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自耕农制度之下，与在奴隶制度之下一样，全部产品都归于单一的所有者，而且，不存在如何区分地租、利润和工资的问题。不过，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两种社会形态却是彼此完全对立的。在一种制度下，劳工阶级遭受到最深重的压迫与歧视，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劳工阶级则成为最不受约束的自己命运的支配者。

然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小规模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得失是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在欧洲大陆，虽然有人对于流行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人口构成中拥有大量自耕农的社会具有优越性这种论断，却是以公理的形式存在的。然而，英国的权威人士，或者不知道欧洲大陆的农业专家的观点，或者对其置之不理，声称这些人在了解大规模土地所有制的优势方面毫无经验，只有在拥有大型农场的国度才有可能感受到大规模土地所有制的优势；由于进行大规模土地的耕作所需要的资本积累的规模，大于欧洲大陆各国通常所具有的资本积累的规模，因此，欧洲大陆的大块土地除去用作牧场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划分成小块土地再将它们出租耕种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因为，如果说欧洲大陆由于经验不足对于需要使用大量资本的大规模的耕作制度了解得较少的话，那么，一般来说，英国的学者实际上对于与自耕农有关的问题也知之甚少，并且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的认知往往也是错误百出。迄今为止，甚至英国古老的传统观念，也是与欧洲大陆的基本观点相互一致的。英国的自耕农在其存世之时，曾经被吹嘘为英国的荣耀，而在其消失之后也一直受到“深切的缅怀”，他们不是小型自耕农就是小型农场主，如果他们大部分都属于后者的话，那么，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倔强的自立精神，就更为受人尊敬。今天，在英国的某些地区，自耕农仍然比比皆是，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地区太少，诸如坎姆伯兰德与威斯特摩兰德的“国务活动家”，虽然他们一般按照固定的惯例缴纳税捐，但是我认为，这种固定的税捐并不会比土地税对他们的自耕农的身份产生更大的影响。在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士当中，只有一个人对这两个郡中的土地租赁制度表示赞许，这就是沃兹沃斯先生，他笔下的自耕农的原型，肯定就是英格兰这两个郡的自耕农。^[1]

然而，由于英国一般的耕作制度使英国人无从了解自耕农制度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还由于英国人通常对于其他国家的农业经济往往处于极端无知的状态，所以，英国人对于自耕农这一概念还十分陌生并且难以接受，甚至在语言上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他们通常称呼土地的所有者为“地主”，与其相互关联的词是“佃户”。在爆发大饥荒的年代里，有人曾经在国会和报纸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建立自耕农制度改革爱尔兰的农业，当时，一些自命不凡的学者全然不了解“自耕农”一词的含义，竟然把爱尔兰的佃农租赁制度误认为自耕农制度。由于人们对于自耕农制度了解得太少，所以我认为，在讨论相关问题以前，首先说明自耕农制度的真实情况是至关重要的，我将列举某些证词，以便尽可能详尽地说明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农耕方式以及耕作者舒适而且幸福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地主也没有农场主，只有劳工在耕种土地。

§2.我并不想重点介绍北美洲的情况，众所周知，在那里，已经从奴隶制度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任何地方，耕种者，一般来说，几乎就是土地的所有者。能够将美洲天然的肥田沃土与现代欧洲的知识、技术相互结合的国家，只要人民的财产安全得到保障，政府民主而且开明，那么，它就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对勤劳上进的各个阶层的繁荣发展形成实际的障碍。也许，我应该像西斯蒙第先生那样着重讨论古代意大利的情况，特别是拉奇奥姆的情况，当时这片平原人烟稠密，之后却在完全相反的制度之下，同时也因为疟疾肆虐而变得人烟稀少。不过，我宁愿引用西斯蒙第先生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提供的证词。

西斯蒙第先生说：“为判断自耕农是否幸福，特别有必要对瑞士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在瑞士，我了解到，可以由享有自己劳动果实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这使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相当舒适；独特的地理位置塑造出了这里的人们的伟大的独立的人格，全体居民富裕的生活也带来商业的一片繁荣，尽管这个国家的气候恶劣，土地不甚肥沃，晚霜和易变的气候经常使耕作者的希望化为泡影，但看到连最穷的农民也拥有非常宽敞、牢固、精心刻有图案的木屋，不由得使我赞叹不已。在木屋的内部，宽敞的走廊把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的各个居室分隔开来；每间居室内只放一张床，配有幔帐、被褥和洁白的床单；床的周围考究地摆放着家具；衣柜里装满了服装；乳品间宽大、通风而且非常干净；每家每户都储存有大量的谷物、咸肉、干酪和木柴；牛圈内饲养着在欧洲品种最为优良、照管得最为精细的牲畜；花园里繁花似锦；男男女女的穿着既干净又暖和；妇女们炫耀地佩戴着古代的服饰；所有的人都显得那么健康和强壮。让其他国家去炫耀它们自己的财富好了，但瑞士却可以总是因为拥有这样的农民而深感自豪。”^[2]

这就是这位杰出的学者本人对于自耕农制度的基本看法。

“不论在哪里，只要我见到了自耕农，我就找到了舒适、安全、对于未来满怀信心与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一切立即向我展示出一幅洋溢着幸福与道德的画面。农民与其子女们从事祖上留下来的那小块土地上的全部劳作，但既无须为任何人缴纳地租，也无须为任何人发放工资。他们依据自身的消费来调节生产，吃自己种植的粮食，喝自己酿造的酒，穿自己用自家收获的苎麻或者羊毛缝制的服装，很少关心市场的价格；由于他们很少进行买卖，所以决不会因为行情的突然变化而破产。对于未来，他们并无恐惧之心，而是看到了希望的光彩。他们终日劳作并非为了满足当年的需要，而是为了给他们的子女与后代带来某种利益。哪怕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也会栽下树种，希望百年后大树成荫。他们也会挖掘沟渠，企盼引来清澈的甘泉。他们充分利用所有的时间精心改良他们周围的动植物品种。他们所继承的少量祖业就是他们的储蓄银行，随时准备接受他们的所有微薄的收益，并且利用他们的全部闲暇的时间。自然界永恒的动力给他们带来了百倍的回报。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由衷的喜悦。于是，他们总是急于购买土地，而不大顾及土地的价格。他们为土地支付的价格可能高于土地的价值，甚至高于土地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收益。但是，他们在这种对于他们的劳动来说总是极其有利的投资所带来的利益方面作出很高的估计，以避免在劳动市场上为自己的劳动压价竞争，从而使自己总是能有面包吃，而无须花高价去购买面包，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在所有类型的耕作者中，自耕农从土地上获取的产品最多，因为他们对未来考虑得最多，他们也最富有经验。他们最善于调动人的力量，使其发挥到极致，因为他们需要将他们的工作分派给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以保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大家都有活干，没有一个人吃闲饭。在所有类型的耕作者中，他们也是最幸福的。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占用的土地，却养活了如此之多的身为土地所有者的人口，而土地的肥力却未见枯竭。最后，在所有类型的耕作者中，自耕农对于商业与制造业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也最大，因为他们最为富有。”^[3]

