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考察自耕农制度对劳工阶层由于人口增长所决定的最终的经济利益的影响之前，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种土地制度在道德和社会影响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可以说，通过上一章所援引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或者相关事实以及权威人士的观点，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初次接触这一问题的读者，一定会对我们所提及的各位证人的证词产生强烈的印象，一位瑞士统计学家称自耕农“几乎超出了常人的勤劳”。^[1]至少在这一点上，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一致的。仅仅造访过拥有小型自耕农的某个农村的人，总会认为当地居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观察家都同意，这种非凡的勤劳与自耕农身份的特征相关。这是“私有制的魔力”，用阿瑟·扬的话来说，它可以“点石成金”。不过，财产制的概念并非必然意味着不缴纳地租，更不必然意味着不缴纳税赋，它仅仅意味着地租缴纳的税赋数额固定，不能由于土地的改良或者地主的意愿的改变而提高，从而损害土地占用者的利益。对于所有的承租人以及承租方式来说，免予缴纳地租的承租人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者，注册登记保有地产者与自由保有地产者都是如此，所需要的只是按照固定不变的条件永久地占有。“将一片光秃秃的山崖明确地划归一个人所有，他会使山崖变成一片果园；将一片果园以九年为期限租赁给他经营，他会使果园变成一片沙漠”。

我们已经引用并且还将进一步引用上述相关的权威人士有关自耕农制度下自耕农所表现出来的习惯性的勤劳，以及千方百计地努力应用普通的和特殊的生产工具，以便提高土地未来的产量和价值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说明上一章中已经谈到的一点，^[2]那就是，小型农场，至少当土地的耕作者就是土地的所有者时，在对土地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应用相同的农业知识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总产量将大得多。《佛兰德的农业》这部著作，着重介绍了人们如何通过辛勤劳作去克服资源匮乏、工具落后以及科学知识欠缺等问题。在土壤的土地肥沃程度相同的条件下，与苏格兰和英格兰农业耕种最成功的地区相比，佛兰德和意大利的小型自耕农的耕作所获得的收成要大得多。毫无疑问，对于生产这些农作物所耗费的劳动，如果需要由雇主支付工资的话，那他很可能会感到得不偿失；但是对于自耕农来说，他却无须为这些劳动付出任何成本，他不过是将自己可以用来休息的时间去从事他所喜爱的（也许我们应该说他所热衷的）某种生产活动而已。^[3]

我们还看到，这种非凡的勤劳，不仅使佛兰德的耕作者成功地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使他们较早地掌握了许多农业知识；而在单纯依靠雇工进行耕作的地区，人们掌握这些知识则要晚得多。德·拉凡尔纳先生就法国真正适合实行小规模土地耕作制度的地区的小型自耕农的农业技术水平，提供了同样很有说服力的证词。^[4]“在佛兰德肥沃的平原，在莱茵河、加龙河、夏朗德河、罗纳河流域，即使最小型的农场的耕作者也掌握了改良土壤与提高劳动生产能力的各种方法，并且不惜血本加以实施和应用。不管耕作的体力活动如何繁重，他们仍然花大力气大量积攒成本较高的各种肥料，用以恢复和不断提高土地的肥力。这里的牲畜膘肥体壮，庄稼长势喜人。有些地方盛产烟草、亚麻、菜子、茜草、甜菜根，其他一些地方则盛产葡萄、橄榄、洋李、桑葚，大地只对勤奋劳作的人们慷慨奉献。难道我们有幸享用的大部分蔬菜和水果，不也都是巴黎近郊的小农们终日辛勤劳动的成果吗？”

