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前面的论断中可以看出，生产的增长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资本的短缺，二是土地不足所造成的限制。生产的中断或者是因为实际积累的欲望的不足，无法促进资本的进一步的增长；或者是因为虽然拥有多余收入的人可以节省一部分收入，但是社会可以支配的土地的有限性，无法使增加投入的资本获得与他们的节省相匹配的回报。

某些国家的积累观念，像亚洲许多国家的积累观念一样淡薄。在这些国家中，人民既不储蓄也不为获取储蓄的能力而工作，除非受到巨大利润的诱惑。不过，如果等待获利所需要的时间较长的话，那他们也不会进行储蓄。在这些地方，不是生产非常落后就是仍然依靠人力劳作，究其原因或者是资本匮乏，或者是缺少引进以自然力替代人力的发明创造的远见卓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并且强化实际积累的欲望。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首先，建立良好的政府；对于财产提供更为全面的安全保障；减轻税收负担，杜绝以税收的名义随意横征暴敛的行为；实行更为长期的、更为先进的土地租赁制度，在可能的限度内，保证耕种者所贡献的劳动、技能和节省获得不可分割的相关利益。其次，提高公众的智力水平；抵制一切不利于劳动积极性有效发挥的习俗或者迷信行为；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使人们积极追寻新的理想和目标。再次，引进能够提高追加资本的收益水平的且与较低的积累欲望相适应的外国技术；输入外国资本以便使生产的增长不再完全依靠国民节俭的习惯以及深谋远虑的能力，在为国民提供可资效法的榜样的同时，使国民获得新的观念，打破传统的禁锢，即使不能改进国民的实际状况，也趋于使他们产生新的欲望，拥有更大的抱负，并且更加关注未来。这些考虑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所有的亚洲居民，以及文明程度和工业化程度不高的部分欧洲国家，诸如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和爱尔兰。

§2.不过，也有另外一些国家（英国位居首位），其所具有的无论是努力奋斗的精神，还是实际积累的欲望，都不再需要通过任何激励予以增强。在这些国度中，人民为了微薄的酬劳而勤奋工作，为了蝇头小利而大量储蓄。在这里，尽管从整体上看，劳工阶层节俭的程度尚不尽如人意，但是，社会上较为富有的阶层所具有的积累精神，则需要有所收敛，而不是继续加强。如果在这些国家中资本的增长不曾由于资本的收益大幅度地减少而遭到抑制或者停顿的话，则这些国家的资本永远都不会发生短缺。正是收益加速递减的趋势在发挥作用，导致这种趋势产生的增长常常与生产者的状况的恶化相伴，而这种趋势，它将及时地使生产的增长整体上停顿下来。这是由土地生产的条件所决定的一种必然的、固有的结果。

在所有已经跨越农业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中，由于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粮食需求的每一次加大，在公平分配的条件下，将总会使每个人分得的份额有所减少，除非生产同时得到发展。如果已经没有尚未耕种的肥沃的土地，或者没有促使产品价格降低的新的方法的改进，那么，不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劳动的投入就根本无法实现生产的进一步增长。人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或者减少粮食的消费，或者通过部分地牺牲其他的日常享受换取他们通常所消费的食品。在很多情况下，尽管人口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必然趋势并未充分显现，这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持续发展的改进不断涌现，因为人类的发明创造使人类的劳动变得更为有效，可以使人类与大自然不断地进行势均力敌的抗争；一旦人类的大量需求将原有的资源消耗殆尽，那么，人类就从大自然难以驾驭的力量中再攫取新的资源。

