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不同于其他生产因素——劳动与资本，它不能无限地增长。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生产能力较高的土地的面积则更是有限。任何一块土地上的产量显然也不是无限的。有限的土地的数量以及有限的土地的生产能力，是对生产增长的真正的限制。

关于它们受到最终的限制这一点，人们早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不过，因为这种最终的限制点从未真正到达过，因为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将能够生产粮食的土地全部耕耘，因而无法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粮食（纵然没有考虑农业知识的新的进展）；同时，也因为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土地尚未得到耕种，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并且首先自然而然地设想，在现阶段，这项资源对于生产或者人口的限制还无限遥远，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必要实际考虑这一限制规律。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为严重的一个错误。与其他问题相比，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它涵盖了在一个富裕勤劳的社会中，与产生贫困的原因有关的全部问题。除非彻底理解这个问题，否则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是毫无意义的。

§2.土地的性质对于生产的限制并非像固定在一点不可移动的墙那样，除了使运动的物体完全停止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阻碍作用。我们不妨将其比作弹性很大、伸缩自如的橡皮筋，它从未被拉得过紧，以致达到无法被进一步拉长的地步；不过，在其远未达到最后的极限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察觉到它所承受的张力，并且越接近极限，它承受的张力就越大。

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而且并非是非常高级的阶段时，土地生产的规律是，在农业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与劳动的增加量不成比例；双倍的劳动不能获得双倍的产量，或者，对换一种表述方法，即产量的每一次增长都需要以更高的比例对土地投入劳动。

农业生产的这一基本规律是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命题。如果规律不是如此，那么，几乎所有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有关的现象，都将与现在的两样。对于我们的问题，人们普遍所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过于关注接近表面的因素，而对作用于这些因素之下的规律缺乏认识，错误地将这些因素视为产生影响的终极原因。实际上，只有决定事物本质的规律才能影响这些方式和形态。

显然，在为了提高产量而不得不耕种劣等土地的情况下，产量不会与劳动按照相同的比例增长。所谓的劣等土地，指的就是投入相同的劳动只能获得较低产量的土地。劣等土地可以是肥沃程度偏低或者地理位置较差的土地。在一种情况下，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性劳动使农作物生长，在另一种情况下，则需要大量的生产性劳动将农产品运往市场。在工资、肥料等支出一定的条件下，如果土地A能够生产出250 吨小麦，那么，为了再生产出250 吨小麦，必须耕种肥力较差或者距离市场较远的土地B，这样，消耗在这500 吨小麦上的成本必将超过当初生产250 吨小麦的成本的2 倍，农业产量增加的比率将小于为生产它所使用的劳动的增加的比率。

当然，人们也可以不耕种土地B，而是对土地A 进行精耕细作从而使产量增加。可以对土地翻耕或者耥耙两次而不是一次，或者三次而不是两次；也可以对土地进行深翻而不是浅犁；或者为使土壤变得松软可以在犁地之后锄地而不是耙地；或者可以经常更多次地清除杂草；或者使用加工精良的农具；或者施用较多、较好的肥料并尽力使之均匀地掺和进土壤中。这些是使同一块土地生产出更多产品的不同方法，而且，为了获得更大的产量，通常必须采用其中的一些方法才能达到目的。但是，需要耕种劣等土地的事实表明，这些方法的使用将导致支出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劣等土地或者远离市场的土地，当然提供的回报较少，它们不可能在不增加成本——不增加价格——的条件下持续供给产品，以满足增长的需求。与最初生产时相比，如果优质土地的所有者或者农场主在不必提高成本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就可以持续地供应市场进而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对其他生产者进行抛售并占据整个市场。诚然，肥沃程度不高或者距离市场较远的土地的所有者为了生活或者自立会耕种这些土地，但是绝不会有人为了获取利润而耕种它们。这些土地所提供的利润足以吸引资本对其进行投资这一事实表明，对于那些较好的土地所进行的耕种已达到了某一点，超过这一点，持续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所获得的收益，在最好的情况下，都不会比以相同的成本从肥沃程度较低和地理位置较差的土地上所获得的收益更高。