§2.还应当对于自耕农制度加以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是，可以把这一制度作为向大众推广农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书本和学校对于人们的教育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却是远远不够的。人们的智力运用得越多，开发得也就越快。任何利益都不容忽视，只有意志顽强、才智过人的人们才有可能获得它们。还有什么能比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更能够使人们的智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和应用呢？有些歧视小型土地规模的人过于强调困扰莱茵河流域或者佛兰德地区自耕农的烦恼与焦虑。然而，正是这些烦恼与焦虑才使自耕农胜过了英国的打短工的人。可以肯定，说散工过的是无忧无虑的日子是言过其实的。不难设想，在有可能失业的情况下，散工一定会焦灼不安，除非他们有机会得到教会慷慨的施舍，并且不会因为接受施舍而感到羞愧与窘迫。在当前的社会与人口的状况下，使散工心灰意冷的事情很多，但使散工精神振奋的事情却一件也没有。佛兰德的自耕农的状况却与此刚好相反。令人精神沮丧、意志消沉的那种焦虑——由于有上顿没下顿而产生的焦虑——人们已经很少体验，只有当马铃薯减产与其他农作物普遍减产有可能同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会体验到这种焦虑；他们牵挂的是正常的收成会多些还是少些；他们关注的是从其一生的事业中获取对他们来说公平的回报；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依据当今流行的博爱主义观点，他们似乎被准许拥有适当的地位，他们已不再处于中产阶级之外，他们与这些人拥有相同的事业与目标，而且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的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他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如果在智力教育中有所谓的首要原则的话，那么，这个有益于智力开发的原则应当是，设法使智力处于主动的状态，而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开发人们心智的秘诀是让人们多做某些事情，而且设法使他们想做这些事情。这丝毫也不会削弱其他类型的智力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农民拥有土地并不能防止他们变得粗鲁、自私自利而且心胸狭窄，需要通过其他方面的影响和教育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对于智力活动产生巨大激励作用的方法，绝不会与任何其他智力开发的方法相互抵触，与此相反，养成将获得的点滴知识都努力加以实践的习惯，可以使在校学习更加富有成效；如果缺乏这种辅助性的影响，则在很多情况下，纯粹的在校学习无异于以冰致蝇、缘木求鱼。

§3.自耕农制度并非只在强心益智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在提高谨慎、节欲和自制等道德修养方面也大有裨益。在劳工阶级主要由散工构成的场合，他们通常是不注意节省的。他们习惯于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许多关注劳工阶级福利的人士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即除非在增加劳工工资的同时能够设法改变他们的嗜好与习惯，否则，增加工资的意义几乎微乎其微。自耕农以及想要成为自耕农的人则处于另外一种极端状态，他们对于明天考虑得过多。他们经常因为吝啬而不是因为挥霍而受到指责。他们摒弃了许多并不过分的嗜好，为了攒钱而节衣缩食。在瑞士，几乎每个有储蓄能力的人都进行储蓄。有关佛兰德农民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尽管人们认为法国人耽于享乐、自我放纵，但是法国的农村人口却具有一种克勤克俭的精神，其节俭的程度，就整体而言，是适当的；但就个人而言，则往往有些过分而非不足。有些人住的是茅舍，吃的是树皮草根，旅行者往往错误地将这种情况作为当地普遍贫困的证据与实例。实际上，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他们的皮囊中储藏着大量的五法郎硬币，他们有可能将这些硬币保存一辈子，除非将它们拿出来用于实现自己的愿望——购买土地。如果说农民拥有土地的这种社会状况对于人们的道德风貌有所损害的话，那么也只是说它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损害，即农民因此而对自己的金钱利益斤斤计较并且变得狡诈起来，进而不怀好意地去算计别人。法国农民既不是头脑简单的乡巴佬，也不是粗鲁莽撞的“丹纽伯的农夫”^[5]，在生活中以及在文艺作品里他们都是“狡黠的庄稼汉”。然而，这是人类为实现智力的开发与自身的解放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虽然在这一方向上发展得有点过头，但是与劳工阶级的漫不经心与挥霍浪费相比，其危害程度较小，而且是暂时的。这是以非常有限的代价去换取自立这一最为宝贵的品德，使之成为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基本素质：自立这一美德是人类具备良好品质的首要条件，它是“砧木”，其他各种美德如果不能与之相互嫁接，就几乎难以生根发芽。对于劳工阶级来说，即使只想过上中等舒适水平的生活，但也必须拥有这种品质；正是由于拥有了这种品质，才使法国的农民、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自耕农相比更胜了一筹。

§4.一项在很多方面对节俭和自制产生促进作用的经济关系，是否可能在人口增长这一根本问题上产生负面的影响呢？大部分就此问题发表过自己观点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它的确会刺激人口的增长。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琼斯先生则断定，^[6]“农村人口，从其土地中提高自己的收入，再将收入以实物的形式消费掉，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农村人口的内在的控制力，或者促使他们倾向于抑制人口增长的动机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是很微弱的，结果是，除非完全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某些外部因素在起作用，进而迫使农村人口增长率趋缓，否则，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将非常迅速地陷于物质匮乏与贫困的境地，并且也将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他在另外一处^[7]又说，这种农民“完全处于按照动物的本能进行繁殖的状态，很少受到对上层社会或者文明人类产生制约的那种促使人口均衡增长的动机和愿望的影响”。琼斯先生答应在下一部著作中披露农民具有“这种特殊性的原因”，不过，这部著作一直没有问世。我全然无法揣度他是依据有关人类本性的何种理论，以及影响人类行为的什么动机，来推断这种原因的。阿瑟·扬则假定这种“特殊性”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不过，虽然他并不非常习惯于使自己的意见显得比较平和，但是他也不想像琼斯先生那样把自己的学说推向极端，而是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依据有关琼斯先生所说的农村人口的实例自行作出判断。他认为，农村人口既不会陷于“物质匮乏与贫困的境地”，也不可能遭遇到“无法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危险。

