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亚洲主要是东亚地区格局总体显现一元化特征，无论经济贸易，还是政治安全，都高度依赖美国。目前的东亚地区格局却形成明显的二元化倾向：在政治安全层面仍保持着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但在经济贸易层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快速提升。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东亚传统的合作模式也遭遇多层面挑战，包括合作框架、推进模式和主导力量层面。

（一）东亚区域格局面临二元困境

当前，东亚地区格局中的这种二元困境，既体现在地区整体层面，也体现在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处的环境之中。

1．东亚：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

对东亚整体而言，上述二元困境集中表现为“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美国对东亚政治安全的高度控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调整，基本格局从未改变。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转移，其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控制一度有所松动。但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尤其是2011年前后加速重返亚太之后，其对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控制再度明显加强，从而使东亚对美国的政治安全依赖又进一步强化。对此，学界已有系统描述和深入探讨，本章不拟重复。而应予以重点讨论的是东亚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众所周知，东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出口主导特点，而其传统出口结构的明显特点又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直到2000年，美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30．1%、21．9%和19%。但到后来，尤其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美国在上述三大东亚经济体出口结构中的占比开始快速下降，到2005年，已分别降至22．9%、14．5%和14．4%；2010年，再分别降至15．6%、10．7%和9．5%；2012年，更分别降至17．8%、10．7%和8．8%。2000—2012年，美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下降了12．3个、11．2个和10．2个百分点。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在东亚三大经济体出口中的占比却在快速提升，并取代美国成为越来越多的东亚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市场。如在2000年，中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仅为6．3%、10．7%和3．8%，比美国占比分别低了23．8个、11．2个和15．2个百分点。而到2005年，中国占比已分别升至13．4%、21．7%和8．1%，明显接近于美国的占比。2010年，再分别提升至19．4%、25．1%和10．8%，已分别比美国占比高出3．8个、14．4个和1．3个百分点，从而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到2012年，中国占比分别高达18．1%、24．5%和11．4%。2000—2012年，中国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出口中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1．8个、13．8个和7．6个百分点，与同期美国占比的下降形成鲜明对照。^[8]

2．中国：经济贸易受依赖，政治安全被防范

对中国而言，上述二元困境集中表现为“经济贸易受依赖，政治安全被防范”。上述东亚出口格局中对中国依赖的不断提升，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直接结果。与之相对，上述东亚出口格局中对美国依赖的不断弱化，恰是美国经济持续停滞、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必然反映。这点可从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得到证明：2000年中国GDP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1．6%，2005年提升至17．2%，2010年再提升至39．6%，2013年更提升至54．7%。这意味着在短短的13年中，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已由1／10强，快速提升至1／2强！此间发生的另一重要事件是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GDP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1．9倍，而在2000年还仅相当于日本的1／4。^[9]中国经济实力如此急剧增强，在提升东亚地区对华经济依赖、让东亚邻居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巨额“红利”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来自周边某些国家在政治安全层面的防范。

3．美国：经济贸易上被疏离，政治安全上予控制

对美国而言，上述二元困境集中表现为“经济贸易上被疏离，政治安全上予控制”。如上所述，美国无论是在经济贸易层面还是在政治安全层面，都是东亚地区一元化格局的主导者。但受上述经济实力消长关系的直接影响，其在经济贸易层面的“被疏离”已是大势所趋，很难逆转。其在东亚经济体出口结构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其作为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地位逐步被中国所取代就是明证。但美国显然不情愿放弃其对东亚地区的控制，为此，其所采取的主要对策有：一是构筑“雁型安全模式”，强化对东亚地区的安全控制；另一则是强力推进TPP，实现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分化和控制。(www.daowen.com)

（二）东亚传统合作模式遭遇三大挑战

东亚区域合作直到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后才开始启动，之后曾在相当长时间里坚持“以东盟为主导，以10＋3为主渠道”，获得较快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但伴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在经济层面的介入和分化，东亚传统合作模式遭遇多层面挑战。

1．框架之争：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经济体参与区域合作，应该追溯到1989年APEC框架的启动，部分东亚经济体成为这一框架的发起国或参与者。但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APEC框架因其在金融危机中的无所作为，而让东亚成员严重失望，从而导致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进程严重受阻。代之而起的是由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组成的“10＋3”框架，它作为“主渠道”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直接推动，尤其是在货币金融合作层面。在贸易层面，则以东盟为中心启动了5对“10＋1”自由贸易区建设，东盟也由此凸显了主导地位。但到2005年，“东亚峰会”（EAS）框架启动时，东亚区域合作已经显现出“亚太化”趋向，因为新加入的三大经济体：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已不再是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国家。而再到后来美国和俄罗斯加入时，虽还保留了“东亚”的虚名，亚太色彩已极其浓重了。此外，APEC重新强化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更使区域合作的传统东亚框架受到亚太框架的强烈冲击。更加严重的是，TPP在美国主导下强力推进，参与进去的东亚经济体越来越多，对东亚传统合作框架尤其是“10＋3”的“主渠道”地位的冲击更是空前增大。

2．模式之争：TPP强势来袭

作为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作为东盟方面对TPP冲击的回应，在东盟加中、日、韩、澳、新、印5对“10＋1”基础上，RCEP建设于2011年启动了。由此似乎又为相对严格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找到了新的路径。但TPP在美国主导下强调的“高标准”（无论是在自由化目标，还是在谈判方式层面），又使新启动的RCEP及以往达成5对“10＋1”自由贸易协议的“低水平”遭遇严峻挑战。面对美国通过强力推进TPP和TTIP引领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创新，受经济发展程度和体制开放水平所限，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东盟落后成员遭遇到区域合作模式的严峻挑战。^[10]面对TPP和TTIP引领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创新，多数东亚经济体，尤其是发展水平低下的东亚经济体遭遇两难困境：若仍坚持以往低水平的合作模式，则很难跟上提升后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若勉强跟上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则会使国内市场和产业遭遇强烈冲击。

3．主导之争：美国重返之后

东亚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始终强调和坚持“以东盟为主导”，这是由东亚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决定的。如中国、日本等区域大国难以在区域合作战略上达成一致，东盟小国担心在区域合作进程中沦为附庸等。但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确存在一些问题。2013年，东盟10国加在一起仍仅占“10＋3”经济总量的13．5%和“10＋6”经济总量的11．3%。^[11]在此背景下，美国以政治安全层面的“雁型安全模式”和经济贸易层面的TPP加速重返东亚，这使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