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中的第一个，并未对生产的增长起阻碍作用。就劳动而言，无论在增长的限度方面还是速度方面都不会成为生产增长的障碍。人口具有按照几何级数的方式和速度增长的能力。如果只有劳动作为生产的基本条件，那么，产量就可能或者自然而然地将会按照相同的比率增长，并且将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直到人类因空间的局限而终止增长为止。

不过，生产还有其他要素，其中之一的资本，这是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内容。在任何国家或者在全世界，人口的数量都不可能超过由过去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所能供养的数量，直到现有的劳动生产出产品为止。在任何国家或者在全世界，生产性劳工的数量都不可能超过由过去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用于供养他们的那部分所能供养的数量，这部分劳动产品是由其所有者为了进行再生产而从享用中节省出来的，它被称之为资本。因而，我们下面将考察资本增长的条件、决定资本快速增长的原因，以及资本增长必然受到的限制。

因为所有的资本都是节省的产物，都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节制当前消费的产物，所以，资本的增长必然取决于两个方面，即能够予以节省的资金的数量，以及进行节省的意向的强度。

能够予以节省的资金的数量，是劳动的产品在向所有与生产有关的人员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后所剩余的部分（包括用于重置原材料以及用于维护固定资本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予以节省的额度都不会超过这一剩余。虽然节省从未达到这一额度，但是不管怎样，总有可能达到这一额度。这一剩余源自于可供生产者享乐的那部分资金，有别于向生产者提供必需品的那一部分资金；它是用于供养所有并不亲自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的资金，也是用于资本全部增量的资金；它是国家真正的净产量。从较为狭义的角度来看，净产量一词，通常仅代表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基于这种观点，资本的净产量仅仅包括资本的所有者重置他们的资本扣除支出之后所得到的报酬，而不包括任何其他的东西。不过，这种概念过于褊狭，让人难以接受。雇主的资本构成了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如果这一收入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开支的话，那么，它将给予劳动者以剩余，劳动者同样可以将其用于享乐，或者予以节省。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可以说，产业的净产量应该把这一剩余包括进去，只有包括了这一剩余之后，国家的净产量才能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有效实力的标准，才能衡量一个国家可以用于公益事业或者用于私人挥霍的能力。这是国家可以随意处置的一部分产品，可以用于实现任何目的，用于满足政府或者个人的任何愿望，也可以用于增加它的满意程度，或者为了将来的利益而予以节省。

这一资金的额度，或者这一净产量，或者这一超出生产者的物质必需品之上的产品的剩余，是决定节省额度的因素之一。供养劳动者之后的劳动产品越多，能够予以节省的额度也就越大，它也部分地决定了实际上将被节省的额度。进行节省的动机的一部分，来自于从节省中获得收入的期望。事实上，用于生产的资本不仅能够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而且能够生产出增加量。通过资本获取的利润越高，进行资本积累的动机就越强。诚然，对于节省产生激励的并不是可以用于节省的全部资金，但它也不是一国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全部净产量，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是构成资本家的报酬的那一部分，并且被称之为股本的利润。然而，即使在给出后面的说明之前，人们也能够充分理解当劳动和资本的基本的生产能力很高时，资本家的收益也很可能会很高，并且，二者的收益之间通常会形成一定的比例，尽管这一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2.不过，节省的意向并不完全取决于激励节省的外部的诱因，即不完全取决于通过节省所获取的利润额。在相同的金钱诱因的作用下，对于不同的个人以及不同的社会来说，节省的倾向性是非常不同的，有效的积累欲望所具有的不同的强度，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不同的性格，而且也取决于社会与文明的基本状况。与所有其他的道德品质一样，节省的意向也是人种之间所展示的巨大的差异性之一，它将因人种所处的环境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则势必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好在已经有了十分令人满意的著作，对这些问题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论述。马尔萨斯先生的杰出的专著已经对人口问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关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同样可以自信地推荐另外一部著作，即雷博士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1]尽管它的名气稍逊点。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像它那样，从原理和历史两个方面透彻地论述决定资本积累的原因。

