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在当前市场开放的时代，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早已超越了人为行政区划的边界。而带有明显的区域经济特点和划界自由贸易的特性，无论是区域市场，还是全国市场，或是全球市场，一个项目，一个产品一经进入市场流通，必然会遇到各种挑战和激烈竞争。本文就项目决策和市场竞争问题，做一探讨。

一曰“实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实践，而生产实践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力实践。故生产力是否发展是检验生产发展的尺码。

中央红头文件，是从全国带有普遍性的调查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我国国情从自然、地理、经济基础、东西南北、沿海内地，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特殊性。如榆林地区在战争年代、对全国解放，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曾做过巨大贡献。而现在是一个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地区，同时又是一个能源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因此，我们只有用“唯实”，而不是“唯上”和“唯文”“唯书”的观点来考虑和分析政策重大项目的总体布局，才能使各级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加深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加快榆林的经济建设步伐，才能思想积极，步子稳妥。

二曰“灯论”。对有利于本地区的各项经济技术政策，要像灯光一样照射到最大辐射半径。对政策要用活、用足，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关乎本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工业项目决策上，要遇到绿灯闯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

三曰“人论”。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是人。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还是人的竞争。能否有一个思想解放、富于进取、勇于开拓、充满朝气、善于决策的领导班子，是一个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同时，能否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挥人才的创造性也是一个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多能领导五个人，而这五个人中的每一个负责人也最多能领导五个人，这就是企业领导的层次性。如果一个企业负责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只能是一名繁忙的事务主义者。在当今市场风云变幻，生产经营活动愈加激烈的变革时代，没有一大批跨世纪的工业型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要发展工业并非易事。

四曰“借论”。现代经济活动，是一个互相利用、互相借用的关系。必须打破传统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现代化的“赤字经营”意识和风险经营意识。

一是借债生财。美国人一生平均借债4000美元，而中国人借400元人民币就睡不着觉，总想早点还钱。在西方发达国家，银行调控作用非常明显。提高利率，是为了吸引储蓄增加资本积累，而资本的大量积累，是鼓励企业到不发达国家投资办厂使货币增值。若国际市场遇到大的波动，银行就降低利率，引导国内消费，刺激本国企业生产。因此，我们要研究国外发达地区的投资动态，研究沿海发达地区货币储备情况和货币增值投资动态，研究中央各部委办资金储备情况和项目投资动态。借债生财，借船出海。同时，要研究如何将闲散的个人储蓄存款引导到工业投资渠道上来。截至1991年底，全国商品有1000亿元人民币，而个人存款额高达13000亿元人民币(城市占60%，即7800亿元)，若用1/10，即1300亿元就可买空全部商品。这是一个巨大的笼中数字。

我区神木县截至今年6月底，城市及个人存款已达13333万元。因此，积极引导转化投资方式，集闲散资金为建设服务，是提高资本积累、扩大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这里有三条途径可以试行的:

其一，采用“储蓄财政分格化”方式。就是将流入银行的储蓄存款在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使用，将一部分闲散存款经行政干预转化为财政投资。通过储蓄财政分格化，银行储蓄所有权实行两极分离，使中央投资积累规模不再受财政收支的影响，从而达到资金积累优合化。

其二，不通过银行资本积累环节，而由资本持有者直接引导到证券投资，即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

其三，城镇“蓝皮户口集资法”。即主要吸收农民和流动人口常住城市者的闲散资金。在当今粮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的前提下，全额出卖一部分小区域户口用以吸收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是可行的。这些户口在本小区有效，出境无效，并可以享受和其他正规居民一样的招生、招兵等优先权。发展农村城市化集镇，是农村城市管理化路子。

二是借梯上楼，借风行船。一个小型企业和落后地区的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远不如一个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高。如现在市场上的上海牌牙膏，有相当一部分是上海郊区的乡镇企业生产。因此，一个知名度低的企业要寻找知名度高的合作伙伴，实行合资经营，股份分成，互相利用，共同发展。再者随着我国1993年“入关”到来，我们有许多产品受到冲击，为了减少风险，尽可能将一些骨干企业对外实行合资经营。

