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行车也能成“的士”,而且还归类于的士祖先类,让一些人听到纳闷。好多人都会以为,自行车在成都出现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尤其七八十年代风靡成都。在那时成都东郊的上下班的高峰期,真是自行车的海洋,公共汽车只是海洋中的一只只小船而已。所以,现在的人叫自行车就是自行车,没有其他的叫法,你要说它什么时期“的”了一回,无非是做了回“的”,就是人们叫的“耳朵”也叫“偏三轮”,但它也不是的士祖先呀?
开初,笔者也这样认为,根本没想到它还有什么资历做的士祖先。但后来变化了。
其实,自行车入城成都非常早,查看好多书,都说是在民国十二年前后,就是当时轿子、马车、鸡公车风行的时候,黄包车嘛也处在被轿子之类“压迫”的初期阶段,可见自行车在成都,起码也是同步挤入当时国民初期的交通工具的行列。至于能否列入“的类”,叫它“单车的士”,只有慢慢说来。
《成都掌故》作者之一的李英老先生,在该书中的《清末民初的成都市井风情》组文中,就有一段文字叙述了成都最早的“洋马儿”。他说:“记得是民国十二年(1923),我在成都初见自行车。那阵成都人谁也不把它叫自行车,而是叫作‘洋马儿’。当时《川报》有文字介绍,‘西人有奇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之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
接着李英老先生说:“那阵,在成都销售的自行车,大都来自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自行车有‘双枪’(其实叫‘三枪’)、‘飞利浦’,美国的自行车有‘红手’,日本的自行车有‘菊花’。在下东大街有个著名商号叫‘马运隆’,算得上是最早卖自行车的商行。自行车经销商也有促销的奇招,他们聘了几个杂技演员,天天在少城公园,做车技表演,引起大批游客把他们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轰动一时。杂技演员还义务收徒,每天来学的人成群结队。不久,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就逐步流行起来。”
李英先生在他的《轿子风行一时》中又说,“20世纪20年代,成都修了马路,黄包车出现了,还有少数自行车,轿子就逐步在成都消失了。”这段文字说明,经过八年的自行车经销商努力,成都“还有了少数自行车”。
把自行车叫自行车,当然是西方科学与设计界的标准称呼,到成都官方也如此叫自行车,在民国初期老百姓要叫“洋马儿”,到民国中后期,也有的叫“单车”或“脚踏车”。就如同叫“火柴”为“洋火”,叫“肥皂”为“洋皂”,一切都把西人的东西前加个“洋”字。还有的叫脚踏单车,很形象嘛,用脚力踏动,一个人乘之,当然叫“脚踏单车”了。
李英老先生在《成都掌故》有文说,1923年成都开始有自行车了。笔者想他主要是说成都那时有商行专营自行车了。
其实,成都有自行车进入还要早得多,这就得再次说一个人,他就是从英国来到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苏道璞。他是受英国天主教公谊会派遣,于1913年到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生活十七年,先后担任过华西协合大学化学系主任、理科科长、大学副校长。他出行交通工具的最爱,就是从英国带来的三枪牌自行车。这辆黑色的三枪牌自行车,早于成都商行专营自行车的时间,整整有十余年。他带自行车来成都时,轿子之类正在盛行之中,但苏道璞总是骑乘自行车,从不坐轿子,哪怕是到数百里之外的异地也如此。有一年,苏道璞同成都公益会代表会去三台县,300余里来回,他都骑自行车。那个时代,成都的自行车“洋马儿”有几部,数也数得清,还敢有的就是邮政局了,邮政员的自行车是国民政府配备的先进投递交通工具。所以,自行车很是惹人眼,是种奢侈品,更也惹了歹人的歹心,苏道璞就是被歹人盯上,抢了他的车,也抢了他的性命。
文章写到这儿,人们问,知道了成都何时有了带入的自行车,何时有了商行专营自行车,但跟文章的“单车的士”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了。
笔者当初在撰写“的士祖先们”之时,没有探明有什么自行车,着手加上“单车的士”,是因为有了新发现。
2014年10月,笔者偶然发现了两张自行车租车定额收据。当时眼前一亮,见了全国各地的黄包车、三轮车票,还有各种渡船票,今天算是第一次见到自行车的租车票据,真算是大福了。这张票据尺寸不大,基本是方形,大约长宽5公分左右,它是简阳县运输公司自行车门市部的“租车定额收据”,繁体字,票面值为壹角,编号是NO.00021324,据推测这张票据为50年代使用的。另一张自行车发票是成都西街48号的租车点开出的,租车收费壹角捌分钱。它难道告诉了我“自行车”也曾“的士”过?(www.daowen.com)
