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定耀，男，汉族，1947年11月10日出生，1970年8月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并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吉化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多次受到公司、省、市的表彰，曾荣获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

1970年8月，我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来到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被分配到电石厂四车间乙醛工段。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吉化公司，当时承担了向全国提供大批化工原料的重任。那时吉化还没有乙烯，主要生产醋酸的原料乙醛，采用的是“乙炔水合制乙醛工艺”。生产过程中每个班都要将整瓶的金属汞直接倒入反应器中，因此汞污染十分严重。车间周围土壤中的汞含量比云南汞矿还高。汞还随废水流入了松花江中，沉淀在江底无法消失，严重污染了江水。那时我们也搞“汞废水治理”和“汞泥焚烧回收”，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汞污染。

直到1978年，吉化“11.5万吨乙烯及其配套工程”建成，“乙烯氧化制乙醛工艺”投产后，才彻底淘汰了污染严重的“汞法乙醛”。装置被拆除后，挖地三尺，将残土用火车运往云南汞厂炼汞去了。

1973年，吉化公司要上“11.5万吨乙烯及其配套工程”，要建乙烯、丁二烯、芳烃抽提、乙醇、乙醛、苯乙烯、丁苯橡胶等石油化工新装置。那时，吉化公司设计院严重缺人，公司决定从电石厂、化肥厂、染料厂、化械厂抽调一批经过工厂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到设计院工作。1974年元旦后，我被调到设计院。

来到设计院后，我被安排在以程锡令、周清林为项目负责人的乙醛项目设计组。1976年，承担吉林“11.5万吨乙烯装置”设计的同志，到上海金山乙烯装置上实习，进行翻版设计。那时，我们承担“6万吨/年乙醛装置”设计的同志也到了金山，在由德国伍德公司设计的3万吨乙醛装置上实习、参与试车。因为一开始，我们曾打算搞翻版设计，预计在吉化建两套3万吨乙醛装置。后来，中央决定吉林和大庆引进乙醛装置，才有了现在电石厂这第一套“乙烯法乙醛装置”。我有幸参加了这套装置的设计，为彻底淘汰“汞法乙醛装置”出了一份力，这也许是命运的巧合。

之后，我担任了吉化污水处理厂污泥焚烧装置工艺设计项目负责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又先后组织完成了有机合成厂MTBE、染料厂2.6-二乙基苯胺等装置的设计，为吉化的第二次创业尽了一份力。

1991年春节后，“吉化30万吨乙烯及其配套工程”得到中央批准，作为项目设计的牵头单位，吉化公司设计院不仅承担了总体设计的重任，公司还将该工程的龙头——“吉化30万吨乙烯装置”的设计交给了我们院。我有幸被院领导选中，担任“吉化30万吨乙烯装置”设计的项目负责人。

从工程建设一开始，公司领导就决定：不与落后打交道，发扬吉化人勇于进取的精神，“加快速度一步登天”，主装置要全套引进。

1991年，我随公司副经理焦海坤等领导去韩国蔚山等地考察。重点考察了韩国采用世界不同乙烯专利技术建设的多套装置，还和公司副总工程师陶铿等老同志一起到盘锦、房山、兰州、金山等地考察国内采用不同乙烯专利技术建设的乙烯装置。

经过考察，1992年开始进入引进技术交流和谈判阶段。公司领导给谈判工作定了三条原则：一是必须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二是吉化不能做外国不成熟技术的试验场；三是价格要优惠。总之一句话“物美价廉，不做试验品”。这九个字，是指导我们进行乙烯装置引进谈判工作的基本原则。

乙烯装置先后分别与Lummus、S&W、Linde、Kellogg和KTI/TPL五家世界上最先进的乙烯专利商和他们的合作伙伴进行了二至三轮的技术交流和谈判。

开始的技术交流在吉林市进行，为了不让外商相互碰面而发生横向联系，谈判分别在银河大厦、西关宾馆、东关宾馆、龙潭山宾馆举行，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往往是第一家刚谈完第一轮，我们给他们布置一大堆“家庭作业”让他们回去补充，准备再谈；紧接着就转入另一家宾馆与第二家交流；与第三家还没有完成第一轮谈判，头一家的第二轮谈判又开始了。整个谈判，在时间安排上紧锣密鼓，在空间安排上各居一方，不给外商以相互通气的机会。因此，我们常常是白天与外商谈，晚上进行总结，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唯恐工作有闪失。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有一股热情，再有茅仁义副院长等老同志那样的榜样。我和王锡柱、孙刚等一心扑在工作上，在龙潭山宾馆谈判时，我家就在铁东，但我20多天都没有回去过。