三是借鸡生蛋，借米做饭。日本是世界上一流的有钱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资源非常缺乏的地区。它的钢铁工业冶炼，原料铁砂石是从1万多海里的巴西、澳大利亚船运，而煤是从中国、越南船运。有许多工厂都是在其他国家开办，如日本在我国就有许多合资企业。美国人更是精明，他们将本国的石油采出储存在地下不用，而用第三世界的石油，以保护本国资源。

我区在借米做饭上有一些企业搞得不错。如米脂县高二沟村办铸铁厂，铁锭来自神木和山西柳林，焦炭来自吴堡，1991年产值340万元，实现税利263万元，40多个品种，产品已销区内外。佳县针织厂，是全区唯一的针织厂，其原料尼龙丝、腈纶丝来自山西榆次市。该厂年产各类袜子120万双，产值167万元，税利40万元，产品供不应求。吴堡县黄河水泥厂，年产425#硅酸盐水泥和部分325#普通硅酸盐水泥2.3万t，产品畅销区内外，其原料均来自山西柳林县。

外县(市)也有来我区借米做饭的企业。如宝鸡市铁合金厂，因严重缺电和缺原料，到绥德县投资并承包了该县高耗能的硅铁厂。但我区电力并不富足。绥德县用电高峰负荷为6000万kW/时，而硅铁厂年产1000t硅铁耗电10000万kW/时，其负荷占全县总负荷的33%，造成下游吴堡县用电相当紧张。

四是借人传言。每年来我区考察、巡视、旅游、开会的政府官员，民主党派、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商人很多，这是非常好的机遇，也是难得的外来人文资源。根据不同的层次和权限范围，对口落实项目和投资。不能让这些人文优势到榆林成为过眼云烟。这些人有多大的活动能量，这就要求各个职能部门平时要储备有价值的具备科学数据的项目论证报告，调之即来，来之能用。借人传言，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并为今后经济工作打通了人脉网络。

五是“投机倒把”。传统的观念常将这一商业名词与不正当经营活动联在一起。我们用市场营销的观点分析，“投机”就是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倒把”就是商品平等交换。因此，抓住机遇，交换产品、信息、情报，发展经济，促进流通，正是市场经济的特点。

五曰“模论”。这里借用数学语言，即模糊数学。简言之，如果说某人的头发有几万几千几十几根，反而给人一种不相信的概念，但如果用模糊语言来形容这个人的头发又黑又浓又光滑，就给人以清晰的概念。市场营销战略决策不能太详细，太详细就会贻误战机，如产品价格，只要有盈利就果断定价出售。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有80%成功的把握，就大胆实施，这也就是一种风险。市场如同战场，市场战略决策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决策，但在具体战术论证上应考虑全面、周到，尽量做到少失误。

六曰“市论”。什么地方有商品生产，什么地方就有交换，就会存在市场。任何一种物质都是相对于另一种物质而存在，而任何商品都有一个市场寿命周期。通常以投入期、增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来划分。投入期是产品刚推向市场，其销售量属缓慢增长状态，此时一般是亏损的，因为产品推出时要投入巨额广告费用;成长期是产品迅速被市场接受，因而是销售量和利润迅速增长的幅度;成熟期是销售量增长速度较为缓慢的幅度，利润率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这是因为产品已为大多数潜在顾客所接受，为维护产品竞争地位而增加销售费用;衰退期是销售量开始急剧下降而利润也快速下降直至消失为止的幅度。

一个优秀的、明智的企业家的市场营销决策在于对新产品的认识提前在出现消费萌芽状态，能将市场潜在的消费者购买欲望引导成强烈的购买行动。比如美国人的市场观念，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但这个观念被聪明的日本人所利用。日本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分析并预测了我国1972年到1978年的市场动态，中国有8亿人，购买力按人均1000元人民币计算，扣除水、电、托育、饮食、穿衣、住房等日用杂费，剩下的购买力只有几百元，就是有购买欲望也不会成为购买行动。但从80年代开始，日本人重新分析了我国市场，如果一个中国人一年支出200元购买力×8亿人，就是1600亿元购买力。所以日本人认为中国80年代到90年代市场购买潜力很大。80年代初期日本人抓住了中国刚刚打开的改革开放大门机遇，利用了中国电子工业薄弱和消费者对电视的渴望心理，专门为中国设计了220V电压、14～20英寸的电视机，使中国的上海金星、飞跃牌黑白电视机销售落入低谷。到80年代中后期，我国陆续引进新上了几十条彩电生产线后，日本人的高保真、卡拉OK录音机又迅速进入中国人家庭。不仅如此，日本生产大至汽车小至日用电子产品，充塞中国市场。目前一台日产FJJ型录音机在深圳卖3300元很畅销，而国产机子卖2000元并不热手。

