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一看到标题中的“耳朵”三个字，就会悠然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但外地人不一定看得懂。

“耳朵”在成都方言中专指怕老婆的男人。人的耳朵有一种非常具有弹性的骨头，从而使耳朵竖立，弹性骨头又不至于使头颅意外撞击而折断耳朵，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产物。成都称某男人是“耳朵”时，就是说他的耳朵里没有了耳骨，是他老婆给他取掉了，在家里硬立不起来了。因为怕老婆，所以没有耳骨的耳朵自然是耷拉着的。再形象地描述就是《西游记》里猪八戒的耳朵。

本章里的“耳朵”是指一种交通工具，最早是叫“偏三轮”或“偏斗车”。估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川西坝子上的成都男人有创造力，硬是在自行车的后轮支架上又长出了一只轮子，在轮子上又铺上了一把椅子，于是乎就可以再搭上一个人上街了。据说，最初的“偏三轮”是在成都东郊大厂的双身职工中兴起的。起初，从相恋到结婚，都是男人蹬着自行车搭着自己的女人坐后座一同上下班。后来，因老婆怀孕了，但又要上班，哪敢挤公交车，所以，男人们就创造了“偏三轮”载老婆还是一同上下班。成都东郊的男人创造了“偏三轮”，而他的老婆呢，不仅仅孕育了爱的结晶，更孕育了“耳朵”。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耳朵”是成都人的爱和疼的产物。再后来，成都东郊的这种“先进生产力”传播到了城中区，城里的男人于是也纷纷动手“自造”了偏三轮。于是乎，市中区的人家有的就用“偏三轮”来接送孩子上学，或有送老人去医院看病，感到又安全又方便，尤其是老大爷们接送孙子辈的，尽享天伦之乐。

成都职场女性海兰回忆说，她在20世纪80年代的孕期中，也是享尽了“耳朵”之福。她当时常坐的那辆“耳朵”是她表弟曾用来接送她姑妈上医院的旧车，当她怀孕时，她老公正好接过了她表弟的班，把那辆有了光荣传统历史的“耳朵”要了回家，于是海兰就心安理得享用着“耳朵”了。骑“耳朵”的人也得要练手艺，因为它的重心偏左，操作不当是要翻车的。所以，海兰的老公在家的大院里练了好几天，才敢把她小心翼翼地护上车，进而徐徐上路。如今每当海兰回忆起那场景都会说，那真是“幸福的耳朵”。

其实，成都男人的这种创造力想象力早在民国时期也有体现，他们就是凭着对上海黄包车的记忆，自己动手造黄包车，但当时没有冲气胶轮带，就用汽车报废轮胎剪成长条，替代胶轮带，一切土法上马，硬是造了一批黄包车，当时的成都人称之为“板带车”，于是南河城外有一群成都造的黄包车在飞奔了。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又有成都男人对自行车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着力在一个“偏”字上下功夫，便把自行车衍生成了“偏三轮”。这也算是有传统而顺理成章，不必大惊小怪了。

“偏三轮”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科学和人文化，仅仅是一个“偏”字，就轻而易举地把它与人力三轮车之“正三轮”区分开了。人力三轮车之“正”，“正”在三个轮子正好构成等腰三角形；同时也“正”之稳当，又是市场的明媒正娶的的士营运车，是合法合规，有执照有工商注册，有发票的，而且印刷也精致。“偏三轮”之“偏”，三个轮子构成的是非等腰三角形，肯定是稳定性无法相比，在市场上无什么地位可言，如果敢去载客营运，那就属于“野的”之类，更谈不上工商手续了。但不管如何说，“偏三轮”还是有个很形象的名字，不管谁，一眼见了，都能叫出这个名字。

老成都人之间不相识与否，似乎总有些契合之事的巧发。笔者在撰写此文章节之时，总是在想着，能碰上当年“耳朵”的爱家多好，采访他们应不知能得到多少美好的故事。几天后，笔者在微信里收到好友海兰发来的一张图片，放大一看，惊大了眼睛，成都当年真有此物？图片是一张“成都偏斗车牌照”，牌照号码13796（见图3-27），从此牌照看，偏斗车牌照发放早已过万辆。一问此图来历，得知是海兰的老师阿光发出的，真是一场“击鼓传花传到家，家里正在等着它”。

图3-27　成都偏斗车牌照（图片由刘海兰提供）

后来，在阿光老师那儿，采访到了这张“偏斗车牌照”的历史。在本章节的前面已叙述过，成都民间起初都叫“偏三轮”，后来又叫“耳朵”乃至到“的”。自从成都东郊的“偏三轮”传到中心城区后，动手能力强的男人也开始仿制了，因为它制造不难，又非常实用，于是乎大街小巷就能常见其如飞的身影了。但后来有了安全隐患，经常有“耳朵”连同它的主人一起“不打自垮”，这当然是“粗制滥造”的代价。这时，有的小工厂盯住了市场，开始生产较规范的“偏斗车”，作为自行车销售门市部的配套产品予以上市，很快得到欢迎，购者日益见长。据阿光老师讲，由于有了市民的购买和使用，安全性确实也要好了许多，成都的相关管理部门也着手制定了“偏斗车”的使用办法，并实行了凭自行车和“偏斗车”的发票给上户领取牌照的服务，后来由于办照人较多，又在多地街道办事处也可办证上户。当时群众十分高兴，他们家里的自行车一下就成了合法的“偏斗车”，真是一辆“偏斗车”方便了一家子。从此，成都的“耳朵”又有了一个官方的名字叫“偏斗车”。

