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已经相继考察了每一种生产要素以及生产条件,并且考察了提高这些不同要素的功效的方法。为了结束单纯与生产相关的问题的讨论,我们还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生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增长的。当生产并未遭受到有害的制度以及低劣的技术水平的阻碍时,劳动的产出量是趋于增长的,它不仅受到生产者想要增加消费能力的种种欲望的激励,而且还受到消费者人数的增长的刺激。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比探讨生产增长的规律、实现生产增长的条件、生产增长实际上是否存在着任何极限以及这些限度究竟是什么等问题更为重要的了。这些也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尚未被充分理解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犯下的错误将造成而且确实已经造成了较大的危害。
我们已经看到,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三种——劳动、资本和自然要素。资本要素包括由劳动所生产的所有外在的、物质的要素;自然要素则包括非劳动所生产的所有外在的、物质的要素。不过,在自然要素中,我们无须考虑那些数量无限、不能被剥夺而且从来不改变性质的东西,无论生产规模如何,这些东西总是向生产提供相同程度上的帮助,就像空气和阳光那样。如果现在考虑制约生产的自然要素而不是促进生产的自然要素的话,则我们需要侧重考虑的不是其他的要素,而是要考虑那些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生产能力方面都具有不足倾向的自然要素。所有这些均可以用土地一项作为代表。土地,从狭义上讲,作为农业生产的资源,在这些要素中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如果我们将土地要素的含义加以扩展,使之涵盖矿山和渔场的话,则它就涵盖了从土地中所发现的东西,或者水中存在的部分东西,或者在土地的表面上所生长的和养殖的东西,它甚至包括了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所有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必作出过多说明的情况下,直接说生产要素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于是,生产的增长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性质;生产的增长是这些要素本身增长的结果,或者是它们生产能力提高的结果;生产增长的规律则必然是这些要素的增长规律的结果;生产增长的限度,无论是什么,一定是由这些规律所决定的。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三种要素所发挥的这种作用,换言之,首先考察劳动,其次考察资本,最后考察土地在决定生产增长的规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2.劳动的增长就是人类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关于这一问题,马尔萨斯先生在其论著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阐述,虽然他的观点尚未被普遍接受,但是毕竟众所周知。因此,利用当前的机会只需要对其作出简要的说明即可。
一切有机生命体所固有的繁殖能力都是无限的。如果地球完全任由某种植物或者动物以及供养它们的东西任意生长的话,那么,在气候适宜的条件下,任何一种植物或者动物都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遍布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其生长速度因种类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都会迅速地布满地球。有很多种植物,单独的一棵每年就会生长出成千的胚芽;而如果其中只有两棵胚芽发育成熟,那么,十四年以后这两棵植物将会繁衍成一万六千多棵植株。具有中等繁殖能力的动物在一年的时间里可以翻四番,如果在半个世纪内它们将仅繁殖这么多的话,那么,一万只动物在两个世纪内也会增加到二百五十多万只。动植物增长的能力必然符合某种几何级数,只是比率有所不同而已。
就有机生物的这种性质而言,人类也不例外。人类的繁殖能力是无限的。如果这种能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的话,那么,人口的实际增长将会异常迅速。不过,这种能力从来都未发挥到极致状态。到目前为止,在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由勤劳而且文明的社会所开发的富饶地区,不包括新的移民在内,已经连续几代在不超过二十年的时间内人口就翻了一番。[1]人类的繁殖能力甚至可以超过这一水平,从那些生活在气候适宜、盛行早婚、未成年人很少夭折、卫生条件良好、生活资料丰富的地区的家庭所拥有的子女的数目上看,就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一点。如果我们假设在卫生条件良好的地区的人口,每一代人仅比上一代人增长一倍的话,那么,这是对于人类的增殖能力作出过低的估计了。
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前,人们仍然需要对这些结论加以相当的强调和解释。不过,有关它们的证据是充分的、无可辩驳的。这些证据排除了针对它们的各种反对意见,现在,人们已经将它们视为公理了。尽管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这种事实,他们不时地提出一些缺乏生命力的因而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理论,认为人口增长的规律将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是人类适应社会要求的天意安排。[2]正确地理解这一问题的障碍并非来自于这些理论,而是混淆了在大多数时期和地区,人口的实际增长远远地落后于人口增长能力的原因。