这是一幅描绘自耕农辛勤劳作以及对于土地的深情厚谊的画图。英国的观察家对于瑞士文明程度较高的各地所作的观察，也确实证实了这种情况。英格利斯先生写道：“漫步在苏黎世近郊，随意看看四周，就总会看到当地居民在辛勤地劳作。如果此地的自耕农能获得百分之十的回报的话，那我将很乐于说‘这是应该的’。我现在谈论的是农村的劳动，我相信各行各业的苏黎世人都非常勤劳，但我可以肯定地讲，勤劳在自耕农耕种土地时表现得最为突出。每当我习惯性地在凌晨的四五点钟打开窗子眺望湖面和远方的阿尔卑斯山时，我总会看到在田间劳作的人；每当我傍晚散步归来，太阳早已落山，时间已过八点半，但我总会遇到还在割草或者搭葡萄架的人……放眼望去，每块田地，每片果园，每处篱笆，每株树，每朵花，每种植物，无不展示出人们倾注于土地耕耘上的巨大心血。例如，如果小路横穿或者紧靠田地，那么，他们绝对不会让谷穗像英国那样伸到路面上任凭路人采折和践踏，而是到处都围上篱笆，篱笆的木桩间隔大约一码的距离，桩间插满了高约两三英尺的树枝，沿途而立。傍晚，如果你留意花椰菜菜园或者卷心菜菜园，你就会发现每棵菜都已经浇了水。苏黎世周围遍布着大型菜园，园内的每棵菜都得到了最精心的照管；蔬菜的栽种体现出了数学的精确性，人们看不到一颗杂草、一块石子。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将蔬菜的种子埋在土里就算大功告成了，而是将菜种在小坑内，每个坑内施加一点粪肥，每天浇水。播过种子的土地的上层土壤都经过精心平整；所有的灌木和花都捆扎在木桩上；靠墙栽种的果树的枝丫，也都绑扎在靠墙搭起的架子上。在那里，每一件事情都被照管得妥妥帖帖。”^[4]

这位学者是这样描述高耸的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偏僻的峡谷的：^[5]

“在整个恩加丁地区，土地归农民所有，与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农民所拥有的产业在数量上相差悬殊……一般来说，恩加丁的农民完全依靠土地的产品过活，只有家庭所需要的少数几种物品，诸如产于其他地方的咖啡、糖和酒等除外。每家每户都自己种植、梳整、纺织并且缝制亚麻衣物。他们还利用自家产的羊毛，不必麻烦漂染工匠和裁缝，就可以自行制作成蓝上衣。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已经不可能再有所扩展了，勤劳而又善于精打细算的农民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在恩加丁，没有一寸土地被闲置，尽管这里最低的地方也并不比斯诺登山的峰顶低多少。凡是野草能够生长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任何一块能长草的岩石都呈现着一片绿色；凡是裸麦能够生长之处无不种上裸麦；大麦和燕麦也都找到了自己的恰当的位置；凡是能够收成一捧小麦的地方，耕作者都不会放过。恩加丁的穷人比欧洲任何农村的穷人都要少。在大约有六百名居民的苏斯村，所有的人都过得既富裕又舒适，没有一个人欠别人哪怕是一口粮食。”

尽管瑞士的农民整体上都很富足，但是还不能说（几乎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贫穷落后已经绝迹；最大的也是最富有的伯尔尼州就是该国的一个典型。因为，虽然在当地自耕农居住的地区与其他的地区一样，自耕农非常勤劳，生活也很富足，但是由于整个欧洲对于《济贫法案》的实施和贯彻工作落实得非常差（《新济贫法案》实施以前的英国除外），致使该国的该州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6]在某些其他方面，瑞士也不能作为展示自耕农制度全部优势的实例。瑞士各州都有关于当地土地和人口状况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大都编制得认真、科学、详尽而且及时。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土地往往被分割得过于零碎，几乎达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在富庶的苏黎世州，自耕农所负的债务之多，正如这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至于“只有通过极端的勤劳、节俭、禁欲以及完全的商业自由，才有可能使他们真正直起腰来”。^[7]到目前为止，从这些著作中所能得出的一般结论是，自本世纪之初以来，由于将贵族或者州政府所拥有的大量地产不断分给农民，致使几乎农业的每一个部门以及自耕农在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而且迅速的改善。这位对图尔高州进行考察的学者甚至说，自从将封建地主的领地分给农民之后，非常普遍的情况显示，现在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土地所生产的谷物以及所负担的喂养牲畜的数量，就与以前全部土地所生产的谷物以及所负担的喂养牲畜的数量一样多了。^[8]

§3.拥有自耕农的历史最为悠久以及自耕农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是挪威。莱恩先生对于该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了令人颇感兴趣的描述，表明他非常赞同小规模土地所有制。我应该引用其中的若干章节。

“如果说这里的小型自耕农还算不上是优秀的农民的话，那么，也不是出于与苏格兰相同的原因，即懒惰与缺乏上进精神所造成的。在这些沟渠与峡谷中所兴建的灌溉工程的规模，展示出一种奋进与协作精神”（我提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一点），“而苏格兰在这一方面则显得异常落后。干草是牲畜冬季的主要饲料，但干草和谷物，还有马铃薯，很容易因为土层浅以及岩石对于阳光的反射十分强烈而枯萎，为此，人们竭尽全力将水从峡谷的源头引进每家每户的田间地头。人们用木槽（将剖开的树干挖空而制成）从山丘间常年有水的溪流引水，一路穿过密林，跨越深谷，沿着陡峭的山崖前行，之后在主槽上连接支槽将水引到每户的地头，最后再用活动的木槽将水分配于每块土地上；而且，在这个季节，每套装置都通过类似于漂染布匹的工匠所使用的戽斗以及安置于两套装置之间的木槽成功地进行灌溉。若非亲眼所见，谁都不会相信这种人工的喷淋装置所覆盖的土地面积是如此之大，主槽竟四通八达。我在一个峡谷中步行了十英里，发现两侧的山崖上竟然都安装着木槽，在其中的一侧，木槽沿着主要的山谷蜿蜒而下，竟然长达四十英里。^[9]这些工程恰好是由那些也许是拙劣的农民所为，不过，他们绝对不是懒惰的，也绝对不是对于协作的原则一无所知的，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维护着这种设施。毫无疑问，在这些方面，他们要比我们苏格兰高地峡谷中的佃农社团先进得多。他们感到自己是主人，可以收获自己努力劳动的成果。在那里，处于良好状态的道路和桥梁同样表明，拥有共同利益的当地居民使它们得到了悉心的维护，当地并不征收过路费”。^[10]

谈到自耕农制度总体上对于欧洲大陆所产生的影响时，这位学者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如下：^[11]

