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郑重并且真诚地向国人推荐穆勒先生的大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某些应用》（简称《政治经济学原理》），它可以使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和思想得到升华。首先，它是务实的，它将所有核心概念的阐述、所有重要规律的推断，都建立在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相关资料的分析基础之上。其次，它是通俗的，它力图用最直白的语言、最简捷的方法去探讨复杂的经济问题与深奥的哲学问题，这与当前盛行的运用晦涩的数学进行经济分析的文风大相径庭。因此，无需具备特别的专业知识，只要努力，任何读者都会大有收获。再次，它是深刻的，它并未因为追求务实与通俗而失之肤浅，它对财富、劳动、价值、信用、土地私有、财产继承、民族的习俗、文化的差异、人口的限制、社会的发展以及劳工的未来等等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的论述，都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阈限，抵达到了哲学的层面，即使专业人士读来，也当受益匪浅。第四，它是优美的，它的语言不仅简练、严谨，而且华丽、生动；它的思路不仅清晰、和谐，而且活泼、新奇，阅读它固然需要付出艰辛，但是从中却可以获得极大的享受。第五，它是适时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ne Stuart Mill，1806 -1873），英国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甚丰；我所翻译的这一版本，应当属于本书第六版之后的版本，印制于1909 年；虽然它在欧洲流行了四十多年，并且被尊崇为经济学领域的圣经，但是，对于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它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突然醒悟到，它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是非常适时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在某些方面，的确落后了一百多年。如果说人类社会有可能实现跨越的话，当然，对于这一点仍然有待于得到历史事实的证明，那么，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却是根本无法实现跨越的。对于中国社会当前所存在的信用危机的思考，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

数年前，我曾经为一家知名的企业集团作过有关职业道德的讲座，结束后，一位听众悄悄地走到我的跟前，轻声说，您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遇到了一个不知应该如何处理的实际问题，希望听听您的意见。他说：“我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买了别的企业的产品，货到后，按照合同的付款时间，我直接找到集团主管领导，请求批准付款。这位领导故作惊诧地打量我许久，最后悻悻地问道，买东西要付款，我要你干什么？您看，我应该怎么办？”我当时的感觉有如遭受当头棒喝，顿时哑口无言。我实在不知道是应该鼓励他奋起抗争，当然最终必然丢掉饭碗；还是应该奉劝他委曲求全，甚至为虎作伥。难道我们的企业家都是奉行买东西不付款的这样的信条在经商吗？这是否纯属偶然呢？不过，当我冷静下来之后意识到，在中国泛滥一时的三角债问题，正是这种经商理念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去年秋天，我去欧洲旅行，与许多海外华人接触，无意中谈到为什么当前有一些海外华人在海外遭到抢劫甚至枪杀，相比之下，被抢的白人却相对较少的问题。我被告知，因为华人身上往往携带大量的现金。为什么需要携带大量的现金？因为华人要求或者被要求进行现金交易，而白人则普遍使用支票。为什么华人需要进行现金交易？因为华人不讲诚信。这本书告诉我们，一百多年前，英国先于法国和德国已经开始使用个人支票，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将信用以某种方式分配给每一位社会成员是最公平的。可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普遍使用个人支票的基础仍不具备。现在，我对于这种信用危机的严重程度又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今年年初，我投资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与一家基金公司合作推出的一种理财产品的合约到期，可是当我去银行领取本金和利息的时候，银行却突然告诉我，尽管合约已经签字盖章，尽管数万元的投资款项已经按时从我的储蓄账户中划走，但是我的这笔投资实际上并没有买到该种理财产品，本金已经划回到我的资金账户上。我很奇怪，为什么银行不及时通知储户投资没有成功，以便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更为使我奇怪的是，从打印出来的账单上无论如何也查不出这笔本金划回到我的资金账户上的日期。我坚持要求我的银行的客户经理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查找，结果仍然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据业内人士讲，除非进行人为的掩饰，否则，在完全依靠计算机进行操作的情况下，查不出交易日期的现象是难以想象的。于是，我不得不相信，这是国有商业银行与基金公司在相互勾结，利用银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所具有的较高的诚信度，以及基金公司在经营范围内所具有的较高的灵活性，打着为储户理财的旗号，在共同盗用储户的资金。而且，实际上，有一批人遭受到与我相同的遭遇。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能力查出它们盗用储户存款的总的额度。这种欺诈行为，与买东西不付款以及拦路抢劫毫无二致。在中国，应该完全以诚信作为经营基础的国有金融机构，都在肆无忌惮地透支着政府的信用、社会的信用，并且以高科技手段为掩护，因此面目显得分外可憎。

