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与贫穷进行斗争呢？低工资的弊害应该如何消除呢？如果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通常推荐的方法不宜采用，那么，还有其他可供参考的方法吗？是否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呢？是否政治经济学除了反对所有的事情并且证明任何事情都不能做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固然必要，但毕竟是可悲的与徒劳的。要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总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因而感觉不到乐趣的辛苦工作的奴隶，只是从早到晚仅仅为了糊口而忙碌，并且使全部智力与道德陷于麻木状态，这意味着他们既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情感，因而会变得没有教养，因为他们只会吃，但是难以教化；他们自私，因为他们只需要完全为自己着想；他们没有一个社会公民与社会成员所应有的热心或者情感，对于自己所没有的以及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全都持有敌对的情绪，在他们的头脑中认为一切都不公平的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一个具备任何推断能力的人能从人类命运的高度去关注他们自己。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计可施的，只能是以伊壁鸠鲁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在不伤害其他任何人的前提下，为他自己以及他所同情的那些人，从生活中尽可能多地获取生活所能提供的满意感，并且让有关文明生活的毫无意义的喧嚣在不经意间飘逝。然而，对于人类的事情持有这种态度是站不住脚的。贫困与大多数社会弊害一样，它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人屈从于他们没有理性的动物的本能而未作适当的思考。但是，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严格地讲，正是因为人毕竟不是没有理性的动物。所谓文明，就其每一方面而言，都是为反对动物的本能而展开的一种斗争。文明已经自行证实，它能够使这些本能，即使其中最为强悍的本能，都能得到充分的控制。文明已经将人类的绝大部分本能驯化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就是使人类大多数与生俱来的嗜好几乎已经不再留有痕迹或者记忆。如果说文明对于人口繁育的本能的抑制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因为文明尚未认真地作出努力，而文明已经作出的努力却又大都犯下了方向性的错误。不论是宗教的、道德的还是政治的文明，无不竞相鼓励人们结婚；而对于已婚者，则鼓励人们进行人种的繁育，使之代表婚姻的全部意义。宗教直至今日也没有停止过进行这种说教。罗马天主教教士团（我们无须提及任何其他的教士团，因为它们对于较为贫困的阶层都没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无处不以鼓励结婚为己任，以便防止通奸罪恶的发生。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偏见，反对正确的教义。富人，假定这种结果与他们自己无关，那他们就会以为那种认为天然形成的习性会造成贫困的观点是在质疑上帝的智慧；而穷人则以为，“上帝绝不会仅赐予我们需要吃饭的嘴，却不赐予我们粮食”。面对这样的两种论调，没有人会认为人类对于这一问题拥有任何发言权或者选择权，有关全部问题的观点完全陷于了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虽然这是一个事关人类福利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但是人们以虚假的通情达理为掩护，宁可使其处于是非不明、思想混乱的境地，也不愿意对其进行自由评说或者进行讨论。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言论上的谨小慎微使人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社会的弊端与人的肉体的疾患一样，如果不能对其作出清晰的描述，就无法加以预防或者治疗。人类的全部经验都表明，非经多次反复的教诲，人类的绝大多数从不自行判断有关道德的问题，也从未建立起有关任何事物的是非观念；而且，在他们保持着正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有谁会对告诉他们，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上他们负有某种责任呢？又有谁会因为这种类型的放纵，使他们本人以及他们所供养的家庭的其他成员受到伤害或者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指责呢？一名遭到所有自诩具有道德操守的人们的反对与蔑视的酗酒的男子，在向好心人请求施舍时常用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家庭人口太多，无力供养他们。^[1]

人们不会感到奇怪的是，对于人类这一方面的重大职责保持沉默，当它使人们忘掉肉体的后果时，也会使人们从根本上意识不到自己所承担的道德上的义务。很可能大多数人乐于同意推迟婚期，并且在未婚期间过禁欲的生活，但是，在英国，人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结婚之后是否生育子女以及生育几个子女，都是可以由他们自行控制的。人们会设想，子女是上苍直接洒落在已婚夫妇身上的雨水，是他们本人无法控制的，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决定他们子孙后代是否兴旺的是天意，而不是他们自己。我们不妨看一看欧洲大陆的一位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所持有的观点，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是最为和蔼可亲的，而且他的幸福的婚姻生活得到了大家的普遍的认同。