图2-23 自行车租车收条
就是这两张票,让笔者本人查了许多资料。时想,如果仅是这两家店铺异想天开的开展自行车出租业务,他们有代表性吗?仅靠一张票据写这个章节显然太单薄了。也想了放弃,但又不安心,在不断矛盾中纠缠着。
刚跨入2015年,做纸典收藏流通的小陈交给笔者一大扎用玻璃纸包裹的民国时期票据,这些票据品相颇好,内容丰富,当然是兴奋地挑选着。就是这样的“选”才有了意外。这堆民国票据中,竟然有自行车的,有出租自行车的,有修理自行车的等等。共找到好几张,票据的开出方有成都的,也有灌县的。在成都长顺上街92号的治平工业社开出给都江电厂的票据:“承租:自行车八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共租叁拾捌点零贰拾伍分,金圆壹圆壹角分正。”票据开出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此票并贴有中华国民印花税费三张。还有一张是蓉安车行开给都江电厂的自行车租车收条,两天半租金拾陆万贰仟伍佰元(见图2-23)。还有自行车的修理票据,是成都西玉龙街74号德艺车行出给都江电厂的,“发奉:修理自行车一部,换下钢管一根,价洋壹佰万元,此据。一笔收清印花税自贴”,收条上共贴有印花票红色三张(见图2-24)。
这些票据的发现,显然证明了自行车出租于中华民国后期已在成都地区流行起来,无论是成都中心城区,还是今天的都江堰都有此服务方式和项目,也包括自行车的维修系统,旧车的流通方式等等。
在笔者发现自行车的修理票据时,立刻就联想到抗战时期的成都二轮车和三轮车的修理店,由于该时期有大量沿海地区的机关、装备厂、大学等单位纷纷迁入成都,让成都的出租交通业迅猛发展和扩容,当时的主力黄包车增加数量庞大,少量的人力三轮车、自行车也有机会得到发展,所以随之相配套的二轮车和三轮车的综合修理店在高峰期达到了两百余家,黄包车、人力三轮车、自行车都是他们的服务对象,生意非常红火。所以说,在今天发现成都民国时期的自行车修理票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图2-24 自行车修理票据
图2-25 1962年成都的一份企业登记证
其实,成都的自行车出租跟成都的小汽车出租一样,都是在那个时代的新鲜而时尚的创举,创了那个时代之“的士”。今天我们概念中的出租汽车或叫“的士”的,是我们今天的说法,但过去不是的。成都在1957年开创了我们今天概念的“的士车”,够时尚和创新吧,但当时叫“小汽车出租”,所以成立的经营单位也叫“成都小汽车出租站”。这个首创公司一年半后因业务日渐减少而停业,但又于1979年9月复业,取名又叫“成都小汽车出租站”而经营成都的小汽车出租业务。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叫“出租汽车”或“的士车”。由此可见,不管什么交通工具的出租,就是我们今天“的士车”的最初出租交通的服务方式了,所以,以自行车出租为“的士祖先们”也实属成立。
2015年3月,笔者发现了成都60年代的自行车出租和修理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证,这张自行车出租的企业登记证是由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张人均局长签发的,证号是004008号,企业名称是“肿东自行车租修合作店第一门市部”,签发时间是1962年8月24日(见图2-25)。这与2014年10月笔者首次发现的简阳县运输公司自行车门市部的20世纪“租车定额收据”,它们之间相互印证了自行车出租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有人投资兴办。
自行车出租也是一种出租交通工具的租赁服务方式,把它归为“的类”,也有行业划分的依据。
目前,全国各地城镇都有出租汽车协会,并在本地行业指导和行业自律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出租汽车协会都接受一个更加广泛代表行业利益组织的指导,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显然,出租汽车和汽车租赁都包含在其中了。自行车出租和租赁属于“的类祖先”也是自然而然,今天我们叫它“单车的士”倒也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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