那么，中国人不讲究诚信难道是由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劣根性所决定的吗？非也！穆勒先生在本书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使我了解到，当时的英国农民在出售苎麻时，会在苎麻捆中夹带石块并洒水，以增加重量；英国的劳工稍微得到一点公平待遇就会忘乎所以，以至于迅速失去“雇用的价值”；英国的公司想尽办法进行欺诈，以及英国的资本家进行过度投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原来不讲求诚信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即使最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也未能免俗。就在我如释重负的时候，穆勒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跳入了我的眼帘，使我顿感汗颜，“过去的爱国者，除去其中富有教养的能够将世界视为自己国家的人之外，无一不希望本国以外的一切国家都衰落、贫穷并且管理不善；而现在，他们却将其他国家的富裕和进步视为本国富裕和进步的直接源泉”（本书第三编，第17章，§5）。我实在不知道今天究竟还会有多少中国人具有这种风光这边独好的思想情感，但是，难道其他国家的人们也不讲求诚信或者曾经不讲求诚信，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病态的意识形态感到释怀吗？

“人类之间彼此信任所产生的利益，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利益大概只是其中最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即使体现在这一方面的利益也是难以计量的”（本书第一编，第7章，§5）。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彻底扭转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这场败局呢？我自然想到了目前重新盛行起来的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国学。诚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孔孟之道的确也成就了中国一个格外绵长持久且一度也非常强大但最终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然而，今天用国学来塑造中国的商品社会，恐怕于事无补，甚至有害无益。一个运用孙子兵法与厚黑学经商的民族，不是以诚信而是以权谋作为经营理念；而且，早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牧民政策基础的孔孟之道，更是封建王朝的倡导者们自己绝不相信也不会去遵循的，它是专门用以麻痹民众思想的一种工具，难怪鲁迅先生曾经犀利地指出，在孔孟之道的字里行间都写着“吃人”二字。如果人们都以“成者王侯败者寇”作为人生信条的话，那么，在所有的商业活动中，乃至于在所有的其他活动中，人们都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我认为，要想真正解决我们所说的问题，学习西方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优秀理论与成功实践，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对于人类来说，就目前所接受的这种教育而言，即使要养成一种良好的品质，也很难不出差错。因此，人们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习惯，与处境不同的人们的经验和实例进行充分的相互比较，是非常必要的。任何民族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借鉴某些东西，不仅是借鉴具体的技术或者实践，而且是借鉴优于自身的其他民族的基本的民族特性”（本书第三编，第17章，§5）。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将这部著作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参考读物甚至教材，那么，一定会在这一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

当然，我并不希望利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束缚中国人的头脑，事实证明，这也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我不过希望能够对中国人数千年以来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有所冲击，使人们能够从多方面比较系统地思考有关人生、社会以及世界的基本问题，毕竟，人的信仰是人的思想意识的产物，是需要人自身去加以建立的。“人们已经完全拒绝将以下观点作为一项基本的论点，即一个政府应该决定人民的观念，在政治、道德、法律或者宗教领域，政府应该禁止出版或者公开宣讲它所不赞成的学说。现在，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体制将对各方面的繁荣造成巨大的危害，即使对于经济繁荣也是如此。当人们的头脑由于惧怕法律或者惧怕舆论而受到束缚时，就无法在那些最为重要的问题上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心智，人们将普遍地变得麻痹和愚钝，事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们甚至在生活的日常事务中都难以有所作为；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还会逐渐呈现出退化的迹象”（本书第五编，第10章，§6）。于是，我想对当初向我请教有关买东西是否付款问题的听众提出如下参考意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决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或者从中获取多大的利益。只有每个人都对诚信问题作出深刻的思考并对个人的行为作出选择时，社会的诚信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在欧洲，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华人企业家，他在海外只身打拼了将近二十年，创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而且在业内以从不偷税漏税而闻名，为此，他得到了所在国的政府以及中国使馆人员的一致好评。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有位朋友突然向他发问，在大部分华人都在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的情况下，你却一次又一次地丢掉机会，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这位华人企业家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沉吟良久才谈出自己的两点真实的想法：首先，中国人认为拦路抢劫是犯罪，却往往认为偷税漏税不是犯罪，我则认为，偷税漏税就是对纳税人进行拦路抢劫，因此也是犯罪；其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本账，在这本账上记载的每一笔账目，只要记下了，就永远无法予以注销，偷税漏税这笔账更是如此。我并未试图分析这位先生的见地有多么深刻和正确，但是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思考，并且作出了自己的选择。(www.daowen.com)

虽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日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逐字逐句地推敲揣摩，反复地进行修改，不经意间双肘已经磨出了老茧，但是，我仍然知道，没有他人的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部译著的。金熠女士提供了第一、二编部分译文的初稿，并对全部译稿进行了首次校对；边瑞霄女士提供了第三、四、五编部分译文的初稿；胡企林、朱泱的译文（商务印书馆，2005 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金荃女士完成了大量的文字输入工作；此外，潘雪女士、曲伟女士、苏乐卿先生、李元先生等都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给予了我鼓励与支持。最后，我要向我的夫人刘玉珍女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几十年来她为我做出的奉献实难尽言。

金　镝

2008 年8 月6 日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