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农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主要依靠土地获得，尤其是在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省区，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就更为突出。土地保障是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支撑，农民养老的经济基础是耕地的使用权，土地保障的强化有助于为养老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近几年，土地的保障功能对于农民而言非但没有强化，反而弱化趋势明显。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耕地面积逐年递减，难以实现规模经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土地大量向城镇转移，耕地面积每年以三四百万亩的速度递减。来自于国土资源部的报告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不仅如此，近年来，大量耕地被征用，使得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2006年，中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人均1.4亩。截止2016年底，全国共有农用地64512.66万公顷，其中耕地13492.1万公顷。2016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减少耕地面积34.5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26.81万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7.69万公顷。至2017年末，全国耕地面积13486.32万公顷，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减少耕地面积32.04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25.95万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6.09万公顷。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中国耕地将仅有14.98亿亩。届时，人均耕地1.03亩。而与此同时，部分地方存在着乱上项目、乱占耕地的现象。于是，农民对耕地的人均占有量日益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均耕地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亩下降了近一半，人均耕地减少，直接导致数量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根据十年的数据统计，中国已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目前每年还在以300万人的速度增长。原有的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可供开垦的耕地也越来越少，后备资源不充足，按照现在的速度开垦30年，那时耕地很可能开垦殆尽。耕地面积小，亦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农民将无法从土地上获取更多的物质供给，也不能依靠土地获得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的人均占地为0.131公顷，在刨除农业生产性支出后，从土地中获得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33元，这只相当于农村老年人全年总收入的19.4%。由此可知，农村的老年人晚年生活所需的养老物质基础已经不能完全依靠土地来提供保障。

二是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当前，农产品多数面临提价的空间小，降价的压力大的境遇。而与之相应的农业生产经营，多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导致农产品成本不断增加，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成本与价格双重影响下，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低。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2007年的18年里，中国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的平均纯收入比重从66.45%降至42.15%，其中纯粹农业收入仅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31.5%，第二三产业的收入加工资性收入共占49.4%^[10]。近几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滑的趋势更为显著。

表4.1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构成表(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表4.1反映的是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依表显示，第一产业份额越来越减少，其纯收入比重已降到36.12%，纯粹农业收入只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27.19%，而其他项目的收入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工资性收入，高达42.47%。由此可见，今日的农村，土地已不能像过去一样成为农民的主收入渠道，城市化的不断加快，迫使农民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这既是农民维持生计的被迫之举，也是他们未来追求更多物质需要的必然选择。在有些地方，农业经营基本亏本。即使土地增产也不增收，让农民开始厌耕，近年来出现的土地抛荒现象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峻。

三是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价格日渐低下，农民甚至把经营土地当成了负担。部分地区的农民认为种田非常不划算，当土地流转时，转出户不仅得不到土地转让中的收益，还要按每亩规定金额给转入户倒贴一定数量的钱，这被称为“倒贴皮”。2016年，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排名靠后的贵州、云南、江西等地，每年每亩约350元。皖中某县村民每亩每年的地租才260元，比一亩地实际收益的七八百元要低三倍。基于各种因素，很多村民无奈签字流转的土地。现行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遵循的是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土地流转的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这些规定较好地保护了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但近年来，像皖中村民一样遭遇“价格陷阱”的人不在少数。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地流转总面积超过4.6亿亩，所占比例多于耕地总面积的35%，在一些沿海地区的农地流转比例甚至达到50%。农民越来越觉得耕种土地不仅无法满足他们当前生活的物质需求，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想指望用它养老更是不符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