所有的积累都涉及为将来的利益而需要当前作出牺牲的问题。不过，作出这种牺牲的方式会随着环境状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并且作出这种牺牲的意愿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在决定未来与现在的关系方面，未来所有事务的不确定性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同时，这种不确定性的严重程度也是极不相同的。因此，“所有能够提高供我们在未来实现自己或者他人享受的可能性的因素，都趋于”公平而且合理地“增加有效的积累欲望的强度。因此，适宜的气候或者职业，由于提高了生命延续的可能性，从而强化了这种欲望。人们从事安全的职业，生活在气候宜人的国度，与从事有害于健康的职业、生活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相比，一定更加愿意实行节省。水手和士兵大多是挥霍者。生活在西印度群岛、新奥尔良、东印度群岛的居民都不是悭吝的人。同样的人种，如果移居到欧洲的气候宜人之处，并且尚未沾染奢侈恶习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节俭度日。战争与瘟疫过后，往往盛行浪费与奢侈之风。基于同样的理由，凡是赋予社会活动安全性的事物，都有助于强化这种规律性。从这一方面来看，法律和秩序的普遍建立，对于持久性和平与安定的预期，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2]安全保障程度越高，有效的积累欲望就越强烈。当财产受到威胁或者命运的变动过于频繁与严峻时，根本不会有人再去厉行节约，而那些仍然实行节省的人，则必须得到更高的资本利润率的激励才行，这促使他们宁愿放弃眼前的享乐而选择吉凶难料的未来。

上述这些考虑，从理性的角度影响着人们在以牺牲当前的利益为代价去追求未来的利益时所作出的权衡。但是，作出这种牺牲的倾向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作出牺牲的意愿，实行节省的意愿有时常常毫无理由，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又过于理性。

积累欲望不够强烈可能源自于人们缺乏深谋远虑，或者源于对他人的利益的漠不关心。缺乏深谋远虑既有智力方面的原因，也有道德方面的原因。智力水平低下的个人或者社会总是缺乏远见卓识，似乎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使尚不存在的事物，特别是未来的事物能够对人的想象力和意志力产生影响。只要想象一下我们目前进行的节省有多少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例如，子女的教育，他们生活的改善，其他亲属未来的利益，为提升他人的能力所奉献的金钱或者时间，追求有益于公众或者有益于私人的目标，等等，我们就不难意识到对他人的利益的漠不关心在减少积累方面将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人类普遍处于据某些研究所披露的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那种思想状态之下，对于他们的子女、朋友、公众或者有关他们生存的任何目标均漠不关心，那么，除了为自己晚年的生活有所储蓄之外，他们根本不会为了节省而约束自己的放纵的生活，为晚年所进行的储蓄也将采取终身年金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这些都将随着他们自己的寿终正寝而消失。

§3.这些不同的原因，比如智力的与道德的，在人种的不同部分中有效的积累欲望的强度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差异，要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还要大。整体文明落后的状态往往更多的是缺乏积累的欲望，而不是人们广为关注的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例如，处于狩猎部落的环境中，“可以说人们必然缺乏远见卓识而且漠视未来，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未来即代表虚无，既不可预见也无法控制……除了缺乏利用现有的能力为未来的需要提供准备的动机之外，还缺乏感知与行动的习惯，以便在头脑中的相距遥远的这些点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并且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使其结成整体。因此，即使唤起这种动机，能够作出必要的努力去影响这种联系，但仍然需要对大脑加以训练，以便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直至建立起这种联系”。