“如果我们听信大农场主、农学家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就会认同理想的农业耕作将会随着大型农场的解体而消失的说法；他们坚持，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农业耕作能够存在下去是荒唐可笑的，除非运用巨额资本经营大型农场才能做到这一点。排水、施肥、经济合理地安排农活、除草、实行轮作、使用高档的农机具，所有这一切，只有动用巨额资本、雇用大量劳工的大型农场才能做到。这些话听起来非常正确，但是如果我们放下他们的书本而去考察一下那里的田地，把大规模耕作最好的地区与小规模耕作最好的地区冷静地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在佛兰德、东弗里斯兰、荷尔斯泰因，简而言之，在欧洲大陆从松德海峡到加来一线的全部可耕地的收成，与地处相同纬度而且和这一线隔海相望的英国沿海一线，即与从福斯湾到多佛尔具有相同肥力的土地的收成相比，要更好一些。在土壤和气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像佛兰德、荷兰、弗里斯兰与荷尔斯泰因的迪特马什那样，将小块土地划归农民所有的话，则土地的产量必将会因为人们的精耕细作而显著提高。连我们的农学家们也无法否认，即使伯维克郡、罗克伯斯郡或者洛西安的大型农场主们，也不可能像佛兰德的小型自耕农那样，对土地进行近乎花园式的耕作，像他们那样认真地施肥、排水和除草，并且使贫瘠的小块土地生产出那么多的粮食。在苏格兰或者英格兰耕作得最好的教区内，土地浪费的现象很严重，如，大型农场在土地的边角与田间道路两侧都浪费了大量的土地，田间道路由于质量太差所以宽得毫无必要，且道路过宽又造成道路质量低下，有许多被人遗忘的公用地、撂荒地以及丛生杂树的闲置林带。如果将这些不提供产出的土地归拢起来进行耕种，则可以养活教区内的全部贫民尚且有余。毋庸置疑，大型农场只对条件最好的良田沃土才会投入大量的资本，而对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劳动加以改良因而不可能迅速收回投资成本的土地则不屑一顾。不过，虽然利用雇用别人的时间和劳动进行这种耕作是无利可图的，但是自耕农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劳动进行这种耕作却可能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最初并未考虑更高的要求，只是为了糊口而耕种土地，然而，几代人过后，土地变得肥沃了，价值增加了，于是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甚至有能力采用非常先进的耕作方法进行耕作了。佛兰德、伦巴第和瑞士的小型农户，都普遍采用了利用畦沟排水、夏季厩养牲畜、施用液态肥料等耕作方法，而我们最先进地区的大型农场也只不过刚刚开始采用这些方法。通过众多小型农户的合作，可以提供牛奶制品，甚至生产出最大量的奶酪；^[12]为财产免于遭受火灾、雹灾而提供保险；开展当代最为先进也最为昂贵的农业生产活动；利用甜菜制糖；通过对小型耕作方式的精心管理，成功地向欧洲市场供应亚麻和大麻；使国外处于最低阶层的家庭的餐桌上，也摆满蔬菜、水果和鸡鸭鱼肉，而在我国，即使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也不会如此丰盛。这些多样化的丰富的供给尤其与小型农业耕作制度相关。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实行小型自耕农制度的国家的特点，这使考察者在听到我国土地专家的宏论之后，有必要认真思忖一番，是否真的只有依靠雇工的劳动并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型农场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才能为国家的居民提供最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4.在德国实行自耕农制度的许多欣欣向荣的地区中间，我选择帕拉蒂纳特予以介绍，因为我所引用的有关该地区的农业与人口的资料，来自于一位英国人近期所作的调查。学者豪伊特先生习惯于从光明的一面来观察英国的社会，而且，他在论述莱茵地区的农业时，也曾经毫不客气地说，当地的农民使用的工具粗笨，耕作的方法落后，不过，他仍然指出，农民受到自己拥有土地后所焕发出来的喜悦心情的激励，通过提高劳动的强度弥补了生产工具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农民们非常认真地耙地与除草，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他们获得的收成也将是相当可观的”。^[13]“农民是农村生活中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国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土地的所有者。事实上，这一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农民的手里。土地被分割成小块之后，在农民中间加以分配……这与我国农民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土地的耕作者与土地的所有权是完全分离的，耕作是完全依靠由别人所提供的劳动进行的，而在这里，农民本身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可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成为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农民。他们整日忙碌、起早贪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自己劳动……德国的农民虽进行艰辛的劳动，但实际上并不穷困，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住宅、果园和路边种植的果树，这些果树通常都是硕果累累，他们必须想办法支撑并加以保护，否则果实就会坠落到地上而摔裂；他们拥有自己的麦田、用作饲料的甜菜地和苎麻地等，他们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与他们的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具有极其高涨的劳动热情。你可以看到超越世界其他地方的坚持不懈的勤劳与厉行节约在这里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诚然，德国人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机敏，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脚步匆匆，或者打算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很多工作……与此相反，他们总是慢吞吞的，不过，一直都在干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埋头苦干，富有耐心，孜孜不倦，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英国的农民已经毫无购置地产的观念，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拥有土地是大地主的法规所不能容许的，他们因此而灰心丧气、意志消沉……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德国的农民则把国家当作他们的伙伴，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他们拥有作为个人的感觉；他们与他们的左邻右舍的利益，都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只要他们积极肯干、厉行节约，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们进行威胁，将他们放逐或者送入济贫院。因此，他们挺着腰杆走路，他们以自由人的神情面对你，完全是充满自尊的自由人”。^[14]

谈到他们的勤劳，这位学者进一步描述说：“他们每时每刻都不会使自己闲下来。在严酷的冬季，只要有办法进行户外活动，他们就总能找到自己需要干的活。当大地还封冻时，他们就向地里运肥；大地一解冻，他们就忙着清理沟渠，修剪老朽的或者不结果的树杈。那些缺柴烧的穷人们则不辞辛劳地钻进深山老林里去砍柴。英国普通的老百姓如果看到德国人如此卖力地砍柴，一定会感到惊讶。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如果你能够到山坡上和树林里看一看，你就会看到他们在劈树桩、砍树枝，并且想方设法（只要林业管理人员允许）将木柴收集起来运回家里。他们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5] 在对德国农民为栽培葡萄所进行的认真的、辛苦的劳动加以描述之后，他接着说：^[16]“英国有大片的草场和农田，牧草收割、粮食入仓以后，农村就会呈现出一派悠闲、宁静的景象。但是在德国，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辛勤劳作的人们，他们不知疲倦地锄地、栽种、修剪、除草或者采摘。他们像一位园艺师，不断地向市场提供各种农产品。他们自己种植胡萝卜、罂粟科植物、大麻、亚麻、驴喜豆、苜蓿、油菜、芸苔、甘蓝、芜青甘蓝、黑芜菁、瑞典芜菁和白芜菁、起绒草、洋蓟、饲料用甜菜、欧防风、菜豆、蚕豆、豌豆、巢菜、玉米、荞麦、茜草、马铃薯以及产量很高的烟草和小米。上述这一切或者绝大部分都种在自家的土地上，由自家人照管。为此，他们首先需要栽种，其中有许多农作物还需要移植，然后需要锄地、除草、灭虫、剪枝，并且对各种农作物相继进行收割或者采摘。他们拥有自己的需要浇灌的草场，几乎他们所有的草场都需要适时浇灌，然后收割牧草，再然后浇灌；他们需要不断地疏通老水渠以及开挖新水渠；他们需要尽早地将蔬菜和水果运往市场；他们需要饲养他们的牛、羊、马，其中大都实行圈养，还有家禽；他们还需要在夏天的烈日下修剪葡萄树过于繁茂的枝杈。可以想见，这是一幅多么繁忙的劳动景象。”