由此可以得出一项重要的推断，即并非像许多人所认定的那样，只有在财产的状况非常不均衡的条件下才有限制人口数量的必要。在任何一定的文明程度下，较多的人口总体上无法像较少的人口那样得到良好的日常供给。人口过剩所导致的惩罚并非来自于社会的不公平，而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吝啬。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甚至并未加剧这种不幸，而只是促使某些人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幸。人口的增长在增加嘴的数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双手的数量的这种说法是过于轻率的。新的嘴与老的嘴一样，需要消耗同样多的食物，然而，新的双手却生产不出与老的双手所生产的同样多的粮食。如果所有的生产工具都作为共同的财产，为全体人民所拥有，同时，产品在人民中间以绝对平均的方式加以分配，那么，一个能够以这种方式构成的社会的生产就能够充满活力，产品充裕富足，与当前的情况一样，这里所有的人口都会生活得非常舒适。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基于人民现有的习惯，受到这种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刺激，在略微多于二十年的时间内，人口就会翻一番，届时，他们的生活条件将会怎样呢？除非生产技术在同一期间内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进，否则人民必须耕种劣质的土地，并且在优质的土地上为获取微薄的回报做出更大的投入，才能满足如此之多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由此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将变得比以前更为贫困。如果人口继续以相同的速度增长，那么，每个人只可能拥有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将会迅速到来；而之后不久，没有人可能拥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的时代也将到来，并且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还将因人口的死亡而终止。

无论是现在还是任何其他时期，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的产量是增加的还是减少的，人民的平均生活状况是改善的还是恶化的，均取决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快于还是慢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当人口的密度达到某种程度并足以使人们获得劳动联合所带来的主要利益之后，每次人口进一步的增长都将使人们的平均生活状况遭到损害。不过，技术进步具有相反的作用，可以对由于人口增长所造成的生活状况的恶化产生抑制作用，甚至可以使生活水平不断有所提高。在此，我们必须从广义上理解技术进步的含义，它不仅包括产业领域的新的发明创造，或者原有的发明创造的推广和应用，还包含机构、教育、舆论以及所有一般性的人类事务方面的进步，只要它们趋于对生产提供新的激励和便利即可，这与所有的技术进步所具有的作用相同。如果一国生产能力的提高能够与人口增长所要求的产量的增长同步的话，那么，为了获得增加的产量，就不再需要耕种比已经耕种的最为贫瘠的土地还要差的土地，或者在收益已经递减的原有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或者至少这种能力的削弱可以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劳动的效率的提高而得到补偿。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增长的人口可以获得供养并且保持不变的生活状况。但是，如果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出现停顿或者遭到削弱，而人口增长的势头却不减，如果仅处于现有的控制自然要素的能力之下，却要求这些要素提供更多的产量，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产量提供给增长的人口，除非在平均的水平上要求每个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减小从总产量中所获得的平均份额。

事实上，在某些时期，人口的增长在二者之中位于前列，而在其他时期，技术进步位于前列。在法国革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不过技术进步，至少农业方面的改良，似乎更为缓慢，因为虽然并未出现促使贵金属价值下降的情况，但是谷物的价格却在大幅度上涨，致使英国从谷物的出口国转变为谷物的进口国。但是，这一证据尚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在该世纪的前半叶，丰收年景虽然很多，但是丰收年景却没有延续到该世纪的后半叶，结果造成后半叶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尽管社会的发展十分正常。在此期间，制造业的改进或者进口商品成本的下降，是否能够对于土地劳动的递减的生产能力给予补偿，这尚难以确定。不过，自从瓦特、阿克赖特和他们同时代的人进行伟大的机械发明以来，劳动的收益的增长很可能与人口的增长并驾齐驱；而且，如果收益的增长没有引起人类固有的繁殖能力增强的话，则收益的增长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农业生产进展神速，甚至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来说，土地提供了更多的产量；即使在废除《谷物法案》、极大地缓解当时的人口对于生产所造成的压力之前，粮食的平均价格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然而，虽然技术进步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保持与人口的实际增长同步，甚至超过人口的实际增长，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改进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人口的增长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速度。实际上，如果人口不能得到控制，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控制住人类生活状况恶化的势头。如果人口能够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并且实现与已经进行的改进相同的改进，则国家或者全体人民必将获得比现在的收入还要更高的收入。通过技术进步从自然界获取的新成果，将不会全部单纯地用于供养更多的人口，尽管总产量不会如此之大，但是人均产量一定较高。

