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为路，舟作车，长航是大船，两岸渡小舟。”就这么几句轻松描写，却把水岸老城的水交通勾勒出来了。无论大船或渡船，它的出现多是在水系较发达的历史老城镇，因为有了水。

“依水而兴，依水而荣”。我们先人总是沿水而居，人居就要出行，水就成了出行路，有了水路人自然就多了，人多了就有了城。城与城的往来靠江河这条“马路”，所以就有了“朝辞白帝暮到江陵”的长航，大船长航是作大宗物资流通和大集群人口走动的功能，好似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而沿水城镇居民的两岸来往呢？靠的就是老城的渡船了，一次性满足了渡岸的出行需求，很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出租汽车，非常方便的随上随下，总是把你送到目的地。这种渡船，永远摆漂在江河的左岸与右岸的码头，就犹如我们的钟摆，起点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踏上码头的乘人，就这样消费着这样简单却又不可或缺的服务。

摆渡人是谁呢，就是“以水为路，以舟作车”的驾驶员。他们也有驾驶执照，他的舟车就是“水上的士”，他本人就是“水上的哥”，他靠的就是出租水上交通服务方式，维系着自己的生计也方便了两岸出行人。这样的“水的”个性明显，岸到岸、点到点、不转乘，百分之百到目的岸，如同今天街头“打的”一样，一次性到点。只不过“一个是水道一个是陆道”而已。

成都，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位于都江堰水系中心的成都是一座因河而兴、因河而盛的城市。成都的长航可以西往岷江，东往上海，水运数千里，成都的第一辆小轿车就是从上海航运到成都，并在九眼桥码头上岸的。九眼桥这个位置的河段，是古代成都最重要的水运码头，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船只停靠，所以第一辆到成都的轿车在此上岸是理所当然的。

1271年，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遥远路途，其间就游了成都，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第113章“成都府”中大述其水，对于锦江，马可·波罗这样描述，“有一大川，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广半里，长延至于海洋，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其名曰江水。水上船舶甚众，从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于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此川之宽，不类河流，意似一海。”他所描写的，就是锦江河的九眼桥一带的水域水运景色。在老成都还没火车、汽车时代，成都人背井离乡与亲人告别的地方，也就是这锦江上的安顺桥、九眼桥、望江楼的水码头了。成都人走出盆地，就从这里到乐山，转重庆，出三峡，往上海……与之相呼应的还有一个大型水码头，就是成都府河北门大桥一带的水码头了，从北门大街到合江亭再到九眼桥，连成一线，也曾经是十分繁荣的水运业，并与金堂、新津并列为三大港口，很像今天的物流中心港一般。成都著名的“水井坊”遗址发现于这段南河内岸，也证实了好多“据说”，其中有说，水井坊在元代兴盛了贸酒船只，繁荣了这个大水道。

当时的老成都，除有往来于千里之运，犹如今天的高速公路运输的大型车队、大水运之外，还有的，就是城区内的小小渡船了，它犹如我们城区里穿梭的出租汽车，反反复复往来于府南河的两江两岸。在府河北环上的第一个渡口就是封家碾，也是西北桥的原址。在未建西北桥前，两岸的居民过去长期是靠渡船摆渡过河。民国二十六年才第一次建造了一架木桥，名曰西北桥，后又建造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在府河与南河的交汇处就叫合江亭。其实，在很早之前，这里长期无桥，有的却是一个渡船摆渡。在成都西部，清水河和磨底河汇合之后，很快就流经百花潭公园，这儿也曾有个百花潭渡口。1961年，修建一环路时修了百花潭大桥。在此桥未建之前，要在百花潭过南河，就得在百花潭渡口乘渡船，此处无疑有渡船来往于两岸。在南河还有一处就是非常著名并有渡船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的渡船和渡口，就是羊皮坝渡口了。当时的行人过河都用它，当年的渡船竹绳一头拴住船头，一头连住岸头的皂角老树，日复一日的来往于南河两岸，不知送达多少人到彼岸。蓉城的士文化博物馆现就藏有这个码头的渡船票，虽然是小小的“一分钱船票”，却清晰地记录了那个年代。那棵皂角老树，现在依旧耸立于南河之岸，回忆着当年渡船的模样。

这些曾经往来于府南河两岸码头的小小渡船，不就是当时成都的“水上的士”吗？它正犹如我们今天街头的出租汽车。

元代来蓉的马可·波罗，非常感兴趣于成都的长运水码头短途内河渡船，所以才有“水上船舶甚众，未闻未见者，必不信其有之也”。其实，在他的家乡也是一座因水湖而起的城市，那就是最著名的水城威尼斯。它著名在于什么呢？是一个到处是水码头，到处有舟船的城市，每条大街小巷都是水街水巷，每辆乘车都是尖尖的舟车，这个舟车就叫“贡多拉”。“贡多拉”是威尼斯独有的尖舟，造型个性、轻盈纤细，便于城中水道穿梭，包括你今天去威尼斯，看到的也如此。“贡多拉”在每一条水街水巷，威尼斯居民出行靠的就是它，无它寸步难行，外来人靠的也是它，不然你游不了威尼斯。