人们很容易基于不同的经历对这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迄今为止，不论劳动者是依靠土地生活，还是依靠工资收入生活，其人口的数量将总是增长到他们惯常的生活标准所限定的水平上。当这一生活标准非常低时，资产的规模以及工资率也会缩减到仅够人们糊口的限度。在自耕农制度下，人们从观念上完全可以接受极其低下的生活标准，而且，如果人们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且对于低生活标准已经习以为常的话，那么，人口就会膨胀，土地也会被进一步地细分。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假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是不足以，而是足以使他们过上舒适生活的时候，与假定他们是过着相同舒适生活的雇佣劳工的时候相比，由于毫无节制地生育而降低他们生活水平的可能性，是更大一些还是更小一些呢？基于各种先验的考虑，这种可能性较小。所谓工资取决于人口的说法，是一个需要分析与讨论的问题。所谓人口大量增加将引起工资下降的说法往往是真正值得怀疑的，要理智地认识这一问题，是需要认真动一番脑筋的。不过，每个农民都能够令自己非常满意地作出判断，即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已能使他们的家庭生活过得很舒适，但是否也能使其他一些家庭过上同样舒适的生活呢？很少有人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过得比自己差。他们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土地留给子女，而作为父母，他们完全有能力断定他们的子女能否依靠这些土地生活下去。但是，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则没有理由不认为，他们的子女为什么不能以与他们相同的方式使自己生活下去，相应地依靠命运的安排。“即使在最有市场并且最需要技艺的制造行业中”，莱因先生说，^[8]“对于劳工的需求也是不易察觉的、难以把握的、极不稳定的且无法估计的”，但是，在实行小型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社会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农民在对自己的生计进行盘算的时候，对于他将要付出多少劳动，以及这些劳动可以从他那块土地上生产出多少生活资料，都可以预见并且做到心中有数。他那块土地能否供养一个家庭，他能否结婚，这些都是每一个农民可以不假思索、毫不含糊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在面对一切都难以确定并判断的场合，只能将这些问题交给命运安排，这是在英国的下等阶层以及上等阶层中，出现许多过于轻率、不计后果的婚姻的原因，并在我们中间造成人口过剩的弊端。在一切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人在进行测算时都会把机遇考虑进去，这是因为，基于英国的财富分配制度，确实能够维持生活的人只占一小部分，而不是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一大部分”。

西斯蒙第比任何其他学者都更加敏锐地观察到了人口过剩给劳动阶级带来的灾难，这也是他急切地倡导自耕农制度的原因之一。他拥有大量的机会在多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国家，研究自耕农制度对于人口产生的影响。让我们看看他的证词，“在继续实行小型自耕农耕作制度的国家中，人口有规律而又迅速地增长，直至达到人口自然限定的水平。也就是说，通过劳动的增加，遗产持续不断地在子孙后代之间加以分割，以便使每个家庭都能从一小块土地上得到相同的收入。拥有一大片天然牧场的父亲把牧场分给儿子，这些儿子把这片牧场变成农田和草场，他们的儿子再将土地分给他们的儿子，休闲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农业知识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为财产的进一步分割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必担心财产的所有者有可能使其子女沦为乞丐，他们确切地知道他们究竟能够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他们知道法律会将这些遗产在他们的子女之间平均分配。他们知道这一限度，超越它，将使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本人所跻身的阶层中被排挤出去，而且一般对于农民以及贵族来说，出于某种正当的家庭自尊的观念，他们将主动地停止将自己不能妥善供养的子女召唤到人世间来。即使子女过多，起码他们也可以不结婚，或者在若干弟兄之间仅推举一位接续家族的香火。在瑞士各州，均不曾发现农民的地产分割得过细致使他们的子女得不到温饱的现象，尽管依据当地的习俗，农民的子女可以到外国去提供服务，从而得到更多的出人意料的就业机会。不过，这种习俗有时也会对人口过剩产生影响”。^[9]