例如，“在圣劳伦斯河沿岸有几个印第安村庄，整体上，它们被大片的土地所环绕，土地上的树木似乎很早以前就被砍伐殆尽；不仅如此，这些土地还与茂密的森林相毗邻。我大致可以断言，这些清理过的土地几乎从来都没有被耕种过，周边的森林也不曾由于人们为拓荒种地而遭到砍伐。然而，这里的土壤却相当肥沃，即使不够肥沃，房屋四周也有成堆的肥料，只要每个家庭围垦半英亩土地，种上土豆和玉米，就足以为他们提供一年半的粮食。不过，他们却经常食不果腹，加上偶尔的放纵所造成的食物短缺，导致他们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从任何严重的程度上看，这种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对于耕种不感兴趣的举动，都不是因为对劳动的深恶痛绝，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对于任何能够马上得到回报的工作都很卖力气。因此，他们除了从事狩猎和捕鱼等独特的职业之外，还经常被雇用从事圣劳伦斯河上的航运工作，可以看到他们在用于运输的大船上摇橹或者撑篙，在引导木筏通过湍急的河道时作出的最大的努力。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厌恶农业劳动，毫无疑问，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偏见，而单纯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形成行为的准则。当农业劳动的回报迅速而且巨大时，他们也可以成为农业生产者。例如，与圣雷吉斯印第安村庄相距不远的圣法兰西斯湖上有一些不大的岛屿，非常适宜种植玉米，而且一本万利，即使半生不熟的玉米也能做出美味佳肴。因此，每年他们都会在这些小岛最好的地块上进行耕种。由于不会遭到牲畜的破坏，所以无须修筑篱笆。我怀疑，如果需要这笔开销的话，他们是否还会注意到这些地块，而不像村庄附近的那些土地那样遭到漠视。显然，村庄附近的这些土地也曾经被耕种过和生长过庄稼，不过，附近村民的牲畜毁坏了没有篱笆防护的庄稼，同时需要付出的这项额外的开销也阻止了他们继续耕种这些土地。于是，这些土地被纳入了回报较慢的生产要素之列，这个小型社会积累欲望的强度，尚未达到促使人们耕种这些土地的程度。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耕种的这些小块的玉米地都被精心地除过草和翻过土，因为丝毫的懈怠都将使玉米的产量显著减少。以往的经验使他们非常清醒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对此采取了恰当的措施。显然，妨碍他们扩大耕种面积的并不是所需要的大量的劳动，而是这种劳动的回报过于慢。的确，我可以肯定，在一些地处偏远的部落里，人们用于耕作方面的劳动一定远远超过白人。同样的土地，在不进行休耕和施肥的情况下耕种，如果再不将地块用手和锄头捣碎，则恐怕不会获得任何回报。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可能会重新开垦一块土地，第一年，土地几乎不会提供任何回报，他只能在随后的几年中获得回报。不过，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几年的时间过于遥远，实难预料，尽管他们会为了数月之后即可获取的劳动的回报比白人更加努力地耕作”。^[3]

耶稣会的成员在努力提高巴拉圭印第安人文明程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际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得到了这些尚未开化的人们的充分信任，在改变这些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这些人的彻底的服从，并且建立起了和谐的社会环境。会员们向印第安人传授欧洲的农业耕作方法和许多其他较难的手工艺技术。据查尔瓦斯说，“镀金工、油漆工、雕刻工、金匠、钟表匠、木匠、细木匠、染匠”随处可见，他们的作坊并非由工匠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自行经营，产品完全由传教士负责支配，人们则自愿服从他们的管理。因此，由于厌恶劳动所产生的障碍被彻底消除了，真正的困难是，人们缺乏远见卓识，没有能力去思考未来，并且需要指导者毫不松懈地、严密地进行监督。“于是，一开始如果让他们照看着耕牛，那么，他们的懒惰和粗心大意很可能会让牛在夜间仍然套着犁。比这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可能宰杀耕牛当晚餐。在他们受到斥责时，他们会理直气壮地争辩说他们饿了……据尤罗阿说，这些神父必须走访印第安人的家庭，以便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因为，如果他们不作出精心安排的话，那么，印第安人往往会对所有的事情都心不在焉。同样地，屠宰牲畜时神父也必须到场，不仅是为了实现公平分配，而且也为了避免造成任何的浪费”。据查尔瓦斯说，“尽管为预防生活必需品匮乏做到了精心照管与严密监督，但是传教士们有时仍然被搞得非常为难。在他们（印第安人）身上经常发生粮食甚至种子储备不足的情况。从他们的其他方面的供给来看，如果稍不留意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失去生活的必要手段”。^[4]