这种引人入胜的描述是真实的，任何一位观察力敏锐的游客，只要到过这个耕作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都能对此进行证明。旅居当地的著名的劳教授在其论述帕拉蒂纳特的农业的著作^[17]中对此所作的更加详细的描述，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劳博士不但证实了当地的农民非常勤劳，而且还证实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技能和智慧；他们的施肥方法十分合理，轮作制度也很科学；过去的几代人使他们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今天，他们仍然精神饱满地在为农业的进步而努力。“这些乡下人坚韧不拔的性格与他们积极上进的精神并驾齐驱，他们成年累月地忙忙碌碌，从不停歇；由于他们非常善于安排工作，所以把适合工作的分分秒秒都能够合理地加以利用，他们愿意抓住每一次机会，努力掌握有用的新机会和寻找有利的新方法，这种工作热情是很值得称赞的。他们对于工作精于长远打算，人们对此往往印象深刻。他们很喜欢为自己的工作计划寻找理由，尽管这些理由并非总是站得住脚的；他们很像一位阅历丰富的观察员，不必依靠计算而仅凭感觉就可以进行谋划；他们善于捕捉预示他们可能获益或者受损的种种迹象”。^[18]

德国所有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凯先生指出：“众所周知，自从撒克逊的农民成为自耕农以来，他们的居住条件、衣着打扮、生活方式，尤其是土地耕作，在最近的三十年间都迅速实现了持续的发展。我曾经以考察风土人情为目的，在一位德国导游的陪伴下，先后两次游历了撒克逊的撒克逊斯威策兰德地区，为此，我可以信心十足地力排众议，断言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农业耕作，与撒克逊的耕作相比，都要稍逊一筹。那里的农场与伯尔尼州、沃德州、苏黎世州以及莱茵河流域的各个省份的农场一样，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它们处于良好状态，被精心地装扮着与管理着。田地就像一座大花园，容光焕发，既没有遍地的树丛或者灌木蔓延，也几乎看不到一根多余的灯心草、蓟草或者其他杂草。每年春天，人们都利用从大田里排出的积水连同液态肥料一起，对草场进行浇灌。一根杂草皆无的撒克逊的草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英国见到的任何一块草场都难以与之相媲美。农民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平整土地以及他们所注重的基本耕作的各个方面相互竞争。所有的小型自耕农都在急切地寻找获得最大产量的途径，他们迫切希望跟上农业改进的步伐；他们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农业学校读书，以便将来能够在工作中帮助他们的前辈；同时，他们会迅速地效仿左邻右舍所采用的每一项新的改进措施。”^[19]如果这些描述没有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他们的智力水平就不仅仅超过了英国劳工的智力水平，而且也胜过了英国农场主的智力水平。

1850 年出版的凯先生的这部著作，包含有作者在欧洲许多不同地方进行考察与调研所获取的大量的实际资料，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的相关证词，他们都断言自耕农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我从凯先生所引用的有关自耕农制度对于农业的影响的资料中选择以下部分以飨读者。

“身为普鲁士居民的赖肯施珀格，他所居住的地方的土地就被分割得很细，为了说明自由保有土地的重大作用，出版了一部篇幅很长、内容也很丰富的著作。他旗帜鲜明地评价道，对于面积相同的土地而言，由大量拥有土地的小型农户或者自耕农耕作，与土地为少数大地主所拥有而由佃农耕作相比，不仅土地的总产量更高，而且扣除全部耕作成本之后的净产量也更高……他列举了一个事实，似乎证明，在小型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土地的肥力一定会迅速得到提高。他说，在普鲁士莱茵河流域的各个省份，小型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的价格，要比大型地产的价格高得多，并且地价上涨的速度也快得多。他与劳教授都指出，如果小型地产的生产能力没有至少以相同的比例与地价同时提高的话，那么，价格以这种方式上涨的小型地产必将使最后的买主破产。然而，尽管小型自耕农在购买土地时所支付的地产价格在不断上涨，但是他们却变得越来越富有，这种情况可以说明，小型地产的总利润和纯利润都在相应地提高，而且，当土地由小型自耕农耕种时，与由大型农场主耕种相比，每英亩土地的纯利润也更高一些。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他还说，小型地产价格的上涨不可能仅仅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小型自耕农的利润和富裕程度就一定会有所下降，可是这样的结果并未因地价的上涨而显现。

“阿尔布雷特·撒尔（另外一位研究不同的农业制度的德国的著名学者）在其最新的著作之一《合理农业的原理》中表示，他坚决相信，由小型自耕农耕种的土地的净产量，与由大地主或者他的佃农耕种的土地的净产量相比，一定要更高一些……撒尔先生的这种观点格外值得关注，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极力支持英国的大地主和大型农场制度”。

基于个人的观察，凯先生补充道：“普鲁士、撒克逊、荷兰和瑞士的自耕农制度，在我曾经目睹的任何国家的耕作方式中，是最为完善的也是最为经济的一种耕作制度。”^[20]

§5.不过，比利时的情况可以成为痛斥英国反对自耕农耕作制度偏见的最具说服力的实例。当初，比利时的土地是欧洲最为贫瘠的土地之一。麦克库洛赫先生说：^[21]“西佛兰德、东佛兰德和埃诺各省的大片平原，物产十分丰富，这完全是农民呕心沥血、努力耕耘所结出的硕果。因为当地天然的土壤几乎完全是寸草不生的沙地，而现在的土地却十分肥沃，这完全得益于无比精心的管理以及各种肥料的及时施用。”在有益知识普及协会出版的农民系列丛书中，有一部编写精当、内容丰富的专著——《佛兰德的农业》，其作者是这样描述的：^[22]佛兰德的农民“似乎只要拥有一块可供耕种的土地，那就什么都不缺了，不论土壤具备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他们总会让它不失时机地生长出某种农作物。坎平地区的沙地堪与海滨的沙地相提并论，很可能当初它就是这样的沙地。一步一步地认真回顾人们对于这种土地的改良的过程是颇为引人入胜的。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座座农舍和简陋的牛棚在这片毫无希望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了；松散的白沙被风梳理成了高低不平的沙丘，只能凭借灌木丛的根须才能稍稍加固，但却有很小的一片土地经过平整并且在四周挖有沟渠，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还覆盖着新生的金雀花，另一部分则种下了马铃薯，也许还能够看到一小片矮墩墩的三叶草”。不过，各种肥料，不论是固态的还是液态的，都被精心收集起来了，“而这一点正是关键之所在，过不了几年，一座小型农场就会初具规模……如果没有可用的肥料，则只能在纯粹的沙地上首先种植金雀花，这种植物即使在最为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三年后即可收割，成捆地卖给面包铺和砖瓦厂用作柴烧，以获取若干收益。它的落叶可以稍微提高土壤的肥力，它的根须则增强了土壤的黏性。现在，这块土地已经可以耕种了，而且无须施肥就可以种植荞麦甚至种植黑麦。到了收获荞麦或者黑麦的时候，人们很可能已经积攒起了足够的肥料并可以开始正常的耕种了。一旦种植的三叶草和马铃薯使农民可以饲养奶牛并且积攒肥料，则土地改良的速度就会加快，要不了几年，土壤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变得松软、湿润，并且由于获得三叶草和其他作物根块分解出来的植物质而肥沃起来……在对土地进行逐步改良以及正常耕种之后，就会使原先的好地与通过艰苦劳动加以改良的土地之间的差别基本消失，至少二者的收成，与其他各国土质不同的土地的收成相比，彼此更为接近。这一点，是对于佛兰德的耕作制度的优越性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因为它证明，这里的土地得到了持续不断的改良，而且，土地的缺陷可以通过精耕细作与合理施肥，特别是后者，予以弥补”。

