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公车是典型的川西农耕文化的产物，在川内知名度颇高。据考，它与我国东汉时期创制的鹿车和三国诸葛亮在巴蜀境内制作的木牛、流马，有着承袭相沿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独轮。

东汉时期创制的独轮车，因是轮子向前滚动，称它为辘轳车，后又简称辗车或鹿车。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说：“无牛马而行者，独一人所致耳。”说明鹿车轻便，能一人推着走。

据史书记载，木牛、流马是三国蜀汉诸葛亮率军出围祁山、北伐曹魏时，为解决粮食运输而制作的一种适合在蜀道上行驶的运载工具。木牛、流马是两种运输工具，其结构有所不同，但共性是独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涉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木牛有前辕，行进时，人在后面推，另一人或畜力在前面拉。流马没有前辕，仅靠人推。

川西鸡公车呢，在宋代《后山谈丛》中说：“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今之大车，犹存有诸葛亮遗制。”这就是说，川西独轮鸡公车，其结构犹存有诸葛亮制作的木牛、流马形状一样。其鸡公车有两种，一种是宽架鸡公车，载重量大，强壮者能独推上千斤；另一种是窄架鸡公车，车架前窄后宽，适宜一般劳动者独推，这种窄架鸡公车使用范围最为广泛。至于川西鸡公车的取名，据民国传说，是因其车轮滚动时发出的声音近似鸡叫而得名。而关于鸡公车使用技巧，川人也是编出了歌谣，更是朗朗上口：“一要眼睛灵，二要手撑平，三要脚排开，四要腰打伸，上坡腰扛下，下坡向后蹦，背带腰绷紧，平路稳倒行，转弯游侧碾，早把路看清，推车本不难，只要有决心。”

成都平原自明清以来，由于地产丰富，物资交流活动更加频繁，商业气氛愈加浓厚，所以鸡公车的使用队伍更加庞大起来。其队伍庞大后，就有了分工，逐步从推车的副业中分离出一种专业，进而形成了鸡公车的使用人员有专业和副业之分。专业人员大多在城市和区乡集镇，靠推车为生。加之成都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典型的消费城市，市民的一切供给，多依靠城郊各区县的鸡公车运输。据了解，当时从广汉至成都的鸡公车夫，可推载七袋大米和九捆烟叶，有一千斤多一点，三天可行至成都，力资收入八百文。返回广汉时，又载棉布、日用杂货，一个月推车二十多天，除路上食宿开支外，剩下的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图2-8这张雕版印刷手工票就是成都晚清时期的车夫票）。

到了民国时期，川西鸡公车队伍进一步壮大。据1933年民国四川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全省各地有十六万五千九百五十六辆，“这些鸡公车当时主要担负城乡之间的货物转运，有时也搭载短途旅客”。这段描述也说明了鸡公车是川西重要的传统运输工具和代步工具。

图2-8　晚清成都车夫票

就在成都平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川西鸡公车在乡镇公路和乡间田埂路上也较多出现。笔者七十年代后期在成都平原乡镇当知青时，其生产大队上就拥有数百辆鸡公车，每大春小春上公粮到公社粮库时，颇为壮观，浩浩荡荡，鸡公车的上粮队伍有半里长，吱吱嘎嘎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缭绕于典型的川西坝子的林盘。上公粮时，每家壮劳力都很积极，因为公社粮库的午饭是慰劳餐，敞开吃。有很多推鸡公车上粮的劳力，除了用力完成生产队的派工任务外，就是为了那顿大餐奔去。鸡公车推人出门我也是亲眼见过，当知青下乡那个生产队如有哪家人病了，也多是推着病人赶往县医院。

回忆鸡公车的这些往事和功能体现，仅是说明了它是成都平原的运载工具而已，可载货有时也载人，但跟我想要阐明的“的士”有什么关系呢？

“农村包围城市”这句话谁人不知来历，这时用来形容当年的鸡公车倒也合适。随着成都县在清代时期的经济、人口增加，鸡公车慢慢地要进城了。但当局不许可，怕它铁箍包裹的车轮辗坏城内石板。其实，鸡公车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它将要成为“的士”的原始阶段了。

在成都街道建设的历史中，确实有爱铺设地砖或石板的现象。南宋淳熙四年（1177），著名诗人范成大任成都制置使，曾经用烧砖铺设了成都的主要街道14条，计3360丈，是成都史上一次街道建设的重要事件。

继南宋成都街道铺砖之后的又一件大事，就是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四川布政使查榕巢主持的成都街道铺设石板，工程竣工后还规定车辆不得入城，还特别针对了鸡公车，怕鸡公车的铁箍轮辗坏城内石板。那进城货物咋办？靠肩挑背驮。为了方便“背背篼”的入城歇力，在街道建设中也设置了一些半人高的石柱以备背夫歇息之用。

不许鸡公车进城，是保护街道石板的办法，更是“堵车”的办法，所以这样“不许”很难落实，结果是鸡公车入不了大街，倒是小街常见穿行。但其结果如何呢？有一例可以说明：成都曹家巷街名取出后，但此巷并没有曹姓人家，据《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记载：“1990年地名普查中，经查，在巷南诸多大院中，无一曹姓人家。据七十高龄吴姓老人援引其母之回忆说：‘清光绪末年，在巷西端陡坡仅有几十米从桥头上铺下的石板路。其余为土质路面，并无巷名。’当时交通工具落后，重载运输多用鸡公车，年深日久，石板路上形成了条条沟槽，故后人以槽字的谐音称为曹家巷。”(www.daowen.com)