作为处于中等程度的积累欲望强度的实例，即处于以上所描述的情况与现代欧洲的情况之间的中国人的实例，是颇为值得关注的。根据他们个人不同的习惯以及社会的状况可以推断，他们在节俭和自我控制方面虽然优于其他亚洲人，但是却低于欧洲各个民族，以下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www.daowen.com)

“耐用性是实际积累欲望强度的一项主要标志。旅行者们证实，中国人制造的工具远不如欧洲人制造的同样的工具那样耐用。我们听说较高级的住宅除外，房屋一般都是用未经烧制的砖坯、泥土或者涂上泥巴的竹片建筑而成的，屋顶大多用茅草和树皮盖。我们几乎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不结实、更具有临时暂住性的房屋。隔墙是用纸糊的，每年都需要重新糊一次。他们的农业用具和其他工具也是如此。这些工具几乎大都使用木头制成，很少使用金属，因此它们磨损得很快，需要经常更新。较强的有效积累欲望将促使他们制造出更为耐用的工具，当然，也需要他们付出更大的当前的支出。同样的道理，他们让许多土地闲置，而在其他国家将会得到充分的耕种。所有的旅行者都注意到有大片的土地，主要是沼泽地，仍然处于原始状态。开垦沼泽地并将其变成可耕地的过程，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首先必须排除沼泽地中的积水，然后让地面得到暴晒，并进行多项工作，最后才能种植农作物。虽然就投入的劳动而言，很可能会得到相当可观的回报，但是必须等到数年之后才能获取这种回报。耕种这样的土地意味着，人们所具有的实际的积累欲望一定要比中国人现有的积累欲望更强才行。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收获的农产品总是可以用作达到这种或者那种目的的一种工具，它可以满足未来的需要，并且受到为获得类似的结果所采用的其他手段所遵循的相同规律的制约。中国主要出产大米，一年收获两次，一次在六月，另一次在十月。每一年他们都要为从十月到来年的六月之间的八个月的时间储备粮食。因此，今天对于八个月后的今天所作出的不同的估计，决定了他们现在不得不进行的自我节制，以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食物短缺。不过，这种自我节制的努力似乎非常有限。的确，佩尔宁神父（作为耶稣会最富有才智的成员之一，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走访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宣称，正是由于他们极端地缺乏远见并且不够节俭，才造成食物匮乏和饥荒频仍”。

是缺乏远见，而不是不够辛苦，在制约着中国的生产，这种情况与半农业化的印第安人的情况相比，显得更为突出。“哪里能够很快地得到回报，哪里就会制造出相应的工具，不过，制造工具所花费的时间将会很少”。众所周知，“适合一国自然条件和居民需要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进步”将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和更高效地工作。“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居民所具备的农业技能，以及农业优良品种的发现与推广，等等，使他们几乎可以从每一块土地上迅速得到回报，人们认定这种回报要比进行耕种和收获所付出的劳动大得多。他们通常收获两次，有时甚至收获三次。当他们种植像水稻这种高产作物时，多次收获保证他们的技能能够从几乎每一块可以立即耕种的土地上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于是，他们将凡是能够立即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水稻。在丘陵地带，甚至在山坡上，都修成了梯田。水资源，该国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排灌系统流遍各个地方，或者由该国人民早期使用的精巧而简单的水力机械提升到高处。他们很容易对土层很厚甚至覆盖着很厚的腐殖质的土地进行灌溉。在需要利用更为复杂的原材料制作工具，以及工具一旦制成就能够提供相应的条件的场合，他们都将努力去做，其中非常典型的是，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湖泊和河流上利用类似秘鲁水上花园的覆盖着土壤的木筏种植蔬菜，通过这种方式，人们从劳动发挥作用的原材料中迅速得到回报。没有比温暖的阳光、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分更能使植物茂密生长了。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回报（尽管非常丰厚）需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获得的话，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欧洲旅行者看到沼泽地上浮动着的这些小块的农田时，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只要排除这些沼泽地里的积水，就可以正常地耕种了。欧洲旅行者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宁愿将劳动耗费在建造这些几年之内就将腐朽、毁坏的东西上，而不愿将劳动用于改良坚实的土地进而使劳动成果更为经久耐用上。这一民族属于考虑未来不如考虑现实那样多的民族。这一民族的实际积累欲望的强度与欧洲人民的非常不同。欧洲人着眼于遥远的未来，我们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远见，对未来漠不关心，长期忍受在欧洲人看来完全无法忍受的不幸。中国人目光短浅，满足于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并且已经学会了甚至将艰辛的生活都归结为命运的安排”。^[5]