在这里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的农民，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劳动，因此，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采用农作物轮作与合理施肥的耕种方式，而在英国，则将这一切均视为近代的新发现。因此，即使在今天，权威人士也认为他们的农业，从总体上看，优于英国的农业。这位学者最后评论道：^[23]“佛兰德最贫瘠的或者具有中等肥力的土地的收成，一般来说，优于英国现代化农场具有相同品质的土地的收成。在资本的投入、各种农机具的应用、牛羊的选育和饲养方面，我们都远远地超过了佛兰德的农民。”尽管这位学者认为，^[24]他们“在奶牛的饲养方面大大地领先于我们”，“而且，英国农民的教育水平，一般地也比佛兰德农民的要高一些。但是，在改良土壤方面，在处置并施用各种肥料方面，在精心实行作物轮种方面，特别地，在节省土地，使其任何部分随时都处于生产状态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向佛兰德的农民学习”，并且不是学习各处有教养、有事业心的那些佛兰德农民的独特的做法，而是学习佛兰德农民的基本实践。

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农业发达地区均实行自耕农制度，并且土地由所有者自行经营，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一直是依靠自耕农挥动铁锹进行人工耕种的。^[25]“当土地完全依靠铁锹耕种时，则无须养马，而是按照每三英亩土地一头牛的比例饲养奶牛，饲料完全取自于人工种植的牧草和作物的根茎。瓦埃斯地区的地产的规模都很小，就主要采用这种耕作方式，所有的劳动都由各位家庭成员承担”；子女很快就开始“按照他们的年龄和体力，协助从事各种比较轻松的劳动，诸如除草、锄地、喂牛。如果他们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黑麦和小麦，满足自己烤制面包的需求，并且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马铃薯、芜莆、胡萝卜和三叶草，满足喂养奶牛的需求，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可以过得很好；同时，他们出售自行生产的油菜籽、亚麻、大麻、黄油的所得，在扣除购买肥料的支出之后，这笔支出的金额一般都相当大，还可以给他们带来相当不错的利润。假设土地的全部面积为6 英亩，则对于农户占用的土地面积而言，这种情况极为常见，而且，对于一名男子来说，管理起来也是力所能及的”。于是（作者对耕作的情况加以介绍之后指出），“如果一名男子与他的妻子和三个年轻的孩子加在一起，与三个半成年男子基本相当的话，那么，这个家庭每年将需要39 蒲式耳的粮食、49 蒲式耳的马铃薯、1 头肥猪以及1 头奶牛所生产的黄油和牛奶。而1.5 英亩的土地可以用于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马铃薯，还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玉米用于催肥这只猪并且还可以用制造黄油的下脚料喂猪；另外，还需要1英亩的土地用于种植三叶草、胡萝卜、马铃薯和倒茬萝卜，它在满足奶牛饲养的需求之外而且有余。于是，2.5 英亩的土地就足以供养整个家庭，可以将另外的3.5 英亩的土地的产品用于出售，并将其所得用来支付地租或者支付购买土地的借款的利息，也可以用于重置已经磨损的农机具，或者购买肥料和全家人的衣物。不过，对于这3.5 英亩的土地来说，如果将它用于种植大麻、亚麻和芸苔等植物，则最为有利可图；或者，也可以将其中的1 英亩土地用于种植三叶草和根块植物，然后再增加喂养1 头奶牛，并将其产品出售。于是，对于一个家庭如何依靠6 英亩中等土地谋生并且致富的问题，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某种答案”。通过计算说明一个家庭无须雇用任何劳工，就能够以最为完善的方式对这一面积的土地进行耕种之后，这位学者接着说：“在一个完全依靠铁锹耕种的拥有10 英亩土地的农场中，只要这一家庭再增加男、女各一名成员，就可以更为便捷地完成所有的工作；如果再增加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用于运送肥料和产品，偶尔地驭马耙地，那么，这一家庭就可以胜任15英亩土地的耕作……于是，可以理解”（这是几页细致的分析与计算的结果^[26]），“一名仅仅拥有一小笔资本和15英亩上等松软土地的勤劳的男子，依靠铁锹进行耕作，不仅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养活一家人，缴纳可观的地租，而且还可以在他的一生中积攒一大笔钱”。但是，他为做到这一些所付出的辛苦劳动，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消耗于纯粹的耕作上，而是消耗在了为了获取遥远的未来的回报而对土地本身所进行的改良上。难道这种辛劳与不缴纳地租没有任何关系吗？如果没有事先的约定，并且至少可以获得土地实际上的永久占有权的话，那么，这种辛劳有可能存在吗？

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佛兰德的农民与劳工则比英国这一阶层的人们节俭得多，除了星期天和收获季节之外，他们很少吃肉，脱脂牛奶、马铃薯和黑面包是他们的日常的食物”。那些前往欧洲的旅行者们习惯于走马观花，往往以此为依据，断言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农民都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它们的农业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是失败的，只有英国的制度才能使劳动者得到幸福。实际的情况是，不论英国的制度是否真能使劳动者幸福，它倒是唯一的一个永远不思进取的制度。一位劳动者不花光他所挣得的全部收入这件事，对于英国的劳动者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因而他们习惯于错误地认为厉行节约乃是贫穷的表现。为此，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对于这种现象的正确解释。

“于是，他们慢慢地积攒起资本，并且他们最大的抱负就是自己拥有土地。他们急切地抓住每一次机会购进小型农场，同时，土地的价格由于竞争而大幅度提高，因此，土地仅能为购买土地的款项带来几乎不超过百分之二的利息。大型地产逐步消失，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并以令人咋舌的价格出售。但是，国民财富和产业却在不断增长，它们分散于民众之中，而不是积聚在几个人的手中”。

这样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有些人非但不以佛兰德的实例为依据从而对自耕农制度大加赞赏，相反地，却以它为由对自耕农制度发出警告，其理由不过是一种臆想的人口过剩，这种臆想是从1846 年至1847 年发生饥荒年间，布拉邦特和东佛兰德的农民陷入困境这一事实所推断出来的。我所引用的一位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学者的证词，虽然未以任何经济理论作为依据，但是却表明这种贫困无论它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是因为这些小型自耕农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无法充分满足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造成的，而是由这些人耕种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以及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这一基本事实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管收成是好是坏，他们都必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而不能像大型农场主那样可以将部分灾难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1846 年的收成，各种粮食部分歉收，马铃薯几乎绝收，在这样一次少有的灾难中，6 英亩土地的产出（其中还有一半的土地用于种植大麻、亚麻或者油菜）不足以维持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我们不应该将佛兰德不幸的农民与耕种几百英亩土地的英国的资本家相比较。如果这位农民是一个英国人的话，那他也不是那位资本家，而是在资本家手下打短工的劳动者。而且，在闹饥荒的年月里，打短工者中间就没有遭遇不幸的人吗？难道没有人了解在所有拥有小型自耕农与农场主的国度里当年所发生的情况吗？我认为，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灾荒的严重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比利时所遭受的不幸，一定会比其他国家更为深重。^[27]