西斯蒙第指出：^[2]“当危险的偏见尚未成为人们的信条，当与我们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对于我们赋予生命的其他人，真正负有的职责相互对立的道德观念，尚未打着捍卫最神圣的权利的旗号对我们进行循循善诱时，没有任何一位审慎的男子会在自己尚未具备可靠的生活能力之前就涉足婚姻，而且，也没有哪位已婚的男子会使自己的子女的数量超过他有能力给予妥善抚养的水平。一家之长有理由认为，他的子女对他自己的生活状况可能是满意的，而且，他的愿望是使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老一代人一样：达到结婚年龄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应该代替他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而他们自己的子女的子女，则应该或者代替儿子的本人和儿子的妻子，或者嫁到另外一个家庭的他的女儿的命运，应该与嫁到他自己家庭的另外一个家庭的女儿的命运完全相同；同时，满足父母生活需要的收入也能满足子女生活的需要。”在财富处于增长状态的国家中，人口的数量有所增加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属于细节问题，而并不属于原则问题。“一旦这个家庭已经组成，那么，正义和人道将要求人们应该像未婚者所承受的节制那样对自己也实施某种限制。当我们考察一下所有国家的非婚生子女的数量有多么少时，我们就一定会承认，从整体上看，这种节制是相当有效的。在一个没有人口增长余地的国度里，或者在一个人口增长的速度必须降到几乎察觉不到的地步的国度里，在没有建立新家庭的空间的情况下，一位生育了八个子女的父亲必然会想到，或者他的子女中有六个夭折，或者与他同代的人中有三名男子和三名女子，以及下一代人中他的三个儿子与他的三个女儿，都将因为他的缘故而不能结婚。”

§2.有人认为，劝导劳工阶层在繁育子女的问题上采取审慎而自律的态度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至今在这一点上仍然止步不前，表明他们缺乏评价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的能力。要想取得上述结果，很可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合乎理想的观念广为传播。作为一项道德方面的准则，任何国家至今都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一种观念。令人惊讶的是，相对而言，在那些人口的增长由于个人的深谋远虑与审慎自制而受到有效抑制的国家里，这样的观念竟然也不存在。人们实际上作出的节制，仍然未被视为一种责任；演说家们和著述家们大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即使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几乎与在英国一样，到处充斥着马尔萨斯的感伤的恐惧之情。除去这种观念尚未深入人心之外，造成这种局面的其他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它的真实性，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成为了它的某种障碍。人们有理由怀疑，除去穷人本身之外（因为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持有偏见是不说自明的），在任何社会阶层中，是否存在过真诚而又急迫地想要提高工资的愿望呢？希望减轻济贫税负担的人为数不少，但是这样做之后，人们将对必然出现的劳工阶层的生活状况的恶化满不在乎。几乎所有自己不是劳工的人都是劳工的雇主，他们当然不会因为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而感到遗憾。实际上，被认为是由反对人口学说的官方鼓吹者所组成的人权保障委员会，根本没有耐心听取他们认为属于马尔萨斯主义的任何见解。农村地区的人权保障委员会主要是由农场主组成的，众所周知，农场主即使对于租地分配制度，一般也会持有反对的态度，因为它使劳工“过于独立”。至于社会的上流人士，他们与劳工很少直接接触，也不发生利害冲突，因此渴望他们的态度会好些，况且英国社会的上流人士往往都是以慈悲为怀的。不过，慈善的人们具有人类的弱点，如果无人需要他们的救济，那他们往往会私下里深感不快；从他们那里最为经常地听到的基本论调是，世界上之所以有穷人，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此外，几乎每一位具有为社会目标尽心尽力地进行或者已经进行某种改革的人士，往往都会认为，如果承认这一伟大的原理，就会使他们的改革相形失色；他们已经废除了《谷物法案》，或者减轻了税收，或者发行了小额纸币，或者实施了宪章，或者振兴或者废除了教会，或者推翻了寡头政治，并且将认为除去他们的事业之外的任何事物具有重要性的任何人都视为敌人。当人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为什么自从人口理论问世以来，十分之九的议论都持有反对的态度，而剩下的十分之一则有如马耳东风，并且迄今为止，它仍然未能在劳工中间深入人心，而劳工本身很可能是最不愿意接受人口理论的人。

