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格局面临二元困境和合作模式遭遇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全面提升和优化周边的总体布局中，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与已有区域合作框架相比，该构想显示多层面的重大突破。

（一）基础扎实:建立在区域合作已有成就之上

已取得的成就应予以高度肯定，这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键是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以往东亚区域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已为这“五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在“贸易畅通”方面，能以5对“10＋1”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正在推进RCEP建设为基础；在货币流通方面，能以已经达成的多对货币互换协议和货币直接交易协议为基础；在道路联通方面，能以正在推进的一系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为基础，等等。

（二）背景厚重:孕育在中国周边整体规划之中

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是中国周边外交与区域合作整体的组成部分。中国周边外交和区域合作整体的提升和优化，又将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完备的配套设施和强力支撑。其中最应予以关注的是2013年10月中国举行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亲、诚、惠、容”和“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明确了主导思想和推进原则。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又明确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此外，在中央领导几乎所有相关外事活动中，都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内容和商谈议程。

（三）举措有力:起步于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之后(www.daowen.com)

与推出区域合作战略、参与东亚区域合作初期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得到全面、快速增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依赖，也已得到全面、快速提升。前者意味着中国已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一批大型合作项目，给予全方面的支持和资助。后者又意味着沿线国家也会对中国倡导的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予以高度支持和必要配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合作推进海上互联互通。为此，中国政府已于2012年设立了规模达30亿元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最新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将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基础，无疑有助于沿线国家的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

（四）开放度高:超越已有合作框架局限

东亚已有的区域合作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封闭和排他性的，如已经建成的5对“10＋1”自由贸易区和正在推进的RCEP，即仅适用于参与谈判并签署协议的有限国家。而货币金融合作层面进展最快的东亚外汇储备库也仅致力于“10＋3”框架下有限国家的货币稳定。而拟建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却并未限定参与成员和受惠范围，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这意味着不仅沿线所有国家均可受惠，甚至还鼓励域外国家积极参与。由此带来的最大效果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不同区域合作框架之间，如“10＋3”与“10＋6”之间的竞争。

（五）统领力强:有助于摆脱东亚二元困境之忧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上述特点，已可从不同角度和程度推进东亚地区的经济互利，推动沿线国家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从而有助于摆脱当前东亚地区格局中的二元困境。更加重要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统领性特点，在摆脱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方面更能发挥积极作用。东亚地区已有的合作框架多侧重经贸投资层面，在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文层面的影响有限。有的合作框架也未能发挥预期效果，甚至还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虽也直接促进了东盟国家的对华贸易，分享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但却扩大了有关国家的对华贸易逆差，任其发展，还将伤及双方政治互信，不利于摆脱有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贸易依赖，政治安全防范”的二元困境。如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时，东盟对华贸易尚有163．6亿美元顺差，而到2012年开始转为84．5亿美元的逆差，2013年逆差更扩大至445．3亿美元，2014年上半年逆差已达250．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扩大了32．9%。其中与中国存在争端的越南对华贸易更是连年逆差，2013年逆差达到3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76．3%；2014年上半年又增长了34．9%，达到183．2亿美元^[12]。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新的区域合作框架，却远远超越了单一经贸领域的限制，规模为基础，也无疑有助于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虽然东亚区域合作面临多层面问题和挑战，但仅就目前权威表述看，“五通”中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和民心相通即可看出其独具的顺民心、暖民意、增互信的特点，应有助于东亚摆脱二元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