此例一举，“堵车”是堵不了鸡公车！显然有了大量的负重鸡公车碾压，才可能形成沟槽，鸡公车不得入城能办到吗？其实，就在那个时候，鸡公车已开始了载客营运。就在这个时候，鸡公车的功能也开始分离，分离出一个专门载人、让人乘坐舒服些的鸡公车。载货的鸡公车叫高车，又称“羊角”，用于乘人的叫矮车，又称“牛头”。从设计上就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区别主要在鸡公车的“乘”与“载”方面的体现。载货的鸡公车中央有一结实支架，便于左右负载平衡和捆扎（见图2-9）。而专用载人的鸡公车无此支架，却设有坐人的木质靠背，便于乘客舒服。

图2-9　载货的鸡公车（图片由综合档案馆提供）

1906年-1909年，晚清时在成都任教习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在其《游蜀杂俎》中，就有一段对鸡公车在成都城区营运的生动描述：“蜀都（成都）街道完全用石头铺成的。比如东大街又宽敞又漂亮。其街道的中央，有一条笔直的沟道路，这就是车道。独轮车经常沿着这条沟道搬运货物。我国的车有两个轮子，是拉着走的，而蜀地的货车是一个轮子的，从后面推着走。运送时，可以一直看守着装在车上的货物，有时，还用独轮车载人。这种时候，一般要在车上牢牢地捆上一把竹椅子，让人坐在上面，推着车走。”

在此，就可以说一说成都民国时候的乡农市街了。当时的乡农市街由于地处西门之外的交通要道而被称为“车码头”，这里的所谓“车”，一是当时的运客主力黄包车，甚至多有可跑长途；二是民国十四年，成灌马路刚刚勉强建成，开设了成都第一家客运汽车公司，开跑成都到灌县沿途客运汽车；第三呢，就是川西坝子的鸡公车了，当时在成都郊外，已是大行其道，在便于人们出行的路边，常是成队候客“打的”（见图2-10）。

图2-10　成都郊外的“鸡公车车站”（1917年甘博摄影）

在晚清和民国时候的“青羊宫花会”和“劝业会”期间，鸡公车更是与黄包车、营运轿子、客运马车组成了晚清客运交通的“清明上河图”。在读《锦官城遗事》一书中的“成都庙会”时，有一段文字描写：“右手这面是巍峨的而整齐的城墙，城墙下面是贫民开辟的菜圃和一家家茅草房。人多路少，菜圃中早踏出了一条丈把宽的土路来。一辆辆仿制的木轮裹铁皮轴的‘土东洋车’，吱吱嘎嘎叫着的‘鸡公车’，滴滴答答跑着的‘溜溜马’……嘻嘻哈哈都在这条灰路上走。”

还有一段文字又说：“此前赶庙会，由老西门及南门出城，都要蜿蜒数里才能到会场，轿子、鸡公车、‘溜溜马’、游人挤成一团，劝业道于是在老南门外锦江北岸筑起长三里余的马路以达青羊宫东面的马家花园，又由商人自上海淘回新式四轮马车载人往来……”

这两段文字都是在描写清光绪三十一年青羊宫花会和劝业会的客运出租交通状况，很是生动有趣。

民国时期的成都《竹枝词》这样描写当时的成都鸡公车：“成都女儿颜如花，成都城外鸡公车。跨上车来如骑马，一抖罢一麻。”多么生动的诗歌，让人边读边想。抗战时期，著名作家叶圣陶对川西的鸡公车印象极深，1940年在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时，也首先在乡农市街的“车码头”租坐鸡公车去郫县、灌县、崇宁县、彭县等地视察中小学教育，并写成《成都近县视学日记》。就在那年深秋，叶圣陶从崇州城（当时叫崇宁）起身，在乡间竹影斑驳的土路上逶迤而行，坐30里的鸡公车，车价才3元钱。可见，叶老对鸡公车的情有独钟。著名学者冯广宏先生也把鸡公车作为老成都的典型印象之一，所以才有“蛙井牵轳低晓月，鸡车唱辙越高桥”的诗歌描述。

在抗战时期，还有人叫川西鸡公车是“英雄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率30万川军出川抗战时，四川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何应钦的《八年抗日之经过》中统计，抗战8年中，四川提供近300万兵源，出川川军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运输工具就是鸡公车，它发挥了极大作用。川军出川时很多就是推着鸡公车奔赴抗日前线，甚至长途两个多月到达山西前线。今天的建川博物馆收藏了一张川军抗战时的老照片（见图2-11）：一队士兵推着鸡公车运送军需物资行进在往北路上。四川后方民众则节衣缩食，在川各地都能看到无数乡民为交纳粮赋络绎不绝地推着鸡公车，把粮食送到征收处。仅1942年，就供应军粮1600万石。在抗战时期的新津机场，常见新津县农民用鸡公车把生猪推往机场，保障了美国空军的食肉供给。该机场的美军B-29轰炸机群，在1944年6月至12月，全面轰炸了日本本土和日占区，共投弹3626吨，川西的鸡公车就是“英雄车”，是出了大力，做了贡献的。

图2-11　抗战川军士兵推着鸡公车送军备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