对于挪威的情况，也有类似的证词。虽然在那里并不存在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或者习俗，也不存在可以吸收过剩人口的制造业，但是地产的分割并未达到有害的程度。莱因先生指出，^[10]“将土地分割留给子女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千百年，从未出现过由于地产缩小到最低限度以致使人们的生活难以维持的现象。我发现各个农场都饲养25～40 头牛，而在农村，一个农民在一年中至少有七个月要为牲畜准备饲料和畜棚。显然由于这种或者那种的原因导致的土地的趋于集中，部分地抵消了将地产分给子女所产生的土地分割进一步细化的作用。根据我长期的揣摩，处于这种社会制度下，最实际的原因只能是，在不实行像爱尔兰那样的单纯的土地租赁制度，而是由人们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的国家，由于共同继承人的死亡以及女性继承人在地主群体中的婚姻所造成的土地的集中，足以与由于子女的平等继承所引起的土地的分割相互平衡。我认为，处于这种社会状况下，在这一时期或者那一时期，全部土地都是由同样多的年收入1 000、100 以及10 镑的土地所构成的”。这种局面的形成要以全社会对于人口实行广泛有效的慎重的控制为前提条件，将这种慎重的人口控制部分地归结为自耕农制度是一种特别适合促进人口控制的制度，是合乎情理的。

凯先生说：^[11]“在瑞士的某些地区，例如在阿尔戈维州，一个农民在二十五岁以前是绝不会结婚的，他们通常结婚的年龄都要比这大得多；在这个州里，妇女在三十岁之前出嫁的也很少……土地的分割与廉价转让不仅促进了农村地区劳动者的节俭，而且对于小城镇的劳动者也产生了相同的作用，尽管在程度上也许稍逊一筹。在较小的省级市镇，劳工习惯上在近郊拥有一小块土地，他将这块地作为自己的菜园并在晚间进行耕种。他在地里种植全家冬天所需要的蔬菜瓜果。每天日间的工作结束后，他就和家人到菜园里干一段时间，按照季节进行栽种、播种、除草或者做播种前的准备以及收获。想要拥有这样一块菜地的愿望，对于人们养成精打细算的生活习惯并且抑制人们过早地草率完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阿尔戈维州的一些制造商告诉我，镇上的人均以购置一块菜地或者一处带有庭院的房屋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且，城镇的劳工通常都会把婚事推迟几年，以便攒下足够的积蓄来购置这些奢侈品中的一件或者两件。”

该学者所展示的统计资料还证明，^[12]在普鲁士，人们的平均结婚年龄不仅比英国人的平均结婚年龄要大得多，而且“整体上还形成了不断增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在普鲁士，私生子的数量却要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都要少”。凯先生还说：^[13]“不论在德国北部或者瑞士的什么地方旅行，我的所见所闻都使我确信，每一位农民内心深处想要得到一块土地的欲望，可能已经对人口的过度增长产生了最为强有力的约束。”^[14]

基于奥斯坦德的英国领事福彻先生的观点，^[15]在佛兰德，“农场主的儿子以及有条件成为农场主的人，都会把婚事推迟到他们自己拥有一座农场以后再办”。他们成为农场主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地主。哥本哈根的领事布朗先生说：^[16]“丹麦人有了积蓄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块表，然后买一匹马和一头牛并把它们出租出去，这样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收入。他们的志向是成为小地主。在丹麦，这一阶层人士的境况比其他任何阶层的人士的境况都要好。的确，我了解到，虽然这种人在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劳工所需要的要多得多，但是，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更为容易地获得这些东西。”

不过，法国的情况对认定自耕农制度趋于造成人口过剩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法国的情况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即大部分土地的规模都过小。虽然没有能够确切查清法国土地所有者的数目，但是无论怎样估计，它都不会少于500 万。基于对家庭人口数目的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对于法国来说，这也的确是最保守的估计），估计拥有土地或者有权继承土地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人口的一半。大部分土地都小得无法维持土地所有者的生计。根据某些计算的结果，在土地所有者当中有300 万人不得不或者去充当雇佣工人，或者基本上成为分益佃农，租赁耕种更多的土地以弥补生活之不足。如果拥有的土地数目不足以使土地所有者可以不依靠工资过活的话，那么，自耕农的状况将失去许多能够有效抑制人口过剩的特性；而且，如果英国人惯常作出的预言，说法国将变成一个“贫民窟”的这种状况真正实现了的话，那么，法国的情况就根本不能证明相同的这种农业经济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具有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不过，事实究竟如何呢？法国人口的增长率在欧洲是最低的，但大革命却使人民一下子摆脱了绝望的悲惨生活从而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在此期间，法国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不过，出生于优裕的环境、并未体验过悲惨生活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以后，崇尚节俭的精神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了最为突出的体现，致使法国人口的增长并未超过国民财富的增长的水平。劳教授在其所编制的数据表中，^[17]列举了关于许多国家人口年增长率的数据，就法国而言，自1817 年至1827 年间，人口年增长率为0.63% ，而同一时期的英国为1.6% ，美国的接近3% 。基于勒哥特先生所作的官方分析报告，^[18]有关人口的增长，从1801 年至1806 年间，年增长率为1.28% ；从1806 年至1831 年间，平均仅为0.47% ；从1831 年至1846 年间，平均为0.60% ；从1836 年至1841 年间，为0.41% ；而从1841 年至1846 年间，为0.68% 。^[19]185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五年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08% ，或者年增长率为0.21% ；同时，1856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五年的人口增长率仅为0.71% ，或者年增长率为0.14% 。因此，用德·拉沃涅先生的话来说，“法国的人口几乎停止了增长”^[20]。一方面，这样缓慢的人口的增长完全与死亡人数的减少相伴随，致使人口绝对数根本没有增加；另一方面，出生人数相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在不断地下降。^[21]这表明，资本迅速增长的同时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却如此缓慢，这使劳工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这一阶级中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的成员的生活状况难以准确查清，当然变动也是很大的。不过，在大革命时期没有从土地制度的变革中获得直接利益的纯粹的劳工的生活状况，从那一时期起，也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2]劳博士证实，在土地可能分割得更细的另一个农村——巴拉蒂纳特，其实际情况也与此相类似。^[23]