我们的名牌产品6505、6502榆林纯羊毛毛毯，现在处在市场寿命衰退期，要使这一名优产品由衰退期重新回升到成长期，就要在新产品上做文章。产品不断地更新换代，是保持名优产品的根本存在。北京羊绒总厂之所以在羊毛、羊绒服装行业能站稳脚跟，经久不衰，其中一条原因是靠新产品的更新换代和质量改善。

但并非所有产品的市场周期都是理想的阶段，某些产品一推向市场就急剧增长，一开始就跳过投入期而跃入成熟期。也有的产品未经过快速增长过程，而是在缓慢的增长中，由投入期直接到成熟期，经久不衰，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也有的产品一投入市场，不被市场接受，很快被淘汰掉。拿煤炭来说，虽然历经4000余年而不衰，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时代，一种新的洁净的廉价的能源会取代它的霸主地位，如太阳能、核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说，加快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和有水快流是符合辩证论的。要将市场看作是一个永远在运动的物体来分析其规律，掌握产品市场寿命周期规律，成营销市场大海中的舵手。一种产品的周期不能设计得太长，要选择最佳寿命周期。

当然，除了研究产品周期，还应研究销售市场的目标选择，销售广告的形式选择，产品合理价格的选择，新技术改造的途径选择等。因此，产品生产是为了消费，而消费必须有良好的消费条件。

我国从1986年起，重新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缔约国的地位，并向关贸缔约国许下7条承诺，即:①削减进口产品关税5%;②减少政府对进口产品的行政干预;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存货市场、资金市场、证券市场);④取消进口替代产品目录;⑤开放市场;⑥公开进口贸易活动;⑦取消进口产品调节税。

我国提出5～15年过渡的关贸总协定原则，而按国际惯例过渡期是5～8年。可以预言，我们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的计划经济在未来10年内必然向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有一个历史性的调整。因此，我们的企业及其产品从现在起，起点要高、技术要尖、产品要新，以适应未来的世界性自由贸易市场的竞争和挑战。

七曰“域论”。即区域经济的观点。如一个县的经济发展，应站在全区的角度来分析与相邻县的关系，并确定本县的发展方向。如看榆林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应站在晋陕蒙接壤区16个县(市)镇来分析本区的发展方向，站在全国经济的新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看榆林。当前，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首先要求基础能源建设要加快，如煤、电、路等。国家原“八五”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6%。据有关资料报告，国家“八五”计划要修改，发展速度将调整为10%～12%，电力发展速度弹性系数按0.3计算，目前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为4500万kW，应再新增1500万kW，即总装机容量达到6000万kW，方可满足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煤炭生产，国家称“八五”计划是1千亿t，其中新增千亿吨铁路运力，布局是:石家庄—太原线6000万t，侯马—越山线2000万t，丰台—大同线7000万t，太原—焦作线3000万t，大同—秦皇岛线10000万t，原平—北京线2000万t，济宁—通辽线1500万t，包头—神木、神木—黄骅线6000万～1亿t。如果煤炭增长弹性系数按1.5考虑，则“八五”及“九五”全国原煤产量应是16亿t，这就要增加煤矿生产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

目前全国铁路总长度为54000km，平均每2万人1km，而我区区内铁路只有59km，全区每5万人1km。全区经济发展最快的神木、府谷两县，由于煤田的开发，关键是依靠了铁路。煤是一种大量散装商品，没有铁路的低成本、高强度运输而单一依靠公路的高成本、低强度运输，要大规模开发是不可能的。