§3.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技术改进的速度，那么，该国除非以越来越不利的条件耕种原有的土地，否则就必须通过扩大劣质土地的耕种来满足人们日益增大的食物需求，从而使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难度不断加大。不过，即使人民没有改变与人口增长速度有关的习惯，也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使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得到缓解：一种措施是从国外进口粮食，另一种措施是进行移民。(www.daowen.com)

从外国输入较为便宜的粮食所产生的影响，与可以使国内粮食生产成本降低的农业方面的发明创造所产生的影响相同，它同样提高了劳动的生产能力。从前的利益所在是，用一定数量的粮食供养从事粮食生产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现在的利益所在则是，可以用较多数量的粮食供养从事棉花、工艺品或者某些其他用于交换粮食的商品的生产的相同数量的劳动力。这种改进与另一种改进相类似，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了劳动生产能力下降的势头。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另一种情况相类似，劳动生产能力下降的颓势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恰如退去的潮水重新又上涨一样。的确，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当某个国家从整个地球上的如此广阔的区域面积上获取粮食时，而占据地球一小角落的该国，其人口的增长对于这一广阔区域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使该国的人口已经增长两倍或者三倍，也不会有人感觉到生产的发条已经被上紧，或者全球的粮食价格已经开始上涨。不过，这种考虑忽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并非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地区，而仅仅是海运或者河运便利的地区，有可能提供所需要的进口粮食。大多数国家的沿海地区，往往都是人口定居最早因而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很少有剩余的粮食。因此，粮食的主要供给来源是可以通航的狭长的大河流域，诸如尼罗河、维斯杜拉河或者密西西比河沿岸，而且在地球上土地肥沃的这些地区中，人口尚未过快增长，因而无须为随时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的需求而加倍生产，并使土地的生产能力遭到削弱。在当前的交通条件下，有些国家根本无法从内陆获取充足的粮食供给，通过改善道路状况，最终通过开凿运河并且修筑铁路，并不是不能克服这一障碍，但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现在除美国外，所有粮食出口国在这一方面的进展都非常缓慢，而且，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进展也将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除非其人口增长得到有效的控制。

其次，即使粮食的供给来自于粮食出口国家的全部地区，而非一小部分地区，但粮食的总量也是有限的，并且不可能在不增加相应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它们。可以将粮食出口国分为两类：一类是实际积累欲望很强的国家，另一类则是实际积累欲望较弱的国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实际积累欲望较强，它们的资本增长迅速，粮食产量有可能得到非常迅速的提高。但是，在这些国家中，人口的增长也异常迅速，它们的农业生产既要满足本国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也要满足粮食进口国家的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因此，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它们必然很快地就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或者耕种与现有土地相当的但是相对遥远的交通不够便利的土地，或者采用类似于古老国家所采用的相对于劳动与花费来说生产能力低下的耕种方式进行耕种，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粮食。