不过，让我们试着设想一下，如果认为过多的人口之间的竞争是使劳工贫困的主要原因，进而致使每一位劳工（与西斯蒙第一起）都将生育子女的人数超过社会环境所允许的限度的行为都视为不妥（因为过多的人口充塞了他有权占有的空间），并且这种观念在劳工阶层中间广为传播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认为这种观念不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任何人，都是因为对于人类的天性知之不多，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到绝大多数男子即使在仅仅涉及他个人的利益的问题上，也会受到观念的极大的影响，比如，顾虑如果他的行为失当，是否会遭到人们的厌恶或者被人们所藐视。在我们所讨论的具体的问题中，人们过度放纵的原因同样是由于受到了观念的刺激，而不单纯是出于动物的本能，这样说或许并不过分。因为观念普遍具有（在最为缺乏教养的阶层中则特别具有）将有关精神和权力的认知与本能的力量相互结合的作用，而且具有缓和或者消除自卑感的作用；由观念所引起的情绪上的变化，将主导并且揭示人们支配他人的行为。观念在单纯消除这种人为的刺激方面，这种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且，一旦观念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转变，则将使人类在这一方面的行为迅速爆发一场革命。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论调是，即使完全了解了工资取决于人口的道理，一位劳工的行为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并不是他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够加大劳动市场整体上所承受的压力。这样讲是正确的，而且同样正确的是，一名士兵临阵逃脱并不必然造成一场战役的失败，然而人们却不能因此认为，每一名士兵都可以与他一起逃跑，这种耻辱将自然地而且必然地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绝大多数士兵都逃跑的话，则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战争的失败。勇于挑战其所属阶级的基本观念的人很少，除非受到某种超越这种观念的更高的准则的支持，或者受到别处的某种强有力的观念的支持。

我们还必须记住的是，这里所说的观念一经广泛传播，就会迅速得到广大妇女的坚决支持。家庭子女过多，很少是出于妻子的意愿；由于子女过多而产生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繁重的家务，以及所有肉体上的痛苦和至少一大部分贫困的重负，都是由妇女来承担的。在大多数妇女看来，由此而得到解脱实在是一件幸事。以前从来也不敢提出这种要求的妇女，如果能够得到社会道义上的支持，则现在她们是会提出这种要求的。在仍然没有受到法律和道德禁止的野蛮行为中，最令人厌恶的一定是容许任何人自以为拥有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利。

一旦这种观念在劳工阶层中普遍建立起来，并且他们的福利要求他们适当地限制子女的人数，那么，这一阶层中的值得尊敬而且品行端正的人，是会遵守这种规定的；而只有那些完全习惯于无视社会责任的人，才会违反这种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将反对生育子女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这一道义上的责任转变为法律上的责任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正像在许多其他观念进步的事例中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有价值的社会责任必须由大家来承担，而如果大多数人从他们的效用目的出发自愿承担这种责任，而只有少数人不肯承担的话，那么，法律就应该强迫他们承担。不过，如果在这一方面，妇女像在其他各方面那样，拥有与男子同等的公民权利，则法律上的制裁就没有必要了。习俗使妇女局限于以肉体的功能作为男子生活的工具和势力的源泉，如果使她们摆脱这种局限性，那么，她们将首次在所关注的功能上拥有与男子相同的发言权，这是在今天我们所能预见到的值得人类进行的各项改进中，在几乎所有类型的道德和社会的利益方面，可望获得的最为丰硕的成果的一项改进。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劳工阶层中间，是否存在着形成以工资取决于人口的原则为基础的观念和情感的机会，并且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毫无疑问，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宣称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在实现这种希望的基础之前，我们将首先指出，除非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否则，英国现在盛行的被诸多学者视为处于文明巅峰状态的产业制度——社会的劳工阶层整体上以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工资为生——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谴责。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这种产业制度下，劳工阶层的人口过剩与生活条件恶化，是否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如果审慎地节制人口的做法与雇佣劳动制度不能和谐一致的话，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制度；而且，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着手治理国家并实现国家的宏伟目标（通过某种财产所有制度的建立和对实际产业制度的调整），以促使劳工在进行这种节制方面受到更强烈的和更显著的影响，将不再是劳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所能承受得了的。