包(头)神(大柳塔)线年设计运力1000万t，目前因大同方向的古店口单线“卡脖子”工程限制，只能运300万t，国家今年投资5亿元改双线，预计1995年建成。

神(木)朔(县)铁路，设计年运力2000万t，目前陕西境内101.3km全线开工，主要控制工程基本建成或正在建设，已铺轨32km。而晋内167.6km工程前期工作进展缓慢。

朔(县)(黄骅)港线，设计年运力6000万t，20世纪末建成。

目前，矿区外运铁路进展缓慢，一方面是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在我国某一公司要跨好几个省区修建铁路，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指挥是困难的。要加快神府东胜煤矿区和外运通道建设步伐，就要像当年我国建设大庆油田那样，组成一个以国务院副总理挂帅的强有力机构来统一协调四省区关系，才能最有效地按计划完成建设任务。(www.daowen.com)

现在的铁路运输力已经达到超负荷运行，要实现16亿t的运输计划，确保国民经济12%的建设速度，可以说神(木)朔(县)线、朔(县)(黄骅)港线的建设速度一定会加快、提前。同时，西包线的神(木)至子(长)也会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从周边地的能源建设来看榆林的建设。随着经济速度的加快，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也要加快建设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目前因为铁路运力的限制，山西、内蒙古煤炭积压严重，形成办电热。内蒙古现有乌拉山发电厂装机容量20万kW，包头2个发电厂装机容量60万kW，丰镇发电厂装机容量90万kW，呼包电网30万V正改建50万V超高压线经北京送电。正在建设的有达拉牧镇6×20万kW电厂，“九五”计划上500万kW，托克托计划上6×60万kW机组。

山西省的河(曲)、保(德)、扁(关)、兴(县)，现有扁关4500万kW机组3台，天桥水电12.8万kW，兴县2×3000kW，河曲4500kW3台。今年新上电厂有河曲120万kW发电厂。

宁夏现有青铜峡2×10万kW水电厂，大坝电厂2×30万kW。

榆林地区现有电力装机容量为11.2万kW。但目前用电负荷已达14.8万kW时，出现3.6万kW负盈亏。预计20世纪末，全区用电量将突破25亿kW时，总负荷将突破50万kW。仅以府谷县为例，天桥水电站每年给榆林供电3亿度。府谷县处于电源上游，一年就耗电1.95亿度，占天桥站给榆林供电度数的65%。目前因为缺电，一些高耗能工业处于半停产状态。

因此，电力的严重短缺和交通落后，制约着经济发展速度。

当前，横山电厂在加快2×1.2万kW发电厂建设的同时，应尽快考虑上2×10万kW机组。“八五”先上2台5万kW机组。12.4万kW发电量是8.06亿度，年税收5600万元，年耗煤40万t/a。

加快府谷阴塔140万kW发电厂的建设。“八五”期间先上2×35万kW机组。或由府谷县自筹资金上3×10万kW机组。“九五”再上2台35万kW机组。2×3万kW发电量是45.5亿度，年税收3.18亿元。府谷县奥灰水资源勘探报告已经国家批准，年耗煤360万t/a。

煤炭工业。根据1986年西安院《关于编制神府北部—东胜南部矿区总体规划》，截至去年，神府地方开采规模已达到512万t/a，但受铁路运力限制，神木县1991年只生产原煤216.75万t，府谷县生产原煤145.5万t，合计362.25万t，有137.75万t呆滞能力。根据山西省对出境煤的费用提高以及矿区外运铁路的建设速度加快，可以预测，单一地依靠中间环节来增加税利的捷径在铁路未修通之前是可行的，但东线铁路路通后，煤炭的盈利途径必然转移到煤矿直接给火车运行上来。

因此，我认为神府矿区地方矿区的建设应利用国家修建铁路未通的机会，加快重点煤矿的改造、扩建联合，形成规模生产，不宜大量新上大型矿井，况且资金也是个问题。

1.改扩现有的国营矿井。哈拉沟煤矿由30万t/a扩建到60万～90万t/a;郭家湾煤矿由30万t/a扩建到45万t/a;榆家梁煤矿由21万t/a扩建到60万～120万t/a(含杨伙盘30万t/a);南梁煤矿由15万t扩建到30万t/a;沙沟岔煤矿应按90万～150万t/a建设(可直接给集装站上煤)。