§3.然而,这些原因一点也不神秘。是什么阻止了野兔和家兔的子孙后代遍布整个地球?不是因为缺乏生殖能力,而是另有原因,即天敌众多,食物匮乏,吃不饱或者很容易被吃掉。对于人类来讲,一般不会遭遇到后一种麻烦,但是与之相当的则是战争和疾病。如果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盲目地依靠本能自行繁衍的话,那么,人类也将受到与其他动物相同形式的限制。生养的子女的数目将达到人的肉体所能承受的限度,人口的数量将由死亡加以控制。[3]不过,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对于后果的预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超出动物本能的其他方面的激励。因此,他们不会像野猪那样繁殖,而是能够或者谨慎地(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考虑到社会影响进行生育,以免出生的子女遭受不幸或者夭折。在人类逐步摆脱野蛮状态的过程中,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是对于贫困的恐惧,而不是贫困本身;即使没有发生饥荒,也会有许多人因为担心失去现有的生活水平而抑制生育。迄今为止,对于大多数人种来说,还没有发现比这两种原因更为强烈的趋于抑制人口增长的动机。在众多的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人士中,已经形成的惯例是,一旦不再受到外界的控制,就会尽早结婚,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会尽可能地、更多地养育子女,只要能够维持与他们生长的条件一样的生活或者他们所习惯的生活即可。在中产阶级中,有许多个人可能会为维持他们的生活条件或者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抑制生育,但是在劳动阶级中,这种欲望却很少被发现或者很少发挥作用。如果他们能够使自己所供养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不低于自己被抚养长大的家庭的条件的话,那么,即使他们当中最为审慎的人,往往也会感到相当满意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们连这些也不会考虑,而仅仅依靠命运,或者依靠政府和民间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www.daowen.com)
在非常落后的社会里,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和目前许多亚洲国家,人口受到实际爆发的饥荒的抑制;饥荒并不发生在正常的年景里,而是发生在食物匮乏的年份。在这些社会状态下,灾年发生的频繁程度与严重程度,甚于目前欧洲所熟知的情况。灾年里爆发的食物短缺和疾病,会夺走许多人的生命。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人口又会持续膨胀,直到再度遇到灾年进而遭受到大规模的毁灭。对于较为发达的社会来说,即使在最为贫困的阶层中,也几乎没有人实际上会承受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限制。人口受到抑制的原因并非是大量的死亡,而是对于生育的节制。节制生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一些国家中,它是深思熟虑或者谨慎自制的结果。劳动人民习惯于某种生存状态,他们知道家庭成员过多会降低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或者无法使自己的子女将来也享有这种生活水平,而且他们不愿意选择这样的后果。众所周知,长期坚持大规模自愿节育的国家包括挪威和瑞典的部分地区。有关这两个国家这一方面的信息,非常具有权威性,马尔萨斯先生认真地搜集整理了许多实际资料,在他之后,又获得了许多补充资料。在这两个国家中,人口的增长非常缓慢,抑制人口增长的不是死亡人数的增加,而是出生人数的减少。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相对于人口的比例都非常低;两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欧洲位居首位;在人口的构成中儿童所占的比例很小,而成年和壮年人所占的比例很大,据说该项比例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高。低生育率促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并且直接导致人口寿命延长,同时,慎重地节制生育无疑消除了疾病的根源,以及产生贫穷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如此令人尊重的国家,都是以小规模土地所有者为主的国家。
在另外一些情况中,不是人民自己而是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作出精打细算和深谋远虑的。国家规定,在男女双方尚未奠定维持舒适生活的基础之前,将不得获准结婚。据说在这些法律制度下,人民的生活状况很好,私生子也不像预想的那么多。对此,我将在后面更为详尽地加以说明。也有一些地区,节制生育似乎并不是源于个人的精打细算,而是源于该国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或者偶然形成的习惯。上个世纪英格兰农村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受到住房困难的限制。当时的习俗是,未婚的劳工可以寄宿在雇主家里,而已婚的劳工则需要住在自己的房子中。英国的《济贫法案》规定,教区负责供养失业贫民,这促使地主们无意于鼓励结婚。大约在世纪之末,战争和制造业对于人力的巨大需求,使鼓励生育成为爱国的表现。