§6.有关海峡群岛自耕农制度在耕作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的证词是如此典型，以致使我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在已经作了大量引用的情况下，再增加引用有关这些岛屿经济状况的描述，这些描述是由一位学者通过个人的考察并对他人提供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作出的。威廉·桑顿先生的著作《为自耕农制度仗义执言》一书在选材与写作方面颇具特色，我们应当将其视为有关这一问题的标志性著作，他就根西岛的情况作出了如下说明：“从这样狭小的地域运送如此之多的产品到市场上去，即使在英国也不多见。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证明，这些耕作者一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摆脱了贫困，因为作为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绝对所有者，他们当然仅出售自己不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不过，对于每一位观察者来说，当地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当满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希尔先生说：‘我发现在我过去所接触过的地方中，在根西岛上生活是最幸福的。’乔治·黑德爵士说：‘无论旅行者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愉快舒畅。’英国的游客第一次徒步或者驱车越过圣彼得港的边界时，都会对扑面而来的民宅林立的小岛风光感到惊讶，其中有许多民宅与他们自己国家中的中产阶级的民宅相同，不过，他们实在猜不出居住在其他那些民宅中的究竟是些什么样人，虽然这些民宅一般对于农场主来说不够宽大，但是对于打短工的劳动者来说，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过于完美……事实上，少数渔民的小屋除外，岛上所有的民宅都不像英国农场的劳工的普通住宅那样简陋……卸任不久的根西岛行政长官德·莱尔·布罗克先生说：‘打量一下英国农民的茅舍，并拿它们与我们这里的农民的房舍相互比较。’……乞丐完全找不到了……贫民，至少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也几乎与乞丐一样难以找到。储蓄银行的账目也证明，根西岛劳动阶层人民的生活一般都很富足。1841 年，在英国本土大约1 500 万的人口中，拥有存款的人数不到70 万，即平均每20 人中有1 人存款，而平均存款额仅为30 镑；在同一年，根西岛2.6万的人口中，拥有存款的人数为1 920 人，而且平均存款额为40 镑。”^[28]有关泽西岛与奥尔德奈岛的证词所说明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桑顿先生就海峡群岛小型自耕农经济的效率和生产能力给出了大量的证词，他将有关情况概括如下：“由此可知，在海峡群岛的两个主要岛屿上，农业人口的密度与不列颠的农业人口的密度相比，一个是其两倍，另一个则是其三倍。在不列颠，平均每一位耕作者耕种22 英亩的可耕地，而在泽西岛，平均每一位耕作者仅耕种11 英亩的可耕地，但在根西岛，平均每一位耕作者的可耕地就更少了，只有7 英亩。目前，这些岛屿的农业除了供养耕作者之外，还要分别供养其密度相当于大不列颠的四倍和五倍的非农业人口。这种差别并不是由于海峡群岛的土壤肥沃或者气候良好所造成的，因为与英国的南部相比，泽西岛的自然条件要更为恶劣，根西岛的自然条件也并不占优。这种差别完全是农场主们精心管理以及大量施用肥料的结果。”^[29]他在另一处又说^[30]：“在1837 年，英格兰大型农场小麦的平均产量仅为21 蒲式耳，而且，任何一郡的最高平均产量也不超过26 蒲式耳。从那时起，全英格兰的最高平均产量为30 蒲式耳。在泽西岛，岛上农场土地的平均面积只有16 英亩，依据英格利斯先生的记述，1834 年每英亩小麦的平均产量为36 蒲式耳，但是官方提出的数字表明，在1829 年至1833 年期间，其平均产量为40 蒲式耳。在根西岛，岛上农场土地的平均面积更小，根据英格利斯先生的说法，可以认为平均产量达到每英亩32 蒲式耳就可以算是好年景了，不过，这种年景是很常见的。在英格兰，人们认为对于中等土地来说，每英亩缴纳30 先令的地租是相当公平的，^[31] 而在海峡群岛，非常贫瘠的土地除外，每英亩的地租起码是4 英镑。”

§7.对于自耕农制度不利的印象往往来自于法国。人们通常认为，正是在法国，在这项制度已经有可能出现最为恶劣的农业条件下取得了成果，但是由于土地的分割，法国正在迅速丧失这些成果。如果不是已经丧失这些成果并使农民处于忍饥挨饿的边缘的话，那么，为什么会广泛存在着如此有悖于事实的印象？这实在难以说明。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农业极其凋敝，法国的农民异常贫困。当时，他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拥有土地。然而，法国的确有不少地方，即使在当时，其大部分土地也均为农民的财产，这对于法国惨淡的农业和农民普遍的贫困来说，已经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例外。阿瑟·扬，有关这一问题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人士、小型农场制度的坚决反对者、现代英国农业学派的领军人物，曾经在1787 年、1788 年和1789 年三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几乎整个法兰西。当他看到非常突出的耕作业绩时，毫不犹豫地将其归结为自耕农制度的产物。他说：^[32]“离开索佛，我惊讶地看到一大片土地，地里除了巨大的岩石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有，然而其中的一大部分土地却已经被圈起来并种上了农作物，且给予了辛勤的照管。每个人都种下一些橄榄树、桑树、杏树或者桃树，并且在这些树之间栽种葡萄，因此不难想象出整个地面被零零散散地混杂在一起的植物与凸出的岩石所覆盖的场景。这个村庄居民的勤劳应该得到奖赏，如果我是法国部长的话，那么我就会嘉奖他们。他们将迅速地把自己周围的荒山野岭改造成果园。这些勤劳的农民之所以能够化山石为沃土，我认为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如果他们受到另外一种万能法则的激励，那么他们也会化腐朽为神奇的。”他还说：^[33]“在罗森达尔（位于敦刻尔克附近），勒·布伦先生很有礼貌地带我参观了经他改良的沙丘。在当地与市镇之间，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小巧的房屋，每座房屋都有果园和一两块用篱笆围起来的田地，这些地方当初都被白色的沙土所覆盖，今天则在人们勤劳的双手下改变了面貌。私有制的魔力真的可以点石成金。”他又说：^[34]“走出甘奇，我惊讶地看到人们在灌溉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它带给我迄今为止在法国所获得的最为深刻的印象。之后，我又翻越遍布层层精心耕种的梯田的陡峭的群山。在圣劳伦斯，有很多土地得到了灌溉。这种景象令农民心醉神迷。从甘奇乘车奔赴崎岖不平的山区，成为我在法国最为赏心悦目的一段旅程，到处进行着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里充满着一种活力，它具有无比的威力，它冲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给岩石披上了绿装。如果有人询问其原因何在，则对于稍有常识的人来说都是颜面尽失的，因为答案显而易见，这就是由于人们自己享有所有权。将一片光秃秃的山崖明确地划归为一个人所有，他就会使山崖变成一片果园；将一片果园以九年为期限租赁给他经营，他就会使果园变成一片沙漠。