随着“偏三轮”的不断驶入成都人的心坎，幽然大气的成都人又赐给了它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名字叫“耳朵”。这个名字很形象，也很抽象。为什么呢？因为远远看去，偏三轮那只“偏”出来的轮子，犹如人们长出头颅的耳朵。你看看，“耳朵”是多么形象而生动地来源于生活的名字啊。说“偏三轮”偏出来的轮子像人的耳朵，形象呀，就叫“耳朵”得了，为啥子还要加上个“”字呢？这就得从成都人的“更抽象”谈起了。

“耳朵”一词早就有了，只不过长期用在怕老婆的男人身上，但把这个名字用在物之“偏三轮”身上，倒是创新而来的，创新在于它“更抽象”的缘由。

成都有成都的地方人文。在20世纪80年代里，当成都男人骑着自己动手改造的“偏三轮”，载着老婆满街跑的时候，成都人就幽默地把这个男人的“耳朵”名字又赐给了“偏三轮”，人之名称陡然变成了物之名称，“耳朵”的人与“耳朵”的物，竟然在一个平方米的小空间高度重合。“耳朵”三个字一经呼出，竟然呼了“两个东西”，又人又物！你能不说“耳朵”早已从具象思维跳到了很高的抽象思维了吗？(www.daowen.com)

但“耳朵”并未因此而停车，它还在升华，从家用到商用的升华，它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去找了市场。于是，在成都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的出租交通市场上诞生了一个名字叫“的”。

“的”就是成都最早的民用“偏三轮”，或曰“偏斗车”，到“耳朵”的脚踏车进入的士服务业，人们就取“耳朵”的“”与的士车之“的”，进行创造性组合，诞生了这个新名词。从文字上看，是取两词的第一个字相加，其实远远不是一般简单的加减法，它创造性地从家用交通工具中分离出了一个新的民间出租交通服务的工具，同时也是再一次对“耳朵”一词的内在，进行了大抽象和大简约，由于抽象过大，异地人一时半会儿还听不懂什么叫“的”。

“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成都街头、车站等地方。客观上成了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村进城人的谋生工具，一些不喜欢挤公交车或有不方便的，没有什么钱打出租汽车的，倒是乐坏了。他们一出门，就能在小街边一呼，“的”就来到了身边。人到中年的老成都人霞光回忆说，他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打的”经历，他打的就是“的”。在1990年初，他因腿骨折挤不了公交车又打不起出租汽车，便出门打了“的”去医院，从住家李家沱到万福桥八一骨科医院，单边三公里有余，“的”师傅要了他一块钱。于是他就风风雨雨来来回回打了“的”一个多月，在那一个多月的日子里，“的”就是他出行的“脚力”了。

其实，蹬“的”也能蹬出自己的事业来，现在成都长江公司当的哥，开着10178号捷达出租汽车的黄明辉就是一个。黄明辉于1989年从盐亭到成都，只身一人来打工，在工作无望之下，买了辆二手“的”揽客挣口饭钱。他的“的”虽是几度被治安员没收了，但他锲而不舍，总算能把自己养活。到了1994年，黄明辉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借钱3万元，买了辆金牛区的正规人力三轮车，便合法合规的当上了三轮的哥，一天下来营收有个百多元，着实让他兴奋惨了。两年后，黄明辉又买了第二辆人力三轮车，自己蹬一辆，另一辆以月租800元租给别人。黄明辉样子长得很憨实，但脑壳却很灵活，在2004年听说区政府有意让三轮车退出客运市场时，他以5万元价格卖出一辆，另一辆让政府以5.2万元给回购了，还为他买了10年的社保。

没有三轮车的黄明辉没耍几天，又来了个大转身，跑到长江出租公司承包了一辆红奥拓，当上了出租汽车的哥，而且是一干就十几年，三度当过长江出租汽车公司的先进生产者。十几年的哥生涯，黄明辉自然是买了按揭房，也把家人接到了成都，现在是按揭房款基本还清，一说起当的哥的事来，黄明辉是一脸幸福的样子。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长大了接了他的班，也在长江公司当上了的哥，现在他们父子俩正同开一辆出租。看来，成都的“的”真能养人，只要你是勤劳的。黄明辉来成都快30年了，他的“的”生活模式证明蹬“耳朵”也可以蹬出自己的大世界。其实，黄明辉本身也是一道证明题，就是从农民到市民，他真是一个城市化的活着的影像。

在写本书过程中笔者愈加感到“的”确实是篇绕不开的成都情结。

在今天的成都宽窄巷子风情街头，就装置了一部“的”艺术作品，这个“艺术品”一生出，就勾魂般地引起了老成都人也包括外地来蓉游客的兴趣，大家争相试坐“的”这一装置艺术并合影留念，在旅游季或节假日高峰时期，排长队试坐“的”和留影的趋之若鹜，可见成都人对“的”的喜欢和情结。所以，专门用个小章节来叙述下绕不开的“耳朵”并非哗众取宠（见图3-28）。

图3-28　成都宽窄巷子的艺术品，游客争相试坐合影

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呢？笔者的回答是，从“偏三轮”诞生到“耳朵”得名，又到“的”营运，它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三级跳”。一跳是从自行车变“偏三轮”，因具象思维的得名；二跳从“偏三轮”到“耳朵”，因抽象得名；三跳是从“耳朵”到“的”，因大抽象得名。还有必要再问吗？你说成都人幽默不幽默？

当然，“的”对成都人的情结深，但却苦恼了想管住它的人。“的”是没有准生证而生的，上街拉客是非法营运，蹬“的”又不懂什么交通规则，交通安全风险极大，再加之在成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没有“城管”概念，所以要管住“的”，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