大约在同一时期,得益于长期的高物价,农场主想要生活得像富人一样,希望下等人远离他们居住的场所,同时滥用通过《济贫法案》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于是,他们逐步地将劳工赶入农舍,并且不再拒绝批准建筑农舍了。在某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传统习俗是,姑娘在没有为自己纺织出足够的嫁妆之前(必须够她婚后一生使用)是不能结婚的。据说这种习俗极大地抑制了人口的增长。目前在英格兰,在经济状况不佳的年份里,工业区的结婚人数便会减少,这也被视为精打细算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在任何地方,无论造成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对较慢的原因是什么,当抑制人口增长的动机遭到削弱时,都会出现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因此,生活状况的改善只能为劳工阶级带来暂时的利益,这种利益很快就会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通常他们会利用生活状况改善的机会而多生子女,从而使后代无法获得任何利益。除非提高他们的文化、道德水准,或者至少提高他们所习惯的感觉舒适的生活标准,否则,就不可能使他们更好地利用改善的生活条件,也不可能为他们实施任何长期的改善。最令人憧憬的规划到头来也只能使人口更多,而不能使人民更幸福。我这里所指的劳工阶级所习惯的生活标准(当其存在时)是这样的一种标准,即只要不低于这一标准,他们就会生育。他们在教育、文化和社会改良方面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趋于提高他们的这种标准。毫无疑问,在西欧发达国家,这一标准正在逐步地得到提高,尽管非常缓慢。英格兰的粮食产量和就业水平从未像最近的四十年间那样快速地增长。不过,自1821 年以来的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显示,英国人口的增长率比前一个时期的增长率要低一些。同时,虽然法国工农业的总产量都在以递增的速率在增长,但是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都显示人口的出生率在递减。
我们将在其他章节里考察人口与劳工阶级状况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仅仅将人口视为生产要素之一,而且,就其特性而言,我们不得不指出人口自然增长的能力是无限的。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于各种原因,这种无限的能力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到了运用。因此,在对此作出简要的说明之后,我们将转而研究其他要素。
【注释】
[1]人们对此颇有争议。不过,据我所知,由凯里先生给出的最高估计是,美国人口,不包括新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年。
[2]也许值得对其中由道布尔戴先生提出的理论略加说明,因为近来它获得了一些追随者,而且因为它以有机生命基本相近的特征为幌子。该理论认为,人类以及所有其他生命体的繁殖能力均与营养水平成反比,即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下,人口可以得到迅速的繁衍,而所有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阶层,基于生理规律,则都是少产的,以至于不得不从贫困阶层中寻求补充以维持其人口的数量。毫无疑问,对于动物和植物来说,养料过剩肯定是不利于繁衍的,现在尽管无法证实这一点,不过很可能只有当养分的供给受到一定的限制时,生育能力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的水平。然而,任何倾向于接受这种理论或者接受与马尔萨斯先生理论不同的其他理论的人,都不妨翻阅一下贵族的名录,或者想象一下英国的牧师以及中产阶级的家庭,就不难发现这些家族究竟有多么庞大。除去凯里先生所坚持的理论与道布尔戴先生的理论相互一致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详细论述之外,美国的人口增长,不包括移民在内,应该算是有史以来最为缓慢的了。
凯里先生自行创建的理论,同样以生理方面的事实为依据,即有机体所吸收的全部营养成分将以最大的比例自行输送到有机体系统中最经常得到使用的部分。据此,他推断,人类繁殖能力的下降并非源于营养过剩,而是由于先进文明的出现导致人类用脑过多所造成的。这种推断似乎很有道理,而且日后通过经验也可能证实这一点。不过,根据该理论所假设的人类的性格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如果真的已经实现了的话,那么,只能将肉体上更加易于进行自我控制作为造成预期后果的原因,而不能将对于它所需要的必需品进行配给作为造成预期后果的原因,因为拥有最高的生殖能力与很少运用这种生殖能力是完全不相矛盾的。
[3]凯里先生对于以下假说的荒谬性给予了详细的披露。该假说认为,有机体的最高形态——人类,比有机体的较低形态——人类的食物,增长得更快。也就是说,人类的繁殖要比萝卜和白菜生长得更快。根据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人口增长的极限并非取决于萝卜和白菜的生长能力,而是取决于生长它们的土地的数量。实际上,只要土地的数量是无限的,正如美国的情况那样,则食物就能够依据自然规律以最高的速率增长,同时,人类也将毫无困难地获得这些食物,从而以其最高的速率增长。只有当凯里先生能够证明不是萝卜和白菜,而是土地本身或者土地中所包含的营养元素能够自然地增长,并且增长的速度超过人类可能具有的最高的繁衍速度时,他才真正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在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他所作的这一部分争论,即便有,也相当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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