我没有找到哪怕一个确凿的实例，可以用以支持自耕农制度促使人口迅速增长的推断。然而，却可以列举出自耕农制度未能防止人口迅速增长的实例，比如，比利时的情况就可以作为主要的实例之一。目前来看，在人口方面，比利时的前景究竟如何，显然还难以断定。在欧洲大陆，比利时人口的增长速度最快，而且，当国家的状况要求正如他们所必须迅速采取的行动那样，对人口的增长速度加以限制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克服现存的强大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障碍。其中的不利因素之一是，天主教的教士对于人们的思想所拥有的控制能力极强，而他们在任何场合都强烈地反对对人口采取限制措施。不过，还应该记住的是，到目前为止，该国人民通过不懈的辛勤劳动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使该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并未造成实际的损害；大量的尚未分割的大规模土地，通过逐步分割可以成为增加国民所必需的总产量的资源；而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型的工业化城市，以及矿藏开发地区和煤炭开采地区，它们吸收并且雇用了年度人口增长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

§5.不过，即使在实行自耕农制度的地方同时存在着人口过剩的问题，这种弊害也并非一定就会造成经济上的另外一种缺陷，即土地分割得过细。我们并不能因为土地分割得过细，就必然得出农场规模很小的结论。正如大规模的土地农场完全有可能与小规模的土地农场并存一样，小规模的土地农场也完全有可能与土地规模相当大的农场并存；同时，即使自耕农生育过多，也并非必然导致所有权的分割过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佛兰德的农民对于与自己前途命运相关的事情所拥有的出众的见解，使他们早已了解到了这一点。劳博士指出，^[24]“不分割土地的习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有价值的习俗的观念，在佛兰德广为流传，因此，即使到现在，当一位农民去世以后留下多个子女时，尽管他的遗产既没有限定继承人，也没有提请托管，但他的子女们也会不考虑分割他的土地；他们宁愿把土地完整地加以出售，然后分享所得到的价款，因为他们认为，土地与宝石一样，一经分割就会失去价值”。甚至在法国，这种观念也广为流行，这可以从土地交易异常频繁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在法国，十年间土地交易的总量已经达到全国土地总量的四分之一。帕赛先生在其论文《论1800年以来厄尔县农业状况的变化》^[25]中描述的其他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他指出，“这个县的实例表明，在土地的分割与耕作的分配之间，并不像某些学者曾经设想的那样，存在着某种使二者趋于相同的某种关系。土地所有权的交易不会对土地占用的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实行小规模耕作制度的地区，多户佃农耕种的土地可能属于同一位土地所有者所有，而在主要实行大规模耕作制度的地区，同一位农场主同时租种几位地主的土地的情况也并不少见。特别地，在维克辛平原，很多能力强并且富有的耕作者并不满足于仅拥有一家农场，其他人也要在自己占用的大块土地之外另行租用周边能够租用的一切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使占用土地的总面积达到或者超过200 公顷（500 英亩）”。他还说：“土地分割得越细，这种类型的活动就变得越频繁，并且因为它对于当事人各方都有利，所以很可能会得到肯定。”

德·拉沃涅先生说：^[26]“在某些地区，诸如巴黎近郊，实行大规模耕作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因此农场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若干家农场可能合并成为一家农场，某些农场主则通过向不同的土地所有者分块租赁土地来扩大他们的农场的规模；在其他某些地区，规模过大的农场和土地却存在被进一步分割的趋势。农业耕作总是自然地趋向于采用最适合的组织形式。”这位著名的学者还披露，^[27] 诺尔、索姆、加来海峡、夏塞纳、埃纳和瓦兹等县向税务官员申报的小型独立账户的数目最大；这些县区都跻身于法国最为繁荣、耕作成效最佳的县区之列，其中尤以率先提及的诺尔最为富饶。

