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从未消散的历史问题及其遗留争端等现实非经济因素，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内外大国战略博弈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普遍影响外，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深化和拓展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货物贸易:增速放缓，不平衡持续，贸易摩擦时有发生

整体而言，中国—东盟双边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自2012年起一直低于CAFTA构建以来18%的年均增长率（图6-4）。2015年，双边货物贸易更是同比增长－1．7%，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而出现负增长后的又一负增长；2016年进一步下降，同比增长－4．1%。

图6-4　2002—201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即使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中国对东盟的货物贸易也已在2012年由逆差转为顺差84．5亿美元，且随即迅速扩大，到2015年已达832．4亿美元；而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还是逆差超过220亿美元，为CAFTA构建以来的逆差之最。对本就因统计方法差异而自认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常常纠结于此的东盟经济体而言，中国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双方贸易不平衡在方向上的反转对其现实及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东盟成员国对CAFTA深化与拓展一直存在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可谓有增无减。

除整体上的不平衡之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不平衡还体现在：双方的贸易集中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主要由越南和新加坡所贡献，而逆差通常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尤其需要强调的有三点：一是中越货物贸易快速发展，越南已由2002年中国在东盟的第6大货物贸易伙伴提升为2015年的第2大贸易伙伴，并在2016年超越马来西亚跻身首位；中国对越南的货物贸易处于持续上升的顺差状态，2015年已占到当年中国对东盟货物贸易顺差的43．8%，2014年更是高达69%。二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货物贸易分别在2012年、2013年、2015年由逆差转为顺差。三是中国对马来西亚的货物贸易逆差额自2011年以来也正在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东盟经济体对包括“经济威胁论”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疑虑和对CAFTA深化与拓展的积极性，也因此呈现出相对不同的心态和程度。

自2010年CAFTA正式建立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5个东盟成员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最为频繁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其次为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钢材类产品是遭受东盟贸易救济措施的“重灾区”，仅越南2016年前10个月就发起3起。^[10]

（二）贸易便利化:非关税壁垒有待进一步拆除，规则利用率亟须进一步提高

随着关税减让的空间日渐狭小，贸易便利化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2015年10月WTO《世界贸易报告》显示，《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将使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每年最多增加1万亿美元。仅简化贸易单证、完善通关流程、自动化通关3项措施叠加，就可节省2．8%到4．2%的交易成本。^[11]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2016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在美欧市场萎缩之时，东盟地区的货物贸易市场开放程度已超越欧盟和美国；中国是全球10个人口最多经济体中唯一进入“贸易促进指数”排名前半段的。^[12]尽管如此，就目前而言，双方的贸易便利化还是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7》显示，除“营商环境”排名本就相对落后的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外，东盟其他经济体和中国的“跨国贸易便利化程度”排名均落后于自身整体的营商环境（表6-1）。从工商界关注的通关效率、基础设施、跨境贸易等方面入手的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研究于2015年9月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式启动；并在2016年9月正式发布《中国—东盟（柬、老、缅、越）贸易便利化研究报告》，就通关环境、规制环境、口岸效率、电子商务、商务人员流动五个方面提出有待改进的领域和具体建议。^[13]

虽然FTA构建已有10多年，建成也已6年，但企业对CAFTA与自身的利益关系和具体的商机何在以及怎样利用和把握这一机遇还是不甚清楚，参与CAFTA的主动性和有效性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东盟中心就曾在2012年专门组织CAFTA政策巡讲。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FTA的利用效率与CAFTA本身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企业所面对的源自隐性壁垒的交易成本的大小不无关系。已有的调查显示，取得原产地证太慢或涉及费用过大、提供原产地证明文件很难、海关的产品原产地分类过于专断，分列企业未利用FTA原因的第2、6、7位。^[14](www.daowen.com)

表6-1　中国与东盟经济体的跨国贸易便利化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17》整理而成，括号内为整体营商环境排名。

（三）服务贸易:限制依然不少，潜力仍待释放

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无论中国还是东盟成员国，随着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外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但能够对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会为自身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注入崭新而强劲的动力。世界银行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STRI）显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的STRI即服务贸易壁垒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表6-2），服务贸易潜力的释放尚需要服务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表6-2　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整理而成。

（四）贸易竞争性:结构同构，深化与拓展的内部驱动力尚待加强

CAFTA的大多数经济体，无论资源禀赋还是发展水平均具一定的相似性。在以FDI为载体的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推动下，产业同构及其引发的区域内外的竞争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市场的相应萎缩和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尤其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使这一本就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显。2015年，美国、欧盟既是中国的第1、第2大出口市场，也是东盟除内部贸易外仅次于中国的第2、第3大出口市场，两者合计分别占有中国33．6%、东盟21．7%的出口份额。

中国、东盟向美欧市场出口商品的结构也极为相似。HS两位编码的“85电机、电器、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84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同为两者向美欧出口的前2大类商品；“90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是东盟向美欧市场出口的第5大类商品，“61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62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居于东盟向美国出口商品的第3、第4位，“64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29有机化学品”则为东盟向欧盟出口的第3、第4大类商品，而中国的此类商品同样在美国、欧盟的进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图6-5　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市场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和东盟网站数据整理绘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