进入夏天，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我们住在公司驻北京联络处。谈判大多在当时的国贸大厦外商办公室举行。由于外商办公室在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常发生我们在与这家谈，另一家的职员就会偷偷跑到这个楼层来打探风声的事。为此，公司领导决定改变谈判时间。于是，连着20多天，周洪泉副总工程师领着我们白天“睡觉”（根本睡不实，脑子里总是在考虑事情），晚上10点钟乘车出去，到哪去也不告诉我们，干一个通宵，第二天天亮了，我们又乘车返回住处。(www.daowen.com)

谈判是个艺术活，我们负责技术附件条款的谈判，往往是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往往只为几个关键词语，谈判双方就会争执不下，而每次我都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述方法，使双方都能够接受，达成协议。在和韩国三星公司谈判时，我们先让他们做分项报价，开始他们不干，逼到最后，他们口头念了一个分项报价；后来我们决定有些活自己干。但在砍价时，三星的人不干了。我拿出头天晚上的记录指给他们看，“昨天你说的这活值这么多钱，现在不用你们干了，你们就应该从总价中减掉这么多钱”，弄得他们无话可说。

1992年9月，吉化30万吨乙烯装置最终采用德国林德公司专利技术，与林德公司及其合作伙伴韩国三星工程公司草签了合同。这是当年在中韩建交前韩国人收到的一个大礼包。

那年的中秋节，李松灿副经理在公司驻北京联络处摆了三桌酒席犒劳参加设计的人员。还未等到双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合同，我们设计院的同志就马不停蹄地返回了吉林，连家都没回，就直接集中到炼油厂的秀山宾馆，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编制完成了“吉化30万吨乙烯装置”的初步设计。

随着吉化公司30万吨乙烯基建指挥部的成立，乙烯装置的工程设计进入到了快马加鞭的阶段。1993年和1994年，我先后三次到德国和韩国，与林德公司和三星工程公司进行合作设计。先是工艺包审查，再是基础设计，紧接着就是施工图设计。

1994年，我们设计院先后派出71名设计人员进驻韩国三星工程公司，一边接受设计条件，一边进行施工图设计。

我们的办公室是三星公司专门在别的写字楼租的。每天上班后，我和工艺负责人王锡柱、项目协调工程师孙刚首先到三星公司总部办公室，与韩方项目经理吴世鼎等召开例行项目协调会，检查前一天的工作，安排以后的设计进度。我们几个人既要催设计条件，又要催他们对我们设计成品审查的进度。

那年，首尔的夏天十分炎热。白天办公室虽有空调，但是下午5点人家正常下班了，中央空调系统也就停掉了。办公室连窗户都打不开，又闷又热，但是，我们必须加班。那时候，设计图纸是靠我们趴在图板上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工作效率哪有现在用计算机画图来得快。天气热得没办法，只能让女同志回宿舍，这样，我们男同胞就可以脱光上衣工作。关克、魏立琳、陈敬群……这些正当年的兄弟，满头大汗，肩上搭条毛巾，俯在图板上，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连头都不抬。

连续6个月，我们夜以继日地苦战，及时发回14批土建图，满足了“土建年”施工的需要。4月下旬，指挥部要求我们在5月18日向国内发回丙烯塔等3台塔的全部制造图，设备组同志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到5月18日7点20分拿出了全部图纸。中午12点，韩国三星公司方面确认了图纸并签了字。下午，3台塔的47张制造图送到前来看望设计人员的焦海坤副经理手中。焦副经理带着满意的微笑，亲自背着图纸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经过全体设计人员的努力，我们保证了设计先行，满足了吉化30万吨乙烯装置建设整体进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一点：出国参加设计的人员仅仅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留在本院的同志同样为乙烯装置的设计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其中，乙烯罐区的设计就是由留在本院的全体设计人员完成的。在老设计人员出国的情况下，青年高级工程师张木兰同志不仅担起了与国外设计团组的设计联系责任，而且还担起了罐区设计分项负责人的重任。为了工作，她将患肺炎刚出院的两岁女儿送回了娘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赴韩设计任务如期完成。回国后，我立即投入到了施工现场的工作中。我们现场工作组提出“小事不过夜，大事不过天”的服务口号，化建公司师傅连轴转，我们现场工作组也不下班。一直到“96·9”乙烯装置一次开车成功，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完成吉化30万乙烯装置设计，为吉化的第三次创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后，自1998至2000年，我作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化工炼油“十五”规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编委会责任编辑、编写组组长，完成了吉林石化公司“十五”规划的编撰工作。从2000年底开始，我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30万吨/年乙烯一期挖潜改造工程”的设计工作，我主持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了中国咨询协会“2001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