毋庸置疑，在实行自耕农制度的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的部分地区，土地分割得过细，从而土地的占用规模过小，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弊端。巴伐利亚政府和拿索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在法律上对土地的分割加以限制。普鲁士政府也曾经打算对莱茵河流域各省的土地采取相同的措施，不过并未获成功。不过，我并不认为在任何地方小规模的耕作都是在小农制度下实行的，而大规模的耕作则都是在大地主制度下实行的；与此相反，我认为，在小规模土地分别由众多地主占有的地方，大规模土地也是分割成许多小块租赁给众多的农场主耕种的，而且，产生这样两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资本、技术与农业经营处于落后的状态。有理由相信，法国土地分割得过细的问题也完全可以用这一原因予以说明；同时，问题的严重性正处于递减而不是递增的状态；而且，认为某些地区的土地分割日趋严重并因此而使人们感到恐惧，不论是真的恐惧还是表面上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28]

如果说自耕农制度可以对习惯于大规模土地耕作的国家，实现其超出农业土地面积细分所产生的任何促进作用的话，则其原因一定是这个制度所具有的有益的影响之一，即这个制度可以对那些尚未成为自耕农但却渴望成为自耕农的人们的厉行节约给予极大的鼓励。在英国，农业劳工即使有储蓄，但除去存入储蓄银行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投资机会；而且，无论他们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如何努力并进行节省，顶多也不过成为常常要面对破产风险的小店主而已。因此，在英国打短工者的身上丝毫也体现不出旨在使自己上升为土地所有者所应有的强烈的节俭精神。几乎所有的权威人士都认为，促使土地实现细分的真正原因是，与其把土地整块地卖给富有的只想仰仗收取地租过活而不想改良土地的买主，倒不如把土地加以分割卖给想以自己有限的积累对土地进行投资而不是将其存入银行的农民，这样做，可以使农民从土地的销售中获取较高的价格。就无地农民而言，对于这种投资能力的渴望已经成为某种巨大的诱惑，诱使他们勤劳、节俭与自制，以便成功地实现他们在这一方面所拥有的抱负。

通过对于自耕农制度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和间接影响所进行的研究，我们以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这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与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之间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它对于最为有效地利用土地的生产能力所产生的有利与不利的影响大致相当；与现存的其他农业经济状况相比，它对于国民的勤劳、才智、节俭与审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更大，并且，它对于国民轻率地增加人口所产生的阻止作用也更大。因此，从总体上看，没有任何其他现存的制度比它更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的福利水平。与英国利用雇工进行耕作的制度相比，我们不能不认为自耕农制度对于劳工阶层更为有利。^[29]目前，我们尚无必要将这一制度与劳工社团的土地共有制度加以比较。

【注释】

[1]参见前面所引用的有关沙夫豪森州的情况。

[2]参见前文：第一编的第9章§4。

[3]有关自耕农对于自己的土地所拥有的感情，历史学家米什莱特给予了如下的描述：
“如果我们想了解法国农民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那是很容易做到的，请在星期天到乡下去，跟着农民四处转转。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观察走在我们前面的他。现在是两点钟，他的妻子正在做祈祷，而他则穿着周日的服装。我猜想他是去看他的情妇。
“什么情妇？他的土地。
“我并没有说他径直到那里去了。不，他今天休息，可去可不去。难道一周来他不是每天都去过了吗？于是，他转了个弯，踏上了另一条路，他在别处有事。然而，他还是去了。
“诚然，他是路过自己的地头，他是有机会进去看一看的。他凝望着土地，不过，看样子不会走进去。为什么要进去呢？然而，他还是进去了。
“至少很可能他不会干活，他穿的可是周日的服装，洁净的衬衫和上装。不过，把这颗野草拔掉，把那块石头扔出去，当无大碍。路边还立着一根树桩，但是他没有带工具，他决定明天再把它除掉。于是，他交叉着双臂，认真、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土地。他端详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似乎有些走神。后来，如果他察觉到有人在看他，或者看到有人走过，他就慢慢地走开了，然而，他走了三十步又停下来了，转过身，向自己的土地深沉而多情地又看了一眼。对于能够看到这一幕的人来说，这一眼饱含着依恋、爱慕与忠贞之情。”（参见：米什莱特的《人民》，第一编，第1章）

[4]《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乡村经济论文集》，第三版，第127 页。

[5]见拉封丹的著名寓言。(www.daowen.com)