在水岸上远远望见“贡多拉”，十分像漂动在水面的黑色月牙，由于它是船头船尾非常夸张的翘起，船体的吃水仅有船肚的二分之一，通身刷上黑色油漆，在意大利对青黑色非常中情，象征富贵，难怪有人说它似水中的黑色月牙。(www.daowen.com)

“贡多拉”的营运体制和水上交通法则的长期运用，使它成为世界上生存期最长的一种出租交通工具，早在11世纪就诞生于意大利和希腊等地，其营运体制逐步完善和进步。例如，“贡多拉”有驾驶执照的考取制度和遗传机制，其考取执照需要五年学习时间，要学习航行和操作，要学世界航行知识和人文历史等等，但一旦获得“贡多拉”驾驶执照，工作永远有了保障并传家于下辈人。到现在，据说最多的已传了六代人。“贡多拉”的水上交规也很有创意，其中有条是所有的其他船只必须让道于“贡多拉”通行，就是所谓的“贡多拉优先道”。欧美国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新了“公交优先道”这个陆上的概念和交规，极大地解决了小汽车时代给城市带来的拥堵和出行的不便，在今天的世界各国都是非常认可的制度并已在各国实施，或许当年的这个“公交优先道”，就是学习了“贡多拉”的水上优先道的古老法则吧。还有的，就是“贡多拉”的制造和维护保养的检验制度，虽然“贡多拉”多是个体小厂制造，但整个船体大都12米长，却需用九种木材制作其不同部件而组成，船体重100公斤，载客4-6人，该船下水有检验，并要求每半年维护一次并有检验通过才能再次下水。

在本章节多说了几句“贡多拉”之事，就是想说明它的整个制度保障了它的长期存在，并极大地影响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发展。“贡多拉”和“渡船”，出现在陆道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都是沿水而居，最原始的“水上的士”就开始服务于人们了，后来的马车也好，营运轿也好，黄包车也好，哪怕是最近的出租汽车也好，他们都学习过“贡多拉”和“渡船”的摆渡服务，把出行人从这个站点渡到那个站点。

英国伦敦的出租马车开始是单车双轮双座，并风行一时，在19世纪下叶成为伦敦“街头之王”。当时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就形象地称这些“街头之王”为“伦敦的贡多拉”。其实这句称呼，也就暗示了英国出租马车与意大利古老的“水的贡多拉”的关系。1979年10月，再次开业的成都小汽车出租站，其首批新车上海牌轿车出租了，也再次学习了渡船的摆渡服务方式，在市中心的盐市口开始摆渡到人口繁多的火车北站，真是一个典型的陆地上的点到点的摆渡服务，并使其成功的摆渡到成功的市场，最终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成都第一家出租汽车企业。

“水上的士贡多拉”在水城威尼斯活了近千年，咱们成都的“水上的士”却消失了。不过，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读到它当年的“小小渡船票”。蓉城的士文化博物馆就收藏有成都地区十几个渡口的渡船票据（见图2-21）。这些渡船票，会把你的思绪摆渡到过去的时代。

图2-21　成都各地渡船票据

图2-22　20世纪50年代的木船税务票专用凭证和营运票据

既然是“水上的士”，当然也同客运马车、黄包车、三轮车们一样有服务、有收费、有税收、有收据（见图2-22）。虽然坐渡船一次仅是一分钱或二分钱或三分钱而已，但船主也没忘记给你一张小小票据。服务之诚信，做事之公德，都浓缩于小小票据里了。偶见躺在地上有一元绿票，你能见人弯腰一拾吗？已是少有了。而那时的小小渡船票，依然大都是用成都特色的雕版拓印，雕刻得认认真真，使用得真真切切，不然我们今天哪能收获到已穿越了半个世纪多的小小的又那么不起眼的渡船票呢。

以“成都市渡船票收据”为例，这张票据就是南河羊皮坝的票据，虽然票面仅仅是一分钱，它却那么珍贵。正因为它是一分钱，才包含了多少回忆和回味，那时的一分钱，依旧在兜里带着体温。羊皮坝渡口可能是在城区内最后一个消失的渡口吧，起码它是到60年代末才终止的。在丰水期，渡船一次能摆渡二十余人过南河，每人一分钱。摆渡非常安全，直径有六公分粗的竹缆绳一头拴住船头，一头拴在岸头老皂角树，艄公站船头，竹篙一撑河心，用力一撑，渡船非常听话地就到了对岸；每逢冬天枯水时节，船主人就把渡船横放于南河中心，并在两岸架上木制浅桥与船相固定联结，一看就知是一座季节桥，原来摆渡收费1分钱变成了过“桥”收费1分钱，给人感觉成都非常智慧而幽默，很有生活情调，人民的智慧真是高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