2.联合改造有前途的乡镇煤矿。形成稳定的100万t生产能力。

经过改扩的国营煤矿生产能力达到330万t/a，乡镇的达100万t/a，共形成425万t/a规模，其中给包神线分100万t/a，东线运325万t。按分配运力425万t(北线100万t)，税利按20元计算，一年可收税利近1亿元。

化工工业。在我区电能紧张的情况下，不应提倡大力发展高耗能化工，如电石、电解烧碱、电解铝、硅铁、金属钠等。天然气化工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精细化工，应采用高新技术，适应市场的竞争。在生产一定数量的支农产品时，应重点放在盈利化工产品技术上。应考虑城市燃料替代，改善城市大气环境。

目前，西安、咸阳、宝鸡以及北京市都在引进靖边天然气改造工业窑炉，改善环境。我们要及时和这些城市实行引气与扶贫的关系谈判。如等国家和省上正式进行规划后再谈判就有些被动。

烟草工业。我区周边地区共有6个烟厂，年产中低档卷烟42万箱，无积压，一年共需调入量为162万箱。扣除6个烟厂生产的42万箱还有120万箱。高中低比例按2∶4∶2计算，高档烟调入量为24万箱，中档烟调入量48万箱，低档烟调入量24万箱。我区南部6县年产烟叶20万担，烟叶利用率按53%计算，能生产35万箱卷烟。

因此，如在现有50万箱基础上，再制造一个年产20万箱的中低档卷烟厂，投资5000万元，年税利1亿元，如投1亿元，可造年产40万箱厂，年税利2.5亿元。

建材工业。全区1991年水泥生产能力为25万t，产量17.6万t，预测“八五”及“九五”全区及周边地区需水泥量在80万t左右。因此，在府谷、吴堡两县再新上30万t水泥厂，是可行的。30万t投资3900万元，年税利为1182万元，总生产能力按50万t计算，年税利为2000万元。

还有其他盈利项目，此处就不叙述。总之，从区域的角度，以关贸总协定的世界各国产品对等交易为原则，我区的优势工业产品要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必须规模要大，起点要高，技术要新，效益要好，质量要精。加强政府宏观计划控制，市场经济不利于自由经济、无政府经济，世界上好多发达国家经济证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很重要的。

八曰“导论”。即经济导向、投资导向、舆论导向。在资源一样、条件近似的不同地区，从国家投资的方向来看，投在哪一块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其导向作用尤为重要。从神府东胜矿区来分析，如果在1982年185地质队提交《陕北侏罗纪煤田榆神府勘探区域煤地质报告》后，我们通过经济论证导向宣传，将中央的投资导向引导到大保当2790k㎡煤质精华区投资建设，就不会出现目前陕蒙两省区共有矿区的各种利益矛盾问题，也不会修建包神铁路，说不定大保当—子长铁路已列入国家计划。

从电厂建设分析。当前，与我区接壤的内蒙古、山西大办电厂，热气腾腾，而我区电力严重短缺。当我们与山西保德争建240万kW火电厂址时，内蒙古巧妙地利用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缺电空子，主动牺牲本区利益，将距北京最近的丰镇3×10万kW电厂的19.5亿度电70%送往北京，支援亚运。这一感情投资，使内蒙古托克托6×60万kW大型火电厂投资，由国家信托投资公司承担50%投资，另外50%投资由法国兴业银行提供。

再举一个例子。受华能精煤公司委托，西安煤炭设计研究院于1988年12月完成了“神府东胜矿区煤的综合利用途径研究”。这一成果，未能引起陕西省重视，而引起了成吉思汗后代的注意。内蒙古向国家计委上书请求在包头市建立用神木煤进行综合利用基地的报告，这一报告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并初步落实由日本提供贷款建设。今年6月底，在包头市又要召开一次高层次的煤化工基地建设论证会议。我认为，其一，在榆林建设大型煤化工基地机遇依然存在;其二，从国家区域工业布局分析，在包头市已初步确定建设大型煤化工基地后，可能再新建大型的煤化工基地;其三，煤化工投资较大，地方无力建设;其四，榆林丰富的煤炭资源和优良的煤质品位优势。因此，陕西应加大对中央有关部委的“导向”工作，争取在榆林建设国家钢煤化工基地。