[6]《财富分配论文集》，第146 页。

[7]《财富分配论文集》，第68 页。

[8]《一位旅行者的笔记》，第46 页。

[9]参阅：《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部，第8章。

[10]参阅：《在挪威居住》，第18 页。

[11]第一卷，第67 ～69 页。

[12]第一卷，第75 ～79 页。

[13]第一卷，第90 页。

[14]根据我需要转引的凯先生的著作（《普鲁士人民的状况》）的介绍，普鲁士统计部部长首先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人均粮食和服装的消费水平正在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并且据此合理地推断农业的生产能力也在相应地增长。“自1831 年以来，土地的分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现在，独立的小型土地所有者远比过去更多，而且，虽然在不能自立的劳动者中间经常可以听到有许多人在诉苦，但是我却从未听到过人们抱怨自耕农的贫困状况正在日益加重的情况。”（参见：凯，第一卷，第262 266 页）

[15]参见：《 〈济贫法案〉 调查委员会委员书信集》，第640 页，国外书信集，首份报告附件F。

[16]同②，第268 页。

[17]数据表如下（参见劳先生巨著的比利时译本，第168页）：

[18]参阅：《经济学家》杂志，1847 年3 月刊和5 月刊。

[19]勒哥特先生认为，1841 年的人口总数被低估了，因而从1841 年至1846年间，人口的增长率被高估了；同时，整个时期的实际增长率应当处于最后两个平均值之间，或者说应该略高于0.50% 。

[20]参阅：《经济学家》杂志，1847 年2 月刊。在《经济学家》杂志1865年1 月刊中，勒哥特先生稍加改动了其中的几项数据，我认为是修正过去的数据。这些百分比依次为1.28% 、0.31% 、0.69% 、0.60% 、0.41% 、0.68% 、0.22% 和0.20% 。在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也即在1861 年的人口普查中，所得出的与新要求的各县的数据无关的百分比为0.32% ，略有回升。

[21]勒哥特先生所列举的数据如下：

[22]“在我国的人口中仅享有工资收入因而最容易陷于贫困的阶级，现在（1846 年）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待遇方面，与本世纪之初的情况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凡是记得本世纪之初的情况，以便能够将其与现在的情况作出比较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在任何地方如果对此问题产生怀疑，都可以像我曾经做过的那样，向当地的老农民和老工人进行咨询，而且从来都不会遇到任何持相反意见和观点的人的反对；我们也可以信赖精心的观察家维莱默先生在其著作《关于工人阶级的道德与物质生活状况的描述》的第二部的第1章中所列举的事实”（A ·克莱芒：《对于产生贫困的原因的反思》，第84～85 页）。同一位作者还指出（第118 页），“自1789 年以来，在农业领域，散工的工资也增加了不少”，并且指出，甚至城镇居民中通常处于最悲惨的生活状况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他列举的证据如下：“在最近的十五年或者二十年间，我国工业城镇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层中的一些人，诸如里昂的丝绸工人，他们现在花费在衣着与装饰品方面的收入要比以前多得多……”（依据所有的相关描述都可以看出，他们与其地位极其相似的我国的手织机纺织工人一样，在手艺人阶层中，得到的工资最低。）“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衣衫褴褛了”（第164 页）。
在本书早期版本中记载的上述材料，就当时我所能够接触到的材料而言是最好的，但是，今天在德·拉沃涅先生的重要著作《1789 年以来法国的农村经济》中可以找到更新、更详细而且更为准确的资料。依据这位勤奋刻苦、见多识广并且刚正不阿的研究者的观点，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劳工的平均日工资提高的比率达到63.33% ，而且由于就业状况更加稳定，因此劳工总收入增长的比率更大，起码翻了一番。对此，德·拉沃涅先生作出了如下陈述（第二版，第57 页）：
“阿瑟·扬估计平均日工资为19 苏（合9.5 便士），这一金额现在大约相当于1 法郎50 生丁（合1 先令3 便士），但是工资的这种增长仅仅反映了劳工生活改善的部分情况。虽然农村人口的数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自1789 年以来人口的增长大都集中在城镇，因此实际工作的日数增加了。这是因为，首先，人们的寿命延长了，体格健壮的人增多了；其次，劳动组织得更好了，部分是由于取消了某些节日，部分是由于比较活跃的需求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当我们将农村工人的工作日数增加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时，就相当于他们的年收入翻了一番。工资的增加至少使劳工的生活状况得到相同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变动极小；而工业品，诸如纺织品，其价格却极大地有所下降。劳工的居住条件至少在大部分省份中也都得到了改善。”
德·拉沃涅先生所估计的平均日工资额，是依据这种或者其他的各种经济观点，就法国所有省份的不同情况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之后才得出来的。

