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传导效应可以用同步指数 （Synchronization Indi-cators，简称SI） 加以展现。同步指数用于测度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两个经济变量序列波动的同步程度。由于考虑了时间因素，该指数能够区分变量序列波动时期的异步行为和稳定时期的同步行为。塞奎尔和马丁斯 （2009）^[3]给出两个变量序列X _i与X _j在t时的同步指数SI_ij，t 测算公式：

式中，SI_ij，t的取值范围为 ［-∞，1］，由于这一分布区间具有非对称性，阿蒂斯和奥库博 （2012）^[4]对上式进行修正，得到扩展的同步指数：

修正后的同步指数SI′_ij，t 的取值范围为 ［-∞，＋∞］，具有对称性。同步指数的数值越大，表明两个变量序列波动之间的同步性越强。

1.税收政策调整的实践效应

选取指标间接税有效税率和直接税有效税率作为税收政策指标，宏观经济波动指标选用总产出、通货膨胀、私人投资、私人消费。总产出用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季度通货膨胀率根据月度CPI环比增长率整理获得，私人投资以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非国家预算内的资金部分表示，私人消费则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直接税率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和与总产出的比值表示，间接税率为中国税收收入减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后与总产出的比值。对以上指标的月度原始数据整理后得到季度数据序列，总产出、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根据季度通货膨胀率均换算成以1996年一季度为基期的实际值，通过对数化处理以削弱异方差性，用Census12 方法进行季节性调整后，再用HP滤波去趋势处理，得到波动序列数据。样本区间为1996年一季度到2017年四季度，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

图9-7给出中国直接税率和间接税率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步性。图中显示在中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也就是经济周期阶段转换的时段，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间接税率和直接税率与总产出的同步化指数小于其余时期，甚至出现了同步指数小于零的情况，即呈现异步行为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产出缺口向下偏离即经济下行时期，中国税收政策并没出现明显的向下调整以发挥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中国税收体系的非累进性决定了其税收政策很难通过自动稳定器功能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整。在经济稳定时期，税收政策调整与产出之间较高的同步性，是由于中国税制中大多采用比例税率，税收收入与产出同步增加。间接税率和直接税率与通货膨胀和私人投资的同步指数具有与其与总产出同步指数基本相同的特性。2010年之后税率与私人消费的同步指数在正负之间频繁转换，但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以下事实：直接税率和间接税率与私人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异步特征。中国的消费与GDP占比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同时，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一部分，在2010年推出的关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等的结构性减税安排，使得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发挥。

图9-7 中国直接税率和间接税率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步性

进一步分析税收政策调整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同步指数的统计特征，见表9-1。从均值来看，直接税率与总产出、通货膨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在样本期内同步指数均值分别为0.7083、0.6438、0.9759和0.9586，间接税率与以上宏观经济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6891、0.7611、1.1376 和1.1112。从标准差来看，直接税率与总产出、通货膨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在样本期内同步指数标准差分别为1.2369、1.1264、1.2030 和1.1622，间接税率与以上宏观经济指标的标准差分别为1.1980、1.2876、1.0884和1.2492。以上统计特征表明，中国税收政策调整与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之间的同步性相对高于其与总产出和通货膨胀，同步指数的波动程度大体一致。直接税率和间接税率与总产出的同步性接近，间接税率与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同步性明显高于直接税率，而间接税率与私人投资之间表现出相对最高的同步性。

根据样本期内中国经济波动特征，具体可划分为1997-2002年的经济收缩阶段、2003-2008年的经济扩张阶段和2009-2015年的经济收缩阶段三个子样本时期。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起点，一直到200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6年的下行周期，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以下，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3%。自2003年起，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增长，重新步入上升通道，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均维持在10%的较高水平，并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年开始，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短暂衰退，增速下滑到了10%以下，随即2010年出现了一个短暂复苏，2011年经济重新回到10%，但自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并进入下行周期，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主要任务，增速一直运行在10%以下。

表9-1 不同时段内税收政策实践与宏观经济同步指数的统计特征(www.daowen.com)

