓、震武城（原古骨龙城，后改为军）、积石军（原吐蕃溪哥城，宋攻取后即地建军），又改通远军为巩州，与熙河兰会路所辖共九州二军（时会州割泾原路），共建为熙河兰廓路^[58]，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东南部、青海东部黄河上游及洮河、湟水流域。

从1072年至1104年的熙河之役和河湟之役，是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遏制西夏，完成对西夏的战略包围。熙河、河湟战役并未彻底改变宋夏战争的格局，其作用是有限的，但它对沟通中西交通，恢复丝绸之路故道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