在有关对西比利牛斯山的山麓地区所作的描述中，他不再谈他所想到的，而只谈他所见到的。“启程前往莫内尼，^[35]不久就看到了一片我在法国从未见过的景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矗立着一排排以石块砌成、砖瓦覆盖的农家小屋，坚固而且舒适，家家户户都有一小片果园，被修剪齐整的蒺藜篱笆所围绕，园中种有许多桃树和别的果树，篱笆中间隔着三三两两地长着漂亮的小栎树，它们都得到了非常精心的照管。显然，只有果园的主人才有可能这样认真地去做。每家都有一片以草皮环绕的精心耕作的农田，篱笆与农田之间有门可通。在英国也有一些地方（在那里还有自耕农），与贝尔恩这里的农村十分相像，但是难以与我从波城乘车前往莫内尼的十二英里的路途中所见到的景象相媲美。一切都归小型自耕农所有，没有如此之小的农场就无法使居民摆脱贫困和悲惨的生活。这里四处都充满着整洁、温暖与舒适的氛围。这种氛围从他们新建的房屋与马厩里，从他们精心照管的果园里，从他们的篱笆中，从他们房门前面的空地上，甚至从他们的鸡笼和猪圈里散发出来。如果一位农民的幸福生活受到一份以九年为期限的租约的限制的话，那么，他是不会想到要让他的猪也过得舒服一些的。现在我们来到贝尔恩，它距离亨利四世的出生地只有几英里远。当地的农民是否继续享有这位明君所赐予的幸福呢？看来他的温和高尚的品质仍然支配着这片土地，每位农民都很安宁、快乐”。他一再强调法国佛兰德的农业所具有的优势。在那里，农场“都很小，但是大都均归小型自耕农所有”。^[36]在裴德科的农村也实行了小型自耕农制度，但是那里的农业却很糟糕。他对比两个地区的两种情况以后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它“是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对于遍布全地区的棉纺织业来说，农业耕作不过是一种副业”。^[37]今天，这一地区仍然以制造业为主，农村中的小型自耕农依旧很多，不论是从庄稼的长势来看还是从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地区都是法国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佛兰德、阿尔萨斯和阿图瓦的部分地区以及加龙河沿岸，法国的农业与我们的农业相比，都毫不逊色”。^[38]在这些地方，以及奎尔西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被侍弄得像花园而不像大田。也许从地块零散这一点上看，它们更像花园了”。^[39] 在这些地方，普遍实行有效的轮作制度，这种制度在意大利早已实行，不过当初并未引起法国人的注意。“实行快速的连续不断的轮作，一种农作物收获之后马上播种另一种农作物”（所有的考察人员在莱茵河谷都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情况），“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的地步，而且，很可能这一点对于所有想要实现科学耕作的农业生产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像我们在这些省份所看到的农作物普遍地得到合理分布一样，在种植将造成耕地污染、肥力下降的农作物之前，需要先行种植可以净化耕地、提高肥力的农作物”。

然而，一定不要认为阿瑟·扬在自耕农问题上的证词始终都是对自耕农制度予以肯定的。在洛林、香槟和其他地区，他发现农业生产的状况很差，小型自耕农的生活很贫困，于是，他认定这是土地分割过细所造成的。他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40]“在这次旅行之前，我曾经认为，人们搞好自己所拥有的小型农场的耕作是很容易的，他们无须支付地租，这足以使他们有条件进行土地改良，并且积极努力地从事劳动，但是我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却大大地改变了我当初对于自耕农制度所持有的美好的设想。在佛兰德，我看到30英亩至100 英亩的土地耕作得很好，却几乎看不到那种在其他的地方十分普遍的小型地块。在阿尔萨斯与加龙河沿岸，土壤肥沃，几乎无须投入更多的人力某些小型地块就能耕作得很好。在贝尔恩，我穿过一个拥有较多小型地块的地区，它所展示的整洁、安宁与舒适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小型地块才能够实现所有这一切。不过，这里的小型地块绝没有小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根据我的判断，从房屋之间的距离来看，这些土地的面积应该为40 英亩至80 英亩。这种情况以及其他个别情况除外，我实在看不出小型地块除去使其所有者坚持不懈地辛勤劳作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值得称道的。的确，有必要对读者强调的是，虽然我见到许多小型自耕农的耕作糟糕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是土地所有者的辛勤劳作都是极其显著的，也是值得赞赏的，对此，无论怎样予以奖赏都不过分。这足以证明，在所有的其他因素中，土地所有权是激励人们坚持不懈地从事艰苦劳动的最强大的动力。这一真理的威力之巨大，适用性之十分广泛，以至于我不知道要想诱劝附近的村民到山上去开荒种地，除了承诺他们可以获得那里土地的所有权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事实上，在良格多克山区以及其他地方，我都看到了村民背着竹筐驮运泥土、对自然生成的不毛之地加以改造的情况。”

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位著名的农学家以及大规模土地耕作制度的鼓吹者的经验理解为，如果由自耕农耕种的小型地块的面积不是非常小的话，即达到无法使每一个家庭拥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得到充分利用的地步的话，则自耕农制度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他经常强调的理由是，尽管农民们怀有很大的热情去运用他们的知识与智慧所能确定的一切办法去改良那块家传的小型地块，但是，如果这块土地的面积太小，那么，他们的时间一定会有所浪费。为此，他建议制定法律，规定土地细分的限度。在某些农村，土地的分割已经超出了当地资本的状况与主要农作物的性质所允许的限度，但却仍然在继续分割。对于这些农村而言，他的这种主张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分给每位农民的土地，即使他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但小到使他无法维持舒适生活的地步，那么，这种制度将具有小型自耕农制度的全部弊端，但却不具有其的任何优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或者必须依靠自己土地的产品过非常贫困的生活，或者像没有土地时经常所做的那样，依靠打工的工资收入过活。不过，如果附近所有农场的土地面积所差无几，则他找到工作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由此可见，自耕农制度的优越性得以体现的条件是，土地的分割不是过细，即需要这些土地供养的人数，相对于由这些人耕种这些土地所生产的产品的比例，不是很大。这一问题与大多数有关劳工阶层生活状况的问题一样，也归结为一个人口问题。这样，小型自耕农制度对于人口的过度增长是产生了刺激作用还是产生了抑制作用了呢？

【注释】

[1]沃兹沃斯先生在其介绍英国北部湖泊地区风光的一篇短文中作了如下描述：在溪谷的上游一带，几百年来有“一个由牧羊人和农夫建立的理想的国家，这些牧羊人和农夫大都是其所占有并耕种的土地的主人。每个人的耕作仅够养活自己一家人，或者偶尔地招待一下左邻右舍。各家各户都饲养两三头奶牛以获取牛奶和奶酪。教堂是唯一一座高耸于农宅之上的建筑，宛如这个纯朴的国家的最高首府；这个位于一个强大帝国中央的国家的成员，建立起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组织健全的社团，环绕四周的壁立如屏的群山，成为这个国家的制度的设计者与监管人。这里既没有身世显赫的贵族、骑士，也没有地主、乡绅，不过，这些为数众多的地位低下的子民们却清醒地意识到一点，他们走过并且耕种的这片土地，五百多年来一直归与他们具有相同姓氏、相同血缘的人们所有……在这些溪谷中种植的谷物不多不少，刚好可以满足每个家庭对于面包的需求。多雨而潮湿的天气敦促他们在山坡上用石块搭建起一间间小屋作为羊群的庇护所，在刮风下雨的日子里，他们便在这些小屋中喂养羊群。每家每户都用自家的羊毛纺织布料和缝制衣服，到处都有纺织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也由自己纺织出的产品予以满足，他们依靠肩扛、手提或者更经常地通过马驮把布料运送到市场上去卖，每周都有一个小小的商队下到山谷底，或者翻山越岭前往最近的市镇。”（参见：《英国北部湖泊地区风光随笔》，第三版，第50～53 页，以及第63～65 页）

