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1　国外研究

国外的农村不同于中国的农村，而国外对于农村老龄化的研究极为稀少。国外学者的研究多从总体情况上来审视老龄化问题。最先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开始于研究生育率问题。在影响老龄化的诸因素中，生育率被认为是主要且决定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最先从经济学视角对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分析来研究生育问题。在莱宾斯坦之后，贝克尔在他的理论之下继续研究，发现孩子的质量如何对于父母的需求影响更大。因此，在家庭中对孩子的需求量，他主张从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两大方面来把握。美国伊斯特林教授以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为参照，把研究视角落在将供给与需求相结合上来探讨生育率问题。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凯德维尔则提出的“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决定人们的生育数量。另外，瓦德瑞斯对1900—1945年间美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布尔乔亚—皮夏特对1776—1950年间法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的研究以及柯尔和凯菲茨、赫曼林的研究都证实了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结论。

而早期专门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展开的研究，多数学者把关注点放在老年人口特征上，重点解析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通常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需要给出某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因研究者而异，自然产生不同的理论假设，后人把其中的部分假设研究进行了演变和发展，便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一书就是根据以往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联合国于1956年出版，这本书的问世也标志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迈向了崭新的阶段。随着国际社会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愈加深入。在老年人口不断激增的形势下，很多西方学者将目光投向对老龄人口收入来源上的研究。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在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入研究之后提出，老年人收入主要来源于社会保障金，然而当社会保障对象的其他收入开始增加时，其保障金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显著降低。舒尔兹分析了1996年65岁及以上老人的收入来源构成：社会保障占40%是主要来源，资产收入占18%，养老金占19%，工资占20%。舒尔兹还列出了通货膨胀带给老年人的不利影响：（1）当出现通货膨胀，资产价值如不随之调整就会贬值；（2）若通货膨胀出现在转移支付的收入及其他收入调整前，则实际收入自然缩水；（3）当通货膨胀超前于工资水平的调整，那么实际工资减少；（4）实际税收负担增加；（5）如果通货膨胀针对构成老年人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项目，特别是用于计量和调整各种收入来源的指数不能准确反映老年人购买模式，那么老年群体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3.1.2　国内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建立在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全面了解和深刻研究之上。中国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研究至今，对于老龄化问题的把握由浅入深，逐步深化，从整体上来说，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世界范围看，所有国家老龄化过程都有共同的规律，但也因其各自国情不同，表现形式也存在差异。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不例外，有着自身的老龄化特点。早在1990年，曲海波就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详见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一书，主要归纳为五点：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历经年轻化到老龄化的转变；二是人口转变较为迅速，老龄化速度只仅次于日本，快于欧洲各国；三是存在老龄化速度超过世界发达地区平均水平的可能，但未必达到最高水平；四是百年内，中国老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首位；五是经济欠发达时，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此后，很多学者对人口老龄化特点给予了关注，比如：基于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深入的分析，田雪原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三大特点：一是老龄化的速度快、水平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姚静、李爽将人口老龄化的特征阐述的更为全面，具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转变迅速、老龄化进程快；第二，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第三，人口老化与综合国力发展不相适应；第四，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显著。

2.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www.daowen.com)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各种视角出发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产生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持悲观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挑战大于机遇，消极方面较大；而另一派则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利大于弊，是好事绝非坏事。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悲观一派的观点，如张晶认为：人口老化必将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力资源老化，老年人智力、体力双方面下降，且不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缺乏创新精神，会阻碍技术水平的提升，人口老化还将增加社会经济负担，给家庭的负担也将加重；阎坤也有类似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将会出现个别岗位空缺、部分资源闲置问题，这样不利于新技术推广、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张再生认为老龄化不仅引发劳动力人口老化、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变化、社会活力受到影响等社会后果，还将储蓄与投资水平降低、社会与家庭再分配向老年人倾斜、生产设备闲置、消费结构老年化、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等经济后果。原新从人口变动的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问题，如：养老金需求压力直线攀升；医疗保障资金需求压力急速膨胀；长期照料服务需求压力业已凸显；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远远大于城镇等。

而另一派持乐观的态度，以马赢通为代表。早在1987年，马赢通在其论文中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不能把人口老龄化当成发展的消极因素，悲观认为它对经济社会建设带来很多弊端，所以学界对此研究的重点也不能只在乎寻求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根据各方面的相关分析，他得出人口老龄化是好事绝非坏事的论断，并指出：老龄化作为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只能顺应而无可避免，所以人们只有选择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发展老龄产业有助于扩大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

究竟是老龄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于学军认为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老龄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提到从长期的趋势上看，老龄化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如果分阶段来看，人口老化问题以2020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利大于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在此之后，随着人口老化程度日益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会相互转化。所以只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积极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控制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3.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的研究，学者们基本都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展开的。邓大松一行学者在对中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后指出，在农村，拥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达22.02%，这个比例数比城市和镇都高很多，分别高出城市4.69、镇5.78个百分点。而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和二人户的比重均高于城镇地区；李琼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预测，她指出中国农村人口2000年为8.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据7.36%，而民族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所占比重更高，达到了7.56%，到2030年，农村地区总人口量下降到6.64亿，但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显著增加，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17.39%，再看民族地区的农村，老龄化程度就更高了，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到18.1%，两者比例都明显高于城镇，比2000年将提升10多个百分点，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的民族地区，其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式更为严峻。

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必将给农村甚至全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尤其是如何保障农民养老问题更是重要而急需解决。邓大松等认为，依靠家庭保障是目前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高龄老人最主要的方式，他们所学的照顾由家庭成员、亲属来主要承担，越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这一方式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落后农村的老年生活保障基本完全指望家庭，而家庭保障的作用发挥的也就越发充分。穆光宗又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给城市养老方式选择来排顺序，分别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给农村养老方式选择的排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6∶6.6∶1（以社会养老为1）。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村老年人度过晚年生活还是主要依靠传统家庭来完成养老。针对这种状况，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其原来的保障功能日渐弱化，单独承担农民养老保障的能力已不复存在，农村的养老压力加大，比城镇更为严峻，如不做好准备、不未雨绸缪，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受阻，社会的稳定也会受不小的影响。所以达成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