当一国利用现有的知识水平将生产进行到生产的回报与实际积累欲望的平均强度相一致的限度时，它就达到了所谓的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本将不会再得到进一步的增长，除非生产技术得到改进，或者积累欲望得到增强。虽然在静止状态下资本整体上不再增长，但是却有可能出现某些人变得更为富有而某些人变得更为贫困的状况。那些节俭程度低于通常水平的人会变得更加贫困，他们失去资本，使积累欲望的强度超过平均水平的人获得进一步节省的空间。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些不够节俭的同胞所拥有的土地、工厂或者其他生产工具的购买者。

我们下面将要确切说明的是，导致一国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另一国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在一定的情况下，不降低资本的收益率就无法使增加的资本找到投资机会的原因是什么。假设中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静止状态，当作为资本收益率标杆的法定利息率仍然高达12% ，而（据说）实际的资本收益率仍然在18% 与36% 之间波动时，积累就终止了。因此可以认定，超出该国现有额度的资本将无法找到可以提供如此之高的利润率的投资机会，而低于这一利润率的投资机会又不足以诱导中国人放弃当前的享乐；荷兰的情况刚好与此相反。在荷兰的历史上的最为繁荣的时期，政府往往能够以2%的利息率借到款，即使个人（在担保可靠的情况下）也能够以3%的利息率获得贷款。因为中国与缅甸以及印度土著各邦不尽相同，因此在那些地方虽然利息率也很高，但那不过是对于国家以及几乎所有私人借款者极差的信用或者极端的贫穷所带来的风险所作出的必要的补偿。从事实上看，如果资本确实是在收益率很高的时候就停止增长的话，则意味着实际积累欲望的强度较低，换言之，与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人所估计的相对于现在的未来价值要低得多。