表9-1 给出各阶段统计特征结果。就总产出而言，直接税率的同步性总体上表现为同步程度逐步下降，波动幅度具有阶段性差异，直接税率与总产出的同步性在扩张阶段的波动比在收缩阶段相对稳定，2003-2008年期间的标准差0.7927大大低于其余两个时段的标准差1.3206、1.4329。间接税率的同步性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差异，在经济扩张阶段的同步性低于在经济收缩阶段的同步性。2003-2008年期间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5956和 0.8690，明显低于其余两个时段的均值 0.7774、0.6927和标准差1.2676、1.3565。对通货膨胀而言，直接税率和间接税率的同步性均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在2003-2008年期间同步指数均值均低于其余两个时段的相应数值，而标准差均高于其余两个时段的相应数值，说明经济收缩阶段税率与通货膨胀的同步性高于经济扩张阶段的同步性。对私人投资而言，直接税率的同步性在经济收缩期低于间接税率的同步性，而在经济扩张期高于间接税率的同步性。在不同时段内都要高于间接税率，并且两者与私人投资的同步性均表现为收缩期期高于扩张期，这说明税率在经济周期处于收缩阶段时相对于扩张阶段，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更大。就私人消费而言，直接税率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差异，1997-2002年同步指数均值为 0.6803，2003-2008年和 2009-2017年期间均值分别为 1.2570 和0.9452，说明直接税率在经济扩张阶段相对于收缩阶段对私人消费的影响更大。间接税率与私人消费的同步指数具有稳步增长趋势，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税收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日益明显。

2.财政支出工具的实践效应

为体现财政支出主动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整的特点，这里考虑中国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与滞后一期 （季度）的总产出、通货膨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同步指数。从图9-8看出，首先，在中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时期，尤其是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支出表现出更强的异步性特征。以总产出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强势的V型反弹，期间财政支出与总产出的同步指数为负，相比于其他时间点，这一次同步指数的绝对值明显更大。在产出缺口出现负向偏离其稳态水平时，刺激性财政支出政策表现为正向偏离其稳态值。刺激力度越大，财政支出正向偏离稳态的幅度越大，同步化指数的负向取值也相应越大。这表明中国财政政策主动发挥了逆周期调节经济的作用。其次，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步性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一步分析同步指数的统计特征可以更清楚看到一些差异。从均值看，政府投资性支出与总产出、通货膨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在样本期同步指数均值分别为0.7332、0.5549、0.8522、0.7883，政府消费性支出与以上宏观经济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7155、0.5287、0.9375、0.8569。从标准差看，政府投资性支出与总产出、通货膨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在样本期同步指数均值分别为1.3525、0.9916、0.9336、1.0372，政府消费性支出与以上宏观经济指标的标准差分别为 1.3573、1.0393、1.1419、1.2576。以上统计特征表明，中国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同步性明显低于政府消费性支出，政府投资性支出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同步性的波动程度略低于政府消费性支出。

图9-8 中国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步性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1997-2002年的经济收缩阶段、2003-2008年的经济扩张阶段和2009-2017年的经济收缩阶段三个子样本时期考察财政支出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同步性的阶段性特点。表9-2 给出各阶段统计特征的描述。就总产出而言，政府投资性支出在经济扩张阶段与总产出的同步指数1.3037大大高于经济收缩期的0.5476和0.4766，具有同样阶段性特征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在扩张阶段与总产出的同步指数0.9949也大大高于经济收缩期的0.6174和0.5947，表明在经济扩张期内政府投资性支出规模和政府消费性支出规模与总产出的关联性更强。对通货膨胀而言，表现出与总产出同样的阶段性特征，说明在经济扩张期中国物价水平与政府财政支出的关联性高于经济收缩期。对私人投资而言，政府投资性支出的阶段性同步特征是经济扩张期低于经济收缩期，2003-2008年的均值为0.6858，低于1997-2002年和2009-2017年的1.1788和0.7454，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投资的同步性是不断增强的，1997-2002年的均值为0.7302，2003-2008年为1.0041，低于和2009-2017年为1.0313，说明私人投资与政府财政支出的关联性越来越明显。对私人消费而言，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在经济扩张期的同步性大大高于经济收缩期的值，在2003-2008年期间，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同步性均值分别为1.8215和1.9473，显著高于1997-2002年和2009-2017年的均值0.4019、0.3571和0.3858、0.4440，说明经济扩张期私人消费的增加更快。

表9-2 不同时段财政支出与宏观经济同步指数的统计特征

续表

中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实行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经济下滑，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1998年增发了1000 亿元中长期建设性国债，在1999年经济形势继续严峻，当年分两次增发国债1100 亿元，2000年经济形势出现好转，但为了保证在建项目的资金需要，继续增发1500亿元建设性国债。2002年，为了应对美国9 ·11恐怖袭击事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再一次启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间，中国七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0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拉动GDP增长1.5 到2个百分点。据财政部测算，1元的国债投资可以拉动10元的社会投资。这一扩张措施成功地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使产出缺口从-0.15 上升到2%左右。但在有些时期内，如1997年一季度、2001年一、二季度、2002年一季度、2003年三季度等，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显示出顺周期的特性，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时期大部分属于经济向好期，即产出缺口增加。为此，可以推断中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的扩张期间具有顺周期性质，但在大部分时间内表现出明显的反周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