英格兰、苏格兰已经在充分开垦的地区实现了精耕细作，这是为了提高土地产量开始在较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耕种的征兆和结果。与在更好的土地上进行耕种相比，如此精耕细作消耗了更高的生产成本，并且需要相应地提高产品价格才有可能获取利润；而且，如果能够获得对肥力相同但尚未开垦过的土地进行耕种的话，那么，人们就不会采用这种耕种方式了。当人们有机会获得与已经耕种的土地肥力相同的未经耕种的土地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时，就无须采用欧洲这些最精细的耕种方式进行耕种进而从土地中获取更多的产量。土地的使用以这样一点为限，在该点刚好获得相对于投入的劳动而言的最高收益，但是不能超过它，一旦超过它，额外的劳动将被投放到其他的地方去。一位富有才智的旅行家在美国发现，^[1]“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英国人才有可能接受这种收获不高但却似乎漫不经心的耕作方式（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人们忘记了这里的土地是如此充裕，劳动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必须寻求与人口众多的国家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但即使是这样，在完成需要使用劳动的工作时人们仍不会那么满意和完善”。似乎对于我来说，在提到的这两个原因中，是充裕的土地，而不是昂贵的劳动，更正确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因为不论劳动有多么昂贵，当粮食匮乏时，人们总是会优先将劳动用于粮食生产的。不过，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将劳动投放于新开垦的土地上，能够比将劳动用于原有的土地的精耕细作上发挥出更大的效力。只有当没有任何可供开垦的土地，或者由于距离市场太远，或者由于土地肥力太低，必须提高产品价格才有利可图时，欧洲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才有可能在美国的土地上显现出优势。也许城镇的近郊除外。在那里，运输费用的节省可以抵补土地本身较低的收益。正如美国的耕作方式不同于英国的耕作方式，而英国普通的耕作方式不同于佛兰德的托斯卡纳或者拉夫罗岛的耕作方式一样，在那些地方，通过大量的劳动的投入便会获得更多的产量。不过，这种耕作方式不会给仅仅关注利润的投机商人带来任何好处，除非他们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毫无疑问，对于现在所阐述的原理，我们必须给予一定的解释和限制。即使在土地已经得到精耕细作、单纯增加劳动投入或者增加普通肥料的施用量已经无法获得与支出成比例的回报的情况下，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大量额外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对土地本身进行改良，建设排灌系统或者施用长效肥料，并且获得与已经投入的任何一部分的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回报同样丰厚的回报，甚至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不过，如果资本总是在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方式，并且总是能够找到这种使用方式的话，那么，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如果这种最为有利的投资方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回报的话，那么，人们是可能作出这种选择的。不过，只有当产业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时才行。而且，即使在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土地资产和土地租赁有关的法律和习俗，也经常会对一国的可支配资本自由地投向农业改良产生阻碍作用。因此，有时一些国家仍然需要通过精耕细作，以较高的成本增加粮食的供给，以便满足人口增长所增加的粮食需求，并且即便在知道可以采用无须提高成本的耕种方式时，情况也可能如此。毫无疑问，如果来年的可支配资本充足，可以在现行价格下对联合王国的土地进行众所周知的并且共同认可的土地改良，使产量增加的比率与支出增加的比率一样大或者更大的话，那么，结果是（特别地，当我们把爱尔兰也包括在假设之中时，情况更是如此）将不再需要耕种劣等土地，可能也不再需要耕种现在已经耕种的大部分低产土地或者位置不佳的土地了；或者（如果所说的改良不适用于优质土地，而更适用于劣等土地并可以将其改造成良田的话）耕作方式的改变整体上可能主要体现在减少肥料施用量或者加大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等方面，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倒退到与美国的耕作方式的特点更为接近的状况，这样，只有将不易改良的劣等土地完全放弃才行。而且，全部耕种土地的总产量相对于所耗费的劳动的比例将比以前有所提高，同时，土地所遵循的收益递减的一般规律在此范围内暂时不再适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人敢断言仅仅耕种最优质的土地以及虽非优质但位置最佳的土地，就可以提供国家所需要的全部粮食产量。毋庸置疑，很大一部分产量将会继续在较为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所获得的回报率也将比土地肥力最优与位置最佳的土地上所获得的回报率要低一些。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人们所需要的供给量不断增加，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必将重新发挥作用，届时只能以更高比率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增大的产量。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的产量随着所用劳动的增加而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一事实，经常受到忽视而不是否定。然而，这一规律受到了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凯里先生的直接抨击。他坚持认为，农业生产的实际规律与此刚好相反，也即与劳动的增加相比，产量增加的比率更大。换言之，农业生产对劳动提供了一种不断递增的收益。为了证实这种论断，他辩解道，耕种并不是从较为肥沃的土地上开始的，然后随着需求的增加扩展到劣质土地上，而是从劣质土地上开始的，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扩展到了较为肥沃的土地上。在任何一个新开垦的国家中，定居者都是从处于较高的位置的贫瘠的土地上开始耕种的，人们不会首先耕种河边肥沃而且温润的土地，因为它们是滋生病菌的温床，为了排掉它们的积水，需要投入大量且长期的劳动。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耕种才像实际情况那样逐渐移至山脚，因而地势较低的肥沃的土地通常是（他甚至说普遍是）最后才得到耕种的。这些论断以及凯里先生从中得出的许多推论在他最近费尽心机出版的《社会科学原理》一书中，得到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这些论断推翻了他所谓的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所有的实际结论，尤其是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