[23]参阅上文曾经引用过的劳博士的有关巴拉蒂纳特农业的小册子。他说，战争最后几年的日工资特别高，并且一直持续到1817 年，其后，货币工资额有所减少，但是很多商品的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因而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雇主给予农场劳工的食物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也都有所提高。“与大约四十年前的情况相比，现在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要好得多，当时，人们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点肉食和布丁，根本得不到奶酪、黄油之类的食品”（第20 页）。“工资的增加，”这位教授补充道：“不应当以货币加以估算，而应当以劳工能够得到的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数量加以估算。依据公认的观点，这表明资本总量一定增大了。”不仅如此，这还表明劳动人口并没有以相同的比率增长。因此，这一实例与法国的实例一样，均表明即使土地分割得过细，但也不会影响人们审慎地对人口的增长加以控制。

[24]参阅布鲁塞尔译本，第334 页。劳博士引经据典，基于施威茨的《农业论文集》第一卷第185 页的观点对此作出了说明。

[25]这是《经济学家》杂志所刊载的诸多重要文章之一。该刊由法国主流政治经济学家主办，这为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带来了日渐高涨的巨大的声誉。帕赛先生的论文曾经单独以小册子的形式另行印刷。

[26]参阅：《法国的农业经济》，第455 页。

[27]参阅第117 页。在同一部重要著作的第141、250 页等处，作者也记述了具有相同性质的各种事实。不过，另一方面，该著作也列举了大量实例，证实由于土地分割过细或者土壤及其产品的性质与之不相适应所造成的有害后果。

[28]莱因先生最近出版的著作《对于1848 年及1849 年欧洲人民的社会与政治状况所作的考察》对英国充满溢美之词，而对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所有事情他都大加诋毁，原本这些事情是其他人甚至作者本人在过去的著作中都认为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争论说，在地主去世的时候，“虽然土地本身并没有被分割或者被进一步分割，但土地的价值却是被分割了，并且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被分割的每一份价值对于土地来说都是一种债务或者负担”。因此，农业人口的状况有所恶化。“尽管土地分割的状况一如既往，土地的耕作也毫无退步，但是农民的生活却一代不如一代”。他想以此说明法国的小规模土地所有者负债累累的原因（第97 ～99 页）。如果这些论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莱因先生在其他著作中曾经明确提出的而在本著作中又加以重申的，即所谓土地的占有对于防止人口过剩具有特殊效用的观点，将失去立足之地。不过，从事实本身来看，他完全错了。他并未声称在他所提及的具有实际经历的唯一国家——挪威中，自耕农的生活状况在不断地恶化。他所引用的各种事实均表明，即使对于比利时、德国和瑞士这三个国家来说，他的论断也同样是文不对题的；而且，关于法国人口增长缓慢的事实也表明，如果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正在恶化的话，那也不是莱因先生设想的原因所造成的。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在主要实行自耕农制度的所有国家中，民众的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土地的产量甚至土地的肥力都有所提高，而且，在供养农业人口之后还有大量剩余，致使城镇居民的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29]法国的历史无可争辩地证实了这些结论。历史上有三次农民成为土地的购买者，之后则立即形成了法国农业繁荣的三个主要时期。
历史学家米什莱特指出（《人民》，第一编，第1章）：“在最为不利的时期，即普遍贫困的时期，即使是富人也穷得不得不依靠变卖物品求生。这时，衣衫褴褛的穷人带着金币出现了，并且获得了一小块土地。在这些农民能够以低价买进土地的灾难时期过后，总会突然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繁荣。例如，15 世纪末，法国被路易十一搞得极其衰败，似乎会在对意战争中彻底覆灭，挑起战争的贵族们不得不出让土地，而土地易手以后，经济却突然开始兴盛起来，人们开始劳动和建设。这一幸运时期被宫廷历史学家称之为开明的路易十二时代。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土地刚刚能够重新加以利用时，税收官员就来骚扰了。宗教战争随即爆发，几乎将一切夷为平地。还有令人畏惧的灾难，可怕的饥荒，饥荒中母亲以子为食。谁还会相信这个国家有可能恢复元气？但是战争刚一结束，农民窖藏的财物就从荒芜的田园和烧焦的村舍中涌现出来了。农民开始购置土地，十年之后，法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又过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农民所有的财产的价值都翻了两番或者三番。同样地，这一时期又被人们谄媚地称之为开明的亨利四世以及伟大的黎塞留时代。”
无须赘言，第三个时期就是大革命时代。
任何人想要研究与上述情况相反的史实，都不妨将这些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分割大规模土地而建立小规模土地的特征，与16 世纪的英国所发生的重大的经济事件加以对比；在这一时期，英国爆发了全国性的灾难，为了给大型牧场的发展铺平道路，小型自耕农遭到“铲除”，并且劳工阶层的状况也长久地趋于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