再一个是环境导向。环境导向有两层思想，其一是软环境，其二是硬环境。软环境是政策和人的思想观念。从政策方面来看，我区的各项政策的确很多、很优惠，但观念上仍有差距。如服务业的人的思想观念就不适应当今改革开放的要求。一是时间观念差，二是服务意识差，三是服务内容少，四是营销信誉差。全区管办宾馆、招待所很多，服务人员大都未经正规培训，而且管理水平低。和西方发展中的国家是无法比的，但我们可以在有些方面改善。

从法律上讲，当客人一进入交过房租的客房，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他具有这间房子的使用权和临时“所有权”。作为服务人员就要尊重主人的生活习惯并提供优质服务。而我们现在的一些服务人员未经主人同意随意进入客房打扫卫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侵犯主人的权益。

再一个是服务项目单调。现在无一个宾馆设有多功能项目服务，如飞机、火车、汽车运行时刻表，自行车租赁、雨伞租赁、出租汽车、导游、书刊服务、电话、电报、本地县情和产品介绍等。还有饭菜浪费很大，客人并非都很满意。应论证份饭制与桌饭制相结合的可行性。

现有西安⇌榆林一日一次航班。若再开通北京⇌榆林的航线，和其他省会城市⇌榆林航线并且有热情细致的服务，我区的环境导向会得到根本改善。只有下决心坚定不移地注意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加上改革开放的灵活政策，才能将投资导向吸引到榆林能源基地建设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世界形成一股公务旅游热，含商务、会议、产品订货、奖励、培训、讲座、参观、研究等旅游项目学科。如目前全国性会议好多在南方召开，这是一种公务游导向吸引资金的形式，既可增加财政收入，也可提高榆林的知名度。

九曰“磨论”。当一个重大项目立项后，是要往中央有关部门落实投资和予以扶持的，只要不是客观方面的限制因素(如技术数据原料供应、设备型号等)而是主观方面的人为因素导致，在当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投资机制下，付出的感情投资大，得到的投资也愈大。只要坚持长久战，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如内蒙古清水河淀粉厂在北京整整跑了两年，今年落实投资1200万元。还如我区出口煤计划，从1980年到1982年经过无数次的工作，才落实了计划。这里有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磨，不是简单地蛮干硬磨，要合理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实施。绝不能“铁锤砸砂锅——一锤子买卖”。要分析哪个部、哪个司、哪个处有障碍，同时分析各司间、各处间、各部门间关系。分析这些部门负责人的政治背景、个人性格、家庭生活、社会活动、兴趣爱好等。是政策问题，还是有求于人而故意刁难问题，是性格问题，还是原则问题。要区别情况，创新战术，有的放矢。日本人的经济情报间谍网遍布全世界各大城市，来我国的各种团体中，70%是从事经济技术情报职业的，只有30%是旅游的。要发展我们的经济，就要培养一批职业型技术情报人员，学会怎么借项目投资，怎么搜集技术经济情报，怎么进行社交公关。再一点，直接加强与国外经济合作关系。注意国际经济市场情报信息变化，抓住机遇，平等贸易。加快国际信息搜集工作，主动走出区内，走向国际市场，坚持磨炼。

十曰“法论”。一项重大建设工程，落实了投资并列入年度计划后，要连续不断地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和投产后的生产效益，光靠承包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工程的质量和一个企业的经营效益。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来一个项目工程，投了资，造了厂，投了产，由于受到欺骗行为的承包和几年一换的体制，很可能使项目夭折或不能连续性生产。如何保证在项目配置公有制基础上的企业经营发挥效益呢?我认为根本的办法是真正将政府官员和企业法人的行为按法律条文来规范。而不是目前基建企业负责人待基建一结束就调走，而无法约束甚至无人问津的状态。有的人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救中国，这不完全，也不是唯一的办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生产资料正是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应建立健全项目建设的系列法律条文，并严格实行独立办案，真正有法可依。

(1992年7月在榆林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