不过，粮食价格很低同时工业也很繁荣的国家非常少，只有将文明的生活方式全部传播到富饶但是尚未开垦的土地上的国家才具备这样的特点。那些出口粮食的古老的国家之所以出口粮食，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工业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因为它们的资本的增长，并且因此人口的增长，尚未达到足以促使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地步。俄国、波兰以及多瑙河平原上的各个国家就是如此。在这些地区，实际积累的欲望非常弱，生产技术极不完善，资本短缺，资本的增长，特别是源于国内资源的资本的增长，非常缓慢。当其他国家对于粮食的需求加大时，它们只能非常缓慢地增加粮食产量来满足出口粮食的需要。为此，它们所需要的资本不可能从其他行业中获得，因为这样的行业根本就不存在。俄国人和波兰人目前不生产英国用于与他们交换粮食的棉布和金属器具，他们没有这些行业。由于生产者可能因市场对其产品开放而受到激励并努力工作，因此可以预期，从他们那里及时得到所需要的粮食有时也是可能的；不过，在由农奴或者刚刚摆脱奴役状态的农民构成的国家中，人民所具有的习惯往往不利于提升这种努力工作的精神，即使在大变革时代，他们这些习性的转变也很缓慢。如果需要大幅度增加资本的支出才能提高粮食产量的话，那么，只有通过在新的商品以及更为广泛的通商的刺激之下所发生的缓慢的节省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很可能快速增长），或者通过外国资本的输出，才能获得所需要的这些资本。如果英国想要迅速增加从俄国和波兰进口的粮食的规模，那么，英国的资本就必须输出到这两个国家以便生产这些粮食。然而，这样做将会遭遇诸多困难，这无异于使英国处于巨大的劣势之中。这种劣势源于语言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习俗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及制度与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无数的障碍；而且，最终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资本将极大地刺激当地的人口的增长，并且很可能将使几乎所有利用这些资本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在尚未出口之前即被消费一空。因此，如果不是采用几乎唯一应该采用的方式，通过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思想，对这些国家的落后的文明给予刺激的话，则依靠这些国家增加出口，满足其他国家迅速的、无限增长的粮食需求，是不现实的。但是，提高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无论是粮食出口国的人口还是粮食进口国的人口，都会大幅度的增长，因此，与某一较小的具体国家的情况相比，对于欧洲整体而言，这种输出资本的方式对于粮食价格因为需求的增长而上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

因此，无论何时，只要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技术改进的速度，那么，劳动收益递减的规律就不仅仅适用于粮食自给的国家，而且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愿意从粮食最为便宜的地区进口粮食的国家。诚然，粮食价格的突然下跌无论它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都会像突然实现的技术改进一样，会使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滞后一两个阶段，不过，这并不会改变事物发展的过程。与粮食自由贸易的反对派和狂热派所设想的情况相比，伴随着自由进口所发生的某个偶然性事件，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暂时性的影响。玉米或者印度的粮食，在数量上足以供养整个英国，如果不考虑营养成分方面的差别的话，它们甚至比马铃薯还要便宜。如果用玉米代替小麦作为穷人的主要食物，则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的生产能力必将得到大幅度提高，并使供养家庭的开销大幅度减少，即使英国的人口开始像美国的人口那样快速增长，但大概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超越通过进口所获得的粮食的供给。

§4.除去进口粮食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使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对于土地的而非资本的生产能力所造成的压力予以缓解，这就是移民，尤其是以殖民方式所进行的移民。从现有的情况来看，这种方法的成效是真实的，因为它寻求所有尚未开垦的肥沃的土地，如果某国国内就有这样的土地，那么，通过移民就有可能使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得到满足，却又不会使劳动的生产能力有所下降。因此，当殖民地近在咫尺，而且人民的习性与志向适宜迁移时，这种方法将完全有效。从美利坚合众国较为古老的地区向新开拓的疆土进行移民，就其全部计划与目标而言，实际上均属于殖民，使人口得以不受限制地在全国范围内移动，这既未降低劳动的收益，也未增加谋生的困难。如果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内地与大不列颠的距离，就像威斯康星和艾奥瓦与纽约的距离一样近的话，如果过剩的人口无须漂洋过海就可以抵达那里，而且他们像自己的新英兰亲属那样具有冒险的、不眷恋故土的性格的话，那么，这些无人居住的大陆就会对联合王国提供与美国的新州对老州所提供的相同的服务。事物的发展具有一定之规，尽管有组织的移民是迅速缓解人口压力的唯一方法，并且尽管在爱尔兰遭受土豆歉收、废除《济贫法案》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基本租赁制度三重作用的特殊情况下，危机时期所发生的自发性移民的规模，均比任何国家计划所实现的移民规模都要大，但是，仍然有待于实践经验予以证明的是，能否长期采用移民措施，像美国那样，化解每年（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增长时）增长的人口中，超出在同一较短期间内所实现的技术水平的进步所导致的社会所有中等家庭的生活趋于窘困的人口。除非可以做到这一点，否则，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移民也并非一定能够阻止人口的增长。在此，我们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与殖民有关的实际问题，对于古老的国家来说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进行殖民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等，均将在本著作后面的章节中得到较为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