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加强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2015年3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入一个转折点，其发展目标、合作重点与路径更加清晰。“愿景与行动”公布的“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并“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31]可见，“愿景与行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投资规划相对接，具有现实意义。“对接”强调的是政策沟通、协调与合作，它可以“化解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别国或者国家集团的类似战略或者政策的冲突，并与别国或者国家集团的类似计划进行合作”。^[32]

毋庸置疑，“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以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更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的新动力。事实上，所谓“对接”主要是指合作双方为推进促成“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或机会而共同对有关政策或计划所进行的沟通、协调和修正，是一个双方积极互动的过程。具体而言，“一带一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战略对接，可在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进行。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可与东盟单个国家就产能合作、项目投资加强政策协调。东盟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外来资金、设备、技术有迫切需求。中国具有向柬、老、缅、越4国输送部分优质产能的潜力，同时又能满足东南亚地区对投资和技术需求的有效途径。只有当这些国家需要乃至于依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时，“一带一路”才具有生命力并可持续发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与一些东盟国家层面的对接与合作已有明显成效，无论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项目的启动建设，还是中马“两国双园”，中泰、中柬、中越、中老、中国与印尼等多个产业园的合作开发，都实现了与当地发展项目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实现了中国的产能优势与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互补。现在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更多地“消化”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鼓励其制造业发展。中国还应加强与其他东盟国家的政策沟通与合作，确定哪些产业属于它们急需投资发展的民生项目，哪些属于它们需要自身投资培育发展的基础工业。

在地区层面上，“一带一路”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发展愿景进行对接与互补。“一带一路”的重点是促进中国与欧亚之间的跨地区、跨大陆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2025愿景中“提升互联互通、加强部门合作”的发展方案相对接。为了缩小各成员国发展差距，东盟愿景提出了若干项发展规划，包括“东盟一体化大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东盟互联互通协调委员会（旨在协调和监督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与中国的对应部门—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中方工作委员会，曾就互联互通建设问题举行过若干次会晤，双方还同意定期举办会议并继续开展协商，以期在基础设施技术转移和人员培训方面扩大项目融资渠道、增强合作。^[33]中国还希望同东盟进一步共同探讨制定未来东亚和亚洲互联互通规划，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水平迈上新台阶。(www.daowen.com)

东盟10国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内高物流运输成本是阻碍物资流动、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各国物流效率显示，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其余国家在港口等基础设施方面均排名较后，其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排在100名之后。^[34]东盟在2010年就发布了东盟互联互通发展规划，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近期发展的重点，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外资本，来推动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2020年间，亚洲国家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另外2 900亿美元用于地区间道路交通建设。^[35]亚行的研究还认为，同期东南亚的基础设施领域至少需要投资1．2万亿美元，^[36]国际能源局（IEA）则预测今后20年东南亚需要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为2．5万亿美元。^[37]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对接，不仅仅是一个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更应包括宏观政策（包括经济发展、金融合作与全球治理）沟通与协调。尽管“一带一路”具有潜在的重大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但总体上仍是一个以经济为主、文化为辅的倡议，在实质推进过程中与东盟的政治和安全议题关系不大。从发展中国—东盟关系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区域合作模式创新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东盟应就“一带一路”倡议尽快达成一致，并在区域合作模式及地区、全球治理问题上实现更多的政策协调与互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