不过，这种不和谐一致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造成贫困的原因与雇佣劳工的人口的关系，并不像与财产所有制的关系或者与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那样一目了然。然而，这种关系绝不是神秘莫测的。工资取决于有就业机会的竞争者的人数这个道理，对于各劳工阶层而言，绝不是难以理解的或者没有能力予以理解的，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人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习惯于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所有的工会都熟知这一点，为提高工资，它们所组织的每一次联合行动都是通过限制竞争者的人数才取得成功的。技术含量高的行业都急于减少本行业的人数，许多行业都会对雇主提出要求或者千方百计地提出要求，使雇主招收的学徒工不超过规定的人数。当然，通过排斥他人来限制他们的人数，与通过他们自行节制来限制他们的人数，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过，二者对于他们的人数与他们的报酬之间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认识。在任何一个行业中应用这一原理，都是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的。不过，将其应用于所有的行业时，就变得难以理解了。情况之所以如此，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原理所造成的后果，在得到充分界定的范围内更易于分辨。其次，高技能工匠阶层的智力水平高于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的智力水平，而且，他们习惯于进行协作，并就他们所在的行业的基本情况交换意见，这对于他们的整体利益的理解将更为深刻。再次，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们深谋远虑，因为他们的处境在不断得到改善，因而他们需要珍惜的东西也最多。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被人们清晰地予以察觉并且接受的事物，无法一般地被人们所理解与承认，反而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理，这是不合乎情理的。只要劳工阶层的思考能力能够对他们自己的总体状况进行合理的分析，那么，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然会立即就接受这项原理。然而，迄今为止，劳工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做不到这一点，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处于尚待开发的状态，或者是因为他们一贫如洗，这种贫困使他们既不担心生活的恶化，也不指望生活的改善，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不会去思考未来。

§3.因此，为了改变劳工的习惯，需要针对他们的智力和贫困同时采取双重行动。首先，对于劳工阶层的子女进行有效的国民教育；其次，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像法国大革命时所做的那样）为整个一代人消除极端的贫困。(www.daowen.com)

我们在这里并不适宜讨论有关国民教育的原则或者机制的问题，即使是以最基本的方式进行讨论情况也如此。但是，人们希望有关这一问题的观念是领先的，现在看来，单凭口头教育是不够的，要缓慢而稳妥地开展比社会为其公开承诺所提供的教育还要好的教育。我们暂且不谈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可以确切地讲，对于劳工阶层进行全方位的智能培训的目的是使他们具备更多的常识，从而有能力对其周围的环境作出正确的实际判断。这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是其他教育的落脚点。无论教育部门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高深的教育，都是属于锦上添花的问题。让我们认识并且坚持这种观点，并将其作为进行教育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再要解决教什么或者怎样教等问题时，就不会感到非常困难了。

旨在劳工阶层中间传播良好知识的教育，使他们有能力判断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即使没有进行直接的教诲，也必定会升华他们的理念，从而将各种类型的草率放纵和不计后果的行为视为耻辱，将造成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这种行为，视为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而进行严厉的谴责。这种观念或许能够形成，并且可以对人口的增长产生适当的限制作用。不过，尽管我认为这种观念的能动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要想形成这种观念，仅依靠教育还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与极端的贫困是不可能和谐一致的，对于困苦不堪的人进行教育不可能产生成效。从未享受过舒适生活的人，很难理解舒适生活所具有的价值，或者，享有悲惨的朝不保夕的生活的人，将会由于总是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而不顾及个人行为的后果。个人往往可以通过奋斗而获得安乐的生活，但是对于劳工整体来说，顶多只能期望他们勉强维持生活；要改进大多数非技术性临时工的习惯和要求是困难的，也是迟缓的，除非设法使他们整体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相对舒适的程度，并且持续到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为止。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两项资源可供利用。这样做，既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也不会产生自发的或者法定的慈善活动所常有的弊端，而且，不仅不会削弱，反而却会增强对于勤劳精神的各种激励，以及进行长远打算的各种动机。

§4.首先，要推行大规模的国家殖民政策。我指的是，动用大批公共资金，资助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立刻迁居殖民地。像韦克菲尔德先生所建议的那样，给予年轻的夫妇以优先权，或者，当没有年轻夫妇时，给予带有即将成人的子女的家庭以优先权。这笔开支，将在最大的限度内实现政策目标，而同时，殖民地则将可以获得它所缺乏的最大量的、成熟的和未来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这里却是过剩的。其他的人已经证实，并且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的相关依据也显示，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并没有让国家付出什么代价，或者可以说，所有的付出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且，殖民所需要的资金，即使采取垫付的形式，也不是筹自用于供养劳工的资本，而是筹自于过剩的资本，这种资本找不到投资机会，不能为其所有者的节省带来充分的回报，因此，它将流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或者浪费于国内盲目的投机活动中。国家的这一部分收入，通常对于劳工阶层的利益而言，毫无贡献可言，它只是作为可能需要承担的任何费用，对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进行移民的这部分劳工作出贡献。