从相关的舆论来看，凯里先生的确列举出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对于若干政治经济学界的最高权威人士，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所提出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新开垦的国家的首先耕种的土地。在人口稀少、资本匮乏的国度，需要大笔费用予以开垦的土地一定不会首先被耕种，尽管当时机成熟之后，这些土地的产量要高于较早耕种的土地的产量，并且不仅绝对产量高，而且相对于所使用的劳动的产量也要高，即使我们将最初投资开垦的土地也包括在内，情况也是如此。不过，并未有人声称，收益递减规律从社会建立之初就会发生作用，虽然有些政治经济学家可能认为该项规律发挥作用的时间早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时间，但是它的确很早就发挥作用了，这足以支持他们根据此项规律所得出的相关结论。凯里先生将很难武断地认定在任何古老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在现在或者若干世纪以来，那些闲置的土地从自然条件来看，要比那些已经耕种的土地更为肥沃。即使根据他自己的标准——土地所处的位置——加以判断（我无须指出哪种标准究竟有多么不完善），但英国和法国现在尚未耕种的土地是否位于平原地带或者河谷呢？而已经耕种的土地是否位于丘陵地带呢？尽人皆知，情况刚好与此相反，处于闲置状态的土地都是地势较高的、贫瘠的土地，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的耕种将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地区扩展，以满足扩大耕种面积的需要。也许一个世纪会有一次需要将贝德福德蓄洪区的水抽干，或者将哈勒姆湖的湖水排尽，但是这些均属于事物发展进程中的微不足道的短暂的例外，而且在所有文明的国度里，这种情况均已经不复存在了。^[2]

凯里先生本人无意间有力地证明了他意欲反对的规律的正确性，因为他所极力坚持的论断之一是，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土地初级产品的价格具有稳步上升的趋势。现在，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证明，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以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所衡量的生产成本趋于上升。作为一般的规律，如果对土地所增加的劳动可以使收益以更大的比例相应增加的话，则随着社会的进步，产品的价格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必然会下降，除非黄金和白银的生产成本以更大的比例下降。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历史上只在两个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次发生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金矿开发之后，另一次则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期。这两个时期除外，在所有其他时期，贵金属的生产成本不是基本稳定就是不断上升。因此，如果农产品的货币价格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趋于上涨的话，那么，无须其他证据便可以证明，当需求的数量较大时，为增加土地的产量所需要的劳动也趋于增加。

我不会走得像凯里先生那样远，我不会断言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将随着人口的增长总是而且必然上涨。趋势虽确实如此，但是这一趋势很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抑制。实际的结果并非取决于一个规律，而是取决于两个相互对立的规律。还有另外一种力量惯于对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产生抑制作用，我们现在需要对此加以讨论。它并不是什么其他规律，而是文明的进步。我之所以使用这种基本而又笼统的表述，是因为它所包括的内容实在太多，根本无法运用明确限定意义的语言将它们全部予以涵盖。(www.daowen.com)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业方面所实现的知识、技能水平的提高与发明的增多。农业改良分为两类：一些改良可以提高土地的绝对产量，但是无须相应增加劳动的投入；另外一些改良不能提高产量，但是可以减少获得相应产量所需要的劳动和开支。推行轮作制度、废除休耕制度便属于前者；推行轮作制度有利于引入农业生产新品种。上个世纪末，通过引进萝卜新品种使英国的农业所发生的变化，被称之为一场革命。首先，这些改良不仅使土地每年都可以收获一次，替代了原先为使土地恢复效力而每隔两到三年就必须休耕一次的制度，而且还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因为饲料的增加使牲畜数目大大增加，从而提供了丰富的肥料，使土地变得更为肥沃。其次，还陆续引进了营养丰富的农作物诸如土豆，或者产量更高的农业品种诸如瑞典的萝卜。在这一类改良中还必须加上对于肥料性质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对于最有效的施肥方法的掌握；使用新的更为有效的肥料诸如鸟粪，以及将过去的废物转化为肥料；深层翻耕方法或者修筑地下暗渠的发明；在繁育或者喂养牲畜方面的改进；将人类消费过程中或者在转化为人类食物的过程中遭到浪费的物品转化为动物的饲料，等等。另一类减少劳动的改良并不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包括改进农具的结构；引进新的节省人力的工具，诸如扬谷机和脱粒机；采用更为巧妙、省力的耕作方式，诸如英国正在缓慢推广的苏格兰的耕作方式，用一个人驱赶两匹马的耕作方式替代两个人驱赶三匹马的耕作方式。这些改良并没有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而是与前一类改良一样，趋于抵消由于人口和需求的增长而上涨的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所发挥的作用，与第二种类型的农业改良所发挥的作用相同。好的道路相当于好的工具。不用说，不论是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还是在将农产品运送到消费地点的运输过程中，劳动都得到了节省。我们也无须额外重申，只要运送肥料的成本有所下降，或者农场内部的运输更为便捷，便都将使耕种本身的劳动有所减少。铁路和运河实际上减少了通过它们运送到市场上去的所有物品的生产成本，同时，理论上也减少了通过它们运输的所有设备和辅助材料的生产成本，通过它们，在农产品的价格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使耕作者无法获得回报的土地也得到了耕种。航运事业的发展在从海外输入食品或者原材料方面，发挥了与此相同的作用。