§4.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了一些积累欲望平均强度不高的国家。在社会较为安定的条件下，通过理智和冷静的思考，这些国家的这种状况会得到改善的。现在，我们必须提及积累欲望的强度明显超过一般水平的国家。在欧洲某些较为繁荣的国家中，可以发现许多挥霍者，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其中尤以英国为最），依靠体力劳动谋生的人，节约、勤俭的一般程度都不算高。不过，社会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诸如专职人员、制造商和商人阶层，他们兼有比其他阶层更强的厉行节约的能力和动机，因此，积累的欲望十分强烈，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的事例屡见不鲜；而且，一旦条件允许，他们可以通过某一特殊途径（诸如铁路建设或者海外投资）注入大量资本时，则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的额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在英国，有许多情况对积累倾向产生特定的推动力。国家未曾遭受战争的蹂躏，长期以来财产也未曾遭受军事暴力的侵犯和掠夺，致使人们持有财富的安全感世代相传，即使将财产委托给他人管理也不会产生恐惧心理，而在其他国家，则这种局面只是在近期才开始形成，并且仍然不很稳定。大不列颠王国的地理条件成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自然资源，而并未成为战争、权力和重要战略地位的自然资源。大部分富有进取心并且精力旺盛的人转向了制造业和商业，并通过生产和节省，而并不是通过占有已经生产和节省出来的物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进取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治机构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并对个人的主动性和自立精神进行了激励，同时也得益于它赋予了人们的协作与结合以自由，促进了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发展。相同的这些机构在另一方面则给予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以最直接的和有效的激励。封建制度较早地衰落，消除了或者极大地削弱了存在于原先的商人阶层与一向蔑视商人的其他阶层人士之间的厌恶感，而且形成了一种以财富作为产生政治影响力的真正源泉的意识形态；财富，除了固有的效用之外，还被赋予了某种人为的价值；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的同义语，而且，因为权力是由人类的社会群体所赋予的，因此，财富必然成为个人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以及衡量个人成功的尺度与标志。从社会中的某一层次进入与之毗邻的更高的层次，是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主要目标，获取财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而且，迄今为止，由于那些无须辛勤劳作就可以致富的人，总是在社会地位上比通过辛勤劳作而致富的人略高一筹，所以人们均以节省作为追求的目标，不仅要在工作过程中获得大量的收入，而且要在退休后也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英国，没有能力沉溺于个人享乐的人极大地强化了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状况已经成为清教徒汇聚的国家的主要特征。不过，如果说一方面清心寡欲可以使积累变得相对容易的话，那么，另一方面热衷于挥霍浪费则必将使其变得更为困难。个人的地位与彰显财富的标志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大多数英国人都愚蠢地想要装出大把花钱的样子，尽管他们从中得到的快乐可能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少得多。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英国的实际积累欲望的强度从来都没有达到当初荷兰那样高的水平；在荷兰，任何富裕阶层的人士都不曾游手好闲，成为挥霍浪费的榜样，对于社会拥有实际影响力的商人阶层，都确立了自己的生活尺度与行为准则并保持了崇尚节俭、朴素的美德。

长期以来，在英国和荷兰，以及现在，在许多欧洲国家（它们正在以相同的速度迅速地追赶英国），积累的欲望无须像亚洲那样必须具有丰厚的回报才能发挥实际作用，即使利润率很低仍然可以激发人们进行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速度非但没有放缓，反而似乎比任何时期都有所加快；增加生产所需要的第二个因素——资本的增长，并未显示出任何趋于不足的迹象。仅就该要素而言，生产的增长并未受到任何限制。

毫无疑问，如果资本的回报比当前的水平进一步下降的话，那么，积累的进程一定会遭受到巨大的阻碍。不过，为什么资本任何可能的增长都将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呢？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去考察三个生产要素中的最后一个。如果其他两个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在增长方面并未受到任何必然的限制，从而不会对生产的增长产生限制，那么，就有必要转而考察另一个要素所固有的性质，以及它自身在数量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生产的增长一定取决于土地的性质。

【注释】

[1]这部专著提供了一种常见的实例，说明一本书受欢迎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某些偶然的因素，而不是取决于书的质量。只要它出现在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地点，就会获得极大的成功。这部书的作者是定居于美国的苏格兰人，他的知识渊博，思维独特，具有极强的哲学思辨能力，能够揭示并且陈述各种观点所具有的价值，尽管有时夸大其词。我认为，这种气质也对他本人的精神和思想产生了影响。这部书的主要缺陷是，对于那些对老问题有新见解的人采取了敌对的态度，他将自己置于亚当·斯密的对立面。我把这一点称之为错误（尽管我认为许多批评是公正的，其中有一些还富有远见），因为雷博士的指责实质上与亚当·斯密的观点并无真正的分歧，而且，因为他发现他的伟大的先行者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在其前提中“过于注重人的因素”，因而他在确立他的结论时既不需要也未实际运用这部分前提。

[2]雷，第123 页。

[3]雷，第136 页。

[4]雷，第140 页。

[5]雷，第151～1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