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命运主要不是从历史中来，而是未来要求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对共同命运的意识和情感来源于过去。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和不竭动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且苦乐共担的理念、倡议和愿景，所以需要依靠根植于双方人民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和中国—东盟有关的双边多边机制、区域合作平台及路径选择，形成互动且不断建构。

（一）以亚投行为平台，强化基础设施领域合作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设立将助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得到了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2015年6月底，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的49个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包括泰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又陆续签署了该协议。2016年12月4日科威特代表在北京签署协定，成为协定第56个签署方。签署协定后还需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本国立法机构批准。亚投行宣告正式成立的条件是至少有10个签署方已交存批准书、接受书或者核准书，且签署方初始认缴股本的加总数额不少于认缴股本总额的50%。缅甸、新加坡和文莱在中国通过协定之前就已经提交了批准书。^[6]亚投行于2015年12月25日正式宣告成立，当时17个意向成员国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其股份总和占比50．1%，达到了《亚投行协定》规定的生效条件。亚投行宣告正式成立之时菲律宾并没有签字，而是于2015年12月31日压梢加入亚投行，尽管菲律宾加入亚投行的过程一波三折，但不会改变东盟全力协助亚投行设立的目标。最快完成批准的三个国家均为东盟成员国，它们助推了亚投行的成立，加强了基础设施领域合作。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主要路径之一，而亚投行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是对中国提倡的开放包容、透明公正理念的试金石，也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面临的考验之一。东盟全力协助亚投行的设立，其与东盟基础设施基金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如东盟基础设施基金目前资助了三个项目，即输电项目、卫生项目、电网建设项目，而还有23个项目需要约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亚投行的建立将助力东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反过来，亚投行的正式成立离不开在“中国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东盟国家的支持。

（二）加强文化交流，深化语言的相互学习

东盟公民和领导人必须重新评估他们源于过去的认同观念，重新强调共同体意识或美好前景，地区认同的建构耗时耗力，需要该地区所有人的真切改变，这种历史性事件的成功要依赖于至少一次文化革新。东盟10国大学生受访者对“东盟国家文化相似”的认可度平均值为67．4%，而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则超过80%，这与我们平常观念中东盟文化的异质性大相径庭。经济的差异性可能会增加国家间经济结构的互补性，而“文化相似性”的认可是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础，中国要加大与东盟之间的文化交流，二者之间的文化认同需要不断培养。东盟副秘书长穆赫坦2015年11月9日在“中国—东盟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冯少协油画展”上明确指出：“当前，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东盟—中国关系的一大支柱。双方已经在领导人和部长层面建立起文化交流机制，推动文化交流各领域合作。”

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随着东盟的成立及其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呈现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成果丰硕的特点^[7]。文化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打开了心灵的窗户，增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为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开幕式所致贺信中指出“中国东盟文化血脉相亲”，这是对中国—东盟文化友好交流的最大肯定，语言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强化中国—东盟文化血脉相亲最基本的途径是语言的交流。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已经在有序地开展，文化认同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有特殊的作用。

文中的“语言”不只是指某种语言，而是以语言为工具的文化交流^[8]。汉语是增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媒介之一，而非某些国家担心的文化殖民，增强与东盟的文化交流，东盟内部对此也有重要的需求，并非一厢情愿。东盟领导人认为地区人民应该学习英语和东盟国家的其他语言，^[9]如果要得到相互理解和合作，沟通是必不可少的，该地区的多样性特点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同时也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因此，语言尤其是汉语，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支点。

（三）文化血脉相亲，强化共同体意识(www.daowen.com)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了贸易往来，不断的交流形成了“中国东盟文化血脉相亲”的、密切的合作方式。以“朝贡体系”为例，不少学者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一相情愿或者是帝国主义的，而“朝贡体系”对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方式产生的重要影响是的确存在的。郑永年认为应该为“朝贡体系”平反，认为对朝贡体系的批判太过了，朝贡体系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它不是指自己吃亏对方绝对得好处的不可持续模式，也不需回到“叩头”的状态下。^[10]中国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等口号，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和东南亚有密切的社会和文化合作的基础。

东盟共同体最终的目的是东盟公民权意识的培养。大学生对东盟有较高的认知水平，但毫无疑问，民族归属感比地区归属感更为显著。同时学生不仅从功能性、技术性、默认公民权方面思考该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是“地区公民”。不少国家出现与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相脱节的现象，如中南半岛国家的受访者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熟悉程度要强于其邻国，这是通过积极教育实践让邻国了解自己很好的例证。强化东盟合作是东盟一体化的重要保障，但处于萌芽期的东盟公民权意识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中国与东盟要真正成为命运共同体，根植于在双方人民深层意识中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心理，它是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和目标。

（四）国家层面加速推进，地方政府积极参与

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第一个层面是在中国—东盟地区合作层面上的整体推进，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多个方面的互联互通；第二个层面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层面上推进，充分发挥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优势，在次区域合作中注入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相关内容；第三个层面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的层面推进，首先推进与既往就和我国关系密切、基础扎实、互信度高的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突破，形成示范。从整体推进、次区域合作到双边关系推进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合理层次，不仅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共同体的建设，地方政府视角同样值得关注，要使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中国—东盟既要“规划大战略”，也要着手解决“具体问题”，其概念也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不但是利益共同体，同时也是责任共同体，双方需构建超越具体利益的认同。

不少文章已从国家层面对中国—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了分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一文对如何在国家层面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四个方面作了剖析：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将命运共同体上升到国家层面是其真正有效贯彻落实的前提保障。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进。这里所指地方政府与东盟合作的“东盟”包括东盟共同体各机构、东盟国家、东盟国家省市三个层次。云南、广西等省市依托区位优势，对该地区的发展做了科学的考量和规划，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构想和思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果。以广西为例，实施以开放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深化与东盟的全面开放合作，着力打造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支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新枢纽、中国—东盟合作高地，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把广西与东盟的全面开放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2015年3月27日，首届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会在博鳌举行，以“以地方合作驱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进行讨论，并签署了《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共同声明》，海南省省长刘赐贵就此提出5点建议：一是共同推进互联互通，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构建区域物流体系，共同打造畅通、快捷、便利、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二是共同推进蓝色经济合作，打造“环南海旅游经济圈”，加强海洋渔业、投资贸易、热带农业等方面合作，共同打造东盟“种子硅谷”；三是共同推动海洋环境保护，加强海洋环境监测监管和污染防控，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四是共同开展海上应急救助，加强防灾减灾体系的沟通与衔接，保障海上航道的畅通与安全；五是共同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人员往来，增进了解互信，巩固双方合作的社会与民意基础。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要加强能力建设和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在积极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从国家和地区两个层面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任重而道远，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达到“中国东盟文化血脉相亲”，中国人民和政府有建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诚心和积极行动，但对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认同状况分析同样重要，东盟共同体的存在性和建构性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前提之一。尽管东盟各国人民对东盟身份认同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是积极的，民众认可域内文化的相似性，认为东盟有广泛的合作前景。新加坡和缅甸对于东盟的态度应该同样引起中国与东盟在互动过程中的反思。东盟共同体的建成标志着地区一体化建设进入新阶段，这也为中国—东盟打造和建设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机遇。2015年12月31日是东盟共同体建构的新起点，东盟共同体建设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相得益彰，东盟民众认可的文化相似性是东盟同质性的重要基础，也是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途径，根植于双方人民深层意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心理在此基础上才会真正实现，而这既需要国家层面加速推进，又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