基于同样的考虑，许多纯粹机械方面的改进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不大，但是都将使粮食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有所减少。冶炼技术的巨大进步将使农业生产工具的价格有所下降，将使铁路、车辆、船只或者房屋，以及许多其他因为铁价昂贵目前尚未用铁制造的物品的成本有所减少，从而将使粮食生产的成本有所减少。粮食原材料加工工艺的改进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利用风力或者水力磨面之初，面包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农业的重大发现，而面粉机结构的任何重大改进，也具有与此相同的影响。运输成本下降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予以了考察。还有一些工程方面的发明，为在地球表面进行的所有大规模的建设提供了便利条件。平面测量技术的进步对于排除部分土地的积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不用说在铁路建设和河运开凿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了。人们利用风动或者气动水泵，对荷兰的沼泽地以及英国的部分土地进行排水作业。在利用河运、蓄水池或者堤坝实施灌溉的地方，机械方面的技能是促使产品价格降低的重要因素。

那些未能在粮食实际生产的任何阶段提供工具方面的便利的制造技术的改进，虽然无助于阻止与劳动成比例的土地收益的递减，然而它却具有另外一种与此相近的作用。尽管这些改进的确不能阻止收益递减的情况，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递减的收益给予补偿。

制造业的全部原材料均来自于土地，其中有许多来自于农业，特别地，农业为服装业提供了各种所需要的原材料。因此，土地生产的基本规律，即收益递减规律，最终一定也会像适用于农业那样适用于制造业。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提高产量的能力越来越低，为获得更多的原材料必然与为获得更多的粮食一样，需要耗费更大比例的劳动才行。不过，原材料的成本通常仅占整个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因此，在工业品的生产中所包含的农业劳动也仅占商品生产的全部劳动的一小部分。随着产量的提高，其余的劳动将不断地并且显著地有所减少。与农业相比，制造业更易于受到机械改良的影响，并实现对于劳动的节省。人们已经看到，劳动分工以及劳动的技能与经济方面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范围以及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的可能性。于是，在制造业中，趋于提高行业生产能力的众多因素，对于趋于降低生产能力的一个因素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且，由社会进步所带动的生产的增长，并未导致成本成比例的增加，而是不断地降低了成本的比例。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工业品的价格和价值迅速下降本身，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在最近的七八十年间所涌现的机械方面的发明，使这种下降加速，而且可以预见，这种下降将会延续下去，并突破可以确切具体加以说明的任何界限。

现在，不难予以想象的是，一般来说，农业劳动的效率将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结果将使粮食的价格迅速上涨，为满足全部人口的需求而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会不断加大。然而，与此同时，所有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的生产能力将会迅速提高，致使大量的劳动可以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同时，不管怎样都可以生产出更大的产量，并且与以前相比，可以从整体上使社会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相关的利益甚至可以惠及到最贫困的阶层；服装与住房价格的不断下降，可以抵补他们因食品价格的上扬所造成的开支。