其次，拿出今后可用于开垦的所有的公有土地，去壮大小型自耕农的队伍。这些土地过去一向不曾服务于公共事业，而只是用于满足富人扩大领地的需要，现在已经到了将剩余的公有土地留作专门为穷人谋求利益的时候了。管理这项事务的机构已经存在，它是根据基本的《圈地法案》建立起来的。我想提出的建议是（尽管我感到它被迅速采纳的希望很小），今后，准备将公有土地圈为私有的时候，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首先出售或者转让一部分土地，以便能够对庄园的所有者或者社区的所有者的权利给予补偿，而将其余的土地划分成5 英亩左右的地块，分配给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开垦并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工阶层的成员，成为他们绝对占有的私人财产。对于现有的积蓄足以使生活维持到获取第一次收成时的劳工，或者有条件说服某位责任人为他们垫付所需要的资金并提供个人担保的劳工，应当给予优先权。实际上，这样的劳工为数不少。工具、肥料，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生活资料，则应由教区或者国家提供；这笔垫付的资产的利息，按照公债的利率计算，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免役地租予以征收，农民有权随时偿还这笔债务，或者在适当的若干年内加以买断。如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分割这些小块地产。固然，这项计划是以当初设想的方式加以实施的，但我并不认为土地将会被细分到任何不合理的程度。土地的所有者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而且在其继承人之间无法就土地继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则可以由政府按照土地的价值回购这块土地，然后转让给能够对土地价格提供保障的其他劳工。拥有这些小规模土地的欲望，或许会像在欧洲大陆那样，成为审慎而节省的一种诱因，对劳动人口总体上产生影响；同时，使愿望迫切的一部分雇佣工人，成为介于雇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中间阶层的成员，并赋予他们双重的利益，这样，就既实现了他们所希望的人生目标，又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预期，他们将因他们的自律而成为人们的榜样。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无论采用以上哪一项补救措施，都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不仅使耕种土地的全体劳工有工作可做，而且使现有的工资总额得到大幅度的增长，足以使他们及其子女过上他们从未享有过的舒适而自立的生活。当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永久性的生活水平的时候，小规模的措施不是仅仅只可能产生小规模的成效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效的问题。除非使整个一代人像习惯于过现在的贫困生活那样习惯于过舒适的生活，否则，就等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且，软弱无力、浅尝辄止的改进措施，只是在耗费资源而已，还不如把这些资源先保存下来，直到观念与教育的提高造就出了这样的一批政治家，他们不再认为只要提出宏图大计就算万事大吉，以及并不需要治国之才为实现这些计划作出任何努力了。

我完全依照当初撰写的情况将以上章节保留了下来，因为从原则上讲，它们仍然是正确的，尽管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国已经不再急迫地需要专门地宣传它了。作为当代伟大的科学成果之一，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几乎所有阶层的人民群众已经获得的或者正在获得的有关世界各地劳动市场的情况的知识，打开了一扇从英伦三岛向大洋彼岸的新兴国家进行自发性移民的大门，这种移民的势头并无衰退之意，反而有增强之势头；而且，在国家并没有实施任何系统的殖民政策的情况下，大不列颠的工资水平已经显著地有所提高，正如曾经在爱尔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且，工资增长的速度在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期限内都不会放缓。对于过剩的人口来说，移民，不再是他们一时的冲动和赶时髦的事情，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可靠的谋生之路；这一近代历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加上自由贸易所造成的迅速繁荣，使这一人口过剩的国家得到了暂时的喘息之机，它可以利用这一时机提高各个阶层人民的（包括最贫困阶层人民的）道德水平与智力水平，以防止人口过剩的旧态复发。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取决于我们议会的智慧；然而，能否依赖于我们议会的智慧却是一件令人寝食难安的事情。不过，我们的希望是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之上的：在我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思想进步，很少依靠政府的推动，而主要依靠人民普遍的努力；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锐意进取，并迅速波及有关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所有的行业，都提出了涉及各项公益事业的建议，包括从最基础的物质层面到最崇高的道德或者智力层面，人们几乎不带偏见地听取了这些建议，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公开的讨论。

【注释】

[1]只要人们在感情上不能把多生子女与酗酒或者任何其他的纵欲同等对待，就不能期望人们在道德上会有什么改进。但是，在贵族和神职人员率先成为纵欲的典范的情况下，又能指望穷人做些什么呢？

[2]参见他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七部，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