[2]《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集Ⅲ。(www.daowen.com)

[3]在另一部著作中（《新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卷，第3章），西斯蒙第先生写道：“当我横穿几乎整个瑞士以及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几个省份时，我从不需要询问某一块土地是属于自耕农的还是农场主的。只要土地得到精心耕种，农民工作愉快，田园装点一新，便可以断定，这是自耕农的土地。然而，暴虐的政府是有可能摧残人们因为拥有土地而享有的安乐生活与焕发出来的聪明才智的；税收有可能夺走土地最好的产品；蛮横的政府官吏有可能扰乱农家的宁静；由于无力对抗有权有势的邻居有可能在人们的心中埋下沮丧的种子。因此，在重归撒丁王统治的那个美丽的地方，自耕农与打短工的人一样，穿着褴褛不堪。”西斯蒙第先生在这里所提到的是萨瓦地区，那里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自耕农，然而，根据可靠的报道，他们的处境都极为艰难困苦。不过，正如西斯蒙第先生接下来所指出的那样，“仅仅信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原理是徒劳无益的，单靠它并不足以带来利益，但是它至少可以减少弊端”。

[4]参阅：英格利斯的《1830 年的瑞士、法国南部与比利牛斯山区》，第一卷，第2章。

[5]同①，第一卷，第8、10章。

[6]自从我在本书中写下这段文字以来，伯尔尼州在制定和实施《济贫法案》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我对于这些变化的性质与细节尚不甚了解，故而不便在此对其多加评论。

[7]参见：格罗尔德·迈尔·冯·克诺瑞的《瑞士历史地理统计图表》，第一编，《苏黎世州》，1834 年，第80 ～81 页。他还说，在苏黎世的某些村庄，所有的土地均被抵押出去了。然而，不能因为债务总额很大，就断定每一位自耕农都身陷债务的泥潭。例如，在沙夫豪森州，据说几乎全部土地都被抵押出去了，但是抵押金额很少超过这些土地注册价值的一半（爱德华·埃默森：《瑞士历史地理统计图表》，第十二编，《沙夫豪森州》，1840 年，第52 页），而且抵押贷款通常都是用于土地的改良与开拓（普皮科费尔：《瑞士历史地理统计图表》，第十七编，《图尔高州》，1837 年，第209 页）。

[8]《图尔高州》，第72 页。

[9]凯先生在其著作（《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状况与教育》，第一卷，第126 页）中援引了赖欣施佩格（《土地问题》）所发表的观点：“在欧洲，以最完善的方式兴建面积最为广泛、耗资最为巨大的草场以及田地灌溉设施的地方，乃是那些经过细致划分土地且土地掌握在小型自耕农手中的地方。他列举了环绕巴伦西亚的平原、法国南部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沃克吕兹与罗纳河的布依、伦巴第、托斯卡纳、锡耶纳区、卢卡、贝加摩、皮埃蒙特以及德国的很多地方作为例证，说明在欧洲的这些地方，土地都是在小型自耕农中间经过细致的划分的。在所有这些地方，都由小型自耕农自行兴建并且维护着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基本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与设施；这表明，通过联合，他们有能力完成需要巨额投资才能完成的工程。”

[10]莱恩：《挪威生活记事》，第36～37 页。

[11]《一位旅行家的笔记》，第299 页及以后各页。

[12]瑞士农民共同出资合作生产奶酪的方式，值得人们关注。“瑞士的每个教区通常都从弗赖堡州格吕耶尔地区雇人进行放牧并且制作奶酪。平均每四十头奶牛需要雇用一位奶酪师傅、一位挤奶工和一位牧羊人。每头牛的主人每天记下牛奶的产量。奶酪师傅及其助手负责挤牛奶、收集牛奶并且制作奶酪。每一季度末，每头牛的主人将得到他那一份奶酪，重量与其牛的牛奶产量成比例。这种合作生产的方式取代了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当初每个人只能加工三四头牛产出的奶，现在他们则能够得到重量相同而质量却好得多的奶酪，因为这些奶酪是由专业人员制作的。人们按照每头牛一定量的钱数或者奶酪数对奶酪师傅及其助手进行支付，有时候他们也可以承租奶牛，付给牛主钱或者奶酪。”（参见：《一位旅行家的笔记》，第351 页）。在法国的汝拉，人们采用了一种与此相同的生产方式。详见拉维涅的《法国的农村经济》，第二版，第139页及以后各页。在这种趣味盎然的联合劳动的实例中，最令人关注的一点是，对于雇工的整体上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又必须得到实践的证明。

[13]《德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7 页。

[14]参阅：《德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40 页。

[15]同①，第44 页。

[16]同①，第50 页。

[17]卡尔·劳：《论帕拉蒂纳特特别是海德尔堡地区的农业》，海德尔堡，1830 年。

[18]《德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 ～16 页。

[19]参看约瑟夫·凯（其为文学硕士、高等法庭法律顾问以及剑桥大学的走读学士）所著的《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状况与教育；显示外国的小学教育与地产分割的成果》，第一卷，第138～140 页。

[20]参阅：凯的《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状况与教育；显示外国的小学教育与地产分割的成果》，第一卷，第116～118 页。

[21]参阅：《地理学词典》的“比利时”词条。

[22]《佛兰德的农业》，第11～14 页。

[23]参阅：《佛兰德的农业》，第3 页。

[24]同①，第13 页。

[25]同①，第73 页及以后各页。

[26]参阅：《佛兰德的农业》，第81 页。

[27]人们后期所议论的有关比利时的贫困，不论这种贫困是否具有永久性，似乎都仅仅局限于从事工业生产或者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业生产的那一部分人口，并且是由对于比利时工业品的需求的减少所造成的。
除去前面我们已经引用的有关德国、瑞士和比利时的证词之外，还可以援引尼奥尔有关罗马坎帕格纳的证词。他在发自蒂沃里的一封信函中这样写道：“凡是拥有世袭的农场主或者小型自耕农的地方，都焕发出一派勤劳上进、恪守诚信的精神风貌。我相信，如果有人愿意将其所拥有的大块地产用于建立小型的自由保有土地的制度的话，那么，山区的抢劫行为就一定会销声匿迹。”（参见：《有关尼奥尔的生活与信件》，第二卷，第149 页）

[28]参阅：威廉·托马斯·桑顿的《为自耕农制度仗义执言》，第99～104页。

[29]参阅：威廉·托马斯·桑顿的《为自耕农制度仗义执言》，第38 页。

[30]同①，第9 页。

[31]同①，第32 页。

[32]参阅：阿瑟·扬的《法国游记》，第一卷，第50 页。

[33]同①，第88 页。

[34]同①，第51 页。

[35]参阅：阿瑟·扬的《法国游记》，第一卷，第56 页。

[36]参阅：阿瑟·扬的《法国游记》，第一卷，第322～324 页。

[37]同①，第325 页。

[38]同①，第357 页。

[39]同①，第364 页。

[40]同①，第4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