因此，任何一种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将通过某种方式对农业劳动的收益递减规律产生相反的作用，并非仅有产业部门的改良具有这种作用；政府部门的改进以及几乎所有道德方面的或者社会方面的进步也都会以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试想一个处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之下的国家，国家的税收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产业阶层，这一原则无异于对生产活动予以惩罚，人民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遭受贵族和宫廷的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一场革命风暴摧毁了这种制度，即使仅从提高劳动生产能力的角度来看，难道不能认为这与许多产业发明所发挥的作用相当吗？减轻农业的财政负担，诸如废除什一税，其所产生的作用如同将生产目前的产量所需要的劳动突然减少了十分之一一样。废除《谷物法》，或者废除任何其他使商品无法在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的禁令，均无异于生产的巨大进步。当允许原先为满足狩猎或者其他娱乐目的的肥沃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时，农业总体的生产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众所周知，在英国，《济贫法案》的实施，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爱尔兰，有害的租赁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直使农业的劳动处于无效率的状态。没有比与土地的租赁权和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方面的改进，更能直接地对劳动的生产能力产生影响的了。废除对于地产继承权的限制，降低土地转让的费用，以及推行任何其他促进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都将有助于使土地从不善于经营的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具有经营能力的所有者的手中，用自愿的长期租赁制度以及任何尚可的租赁制度替代爱尔兰的小佃农制度。总而言之，使土地的耕作者能够获得土地所提供的长期利益。所有这一切，正如生产领域中的纺纱机或者蒸汽机的发明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同等重大的进步。

可以说，教育方面的改进也将发挥同样的作用。就劳动的生产能力而言，工人的智力水平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某些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中，工人的智力水平却是如此低下，以至于国家或者企业努力寻求的任何其他可以无限提高劳动生产能力水平的改良，都不如让仅会动手的工人学会如何动脑更好。劳工的细心、节俭和相互信赖，与其智力水平同样重要；劳工与雇主之间的友善关系，以及利益与感情的和谐一致也极为重要，或许我应该说更为重要。因为据我所知，这种朋友之间的合作关系尚不存在。甚至并非仅仅是劳工阶级的智力和性格的改进会对产业的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富人阶层和有闲阶层的较高的智力水平、扎实的教育、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公众意识或者博爱情怀，都将促使他们在国家经济资源的配置、各项制度的建设以及社会习俗的形成方面发起并且促进实现最有价值的改进。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一种最为醒目的现象，法国农业在某些方面落后的部分原因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对于城镇利益与舒适的贪恋，农业的发展原本期望从这个有教养的阶层那里获得良好的影响。有关人类的任何进步，都将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有利于产业生产能力的提高。诚然，在许多情况下，脑力活动的进一步解放与升华，均将降低生产性行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的强度，不过，实际上投入这些行业的劳动却几乎总是会变得更加具有效率。

在依据决定农业生产能力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的本质作出基本论断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略加调整，对于我们有关农业的论述来说正确的东西，就会适用于所有其他从地球上获取原材料的产业。例如，采矿业为增加产量通常必须以更大的比例增加成本；更为糟糕的是，即使为获得相同的年产量，采矿业也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和资本，因为矿藏不会重新生产出已经开采的煤炭和矿石。所以，不仅所有的矿藏最终都将被采掘一空，而且即使它们现在仍未枯竭，但是开采它们所需要的成本也必然越来越高，坑道必须加深，隧道必然加长，需要更大马力的机泵才能将水排尽，需要从更深或者更远的地方将产品运送到地面。因此，收益递减规律无条件地适用于采矿业。当然，生产改进这一制约因素也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采矿业比农业更易于受到机械方面所实现的技术进步的影响；正是在采矿业方面，蒸汽机实现了首次伟大的应用，提炼金属的化学工艺显示出了无限改进的可能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经常出现的情况有助于延缓处于开发状态的矿山日渐枯竭的进程，那就是与之相当的或者更为丰饶的新矿的发现。

总体而言，所有数量有限的自然要素，不仅最终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在它们的这种能力远未达到极限状态之前，它们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所提供的收益就将迅速减少。不过，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任何程度的提高，而且特别地，人类知识的任何方面的扩展，以及由此对于自然要素的性质和力量的进一步掌握，均将使这一规律受到抑制或者暂时的控制。

【注释】

[1]参阅：约翰·罗伯特·戈德利的《美国书简》，第一卷，第42页；同时参见《美国之旅》，第二卷，第82 页。

[2]爱尔兰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由于没有排除沼泽地的水而一直无法耕种。虽然爱尔兰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是不良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使它一直处于贫困与落后的状态。如果能够排除积水进行耕种的话，那么，爱尔兰的沼泽地极有可能成为凯里先生所说的位于河谷地带的肥沃的土地，不过也很有可能仍然属于较为贫瘠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