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迁移。对于这些因素，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司彭格勒的研究表明，60岁及65岁以上人口的相对增加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几乎全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平均寿命的提高和50岁以上人口存活年限延长对老龄化过程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这一观点也被其他学者所认同。如瓦劳瑞斯关于1900—1945年间美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布尔乔亚—皮夏特对1776—1950年间法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的研究、还有柯尔和凯费茨、赫曼林的研究都证实了该结论。从对人口老龄化的大量研究中分析，生育率的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生育率下降的？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对生育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莱宾斯坦的成本效应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3]梳理这些学说，可以为接下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2.1.2.1　生育分析理论

1.孩子的成本与效用理论

莱宾斯坦首先分析了家庭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并建立了有关生育决策的边际合理模型。孩子的抚养重要是由家庭完成的，而父母为了养育其孩子需要花费资金、精力和时间，就构成了家庭所付出的养育孩子的成本。关于孩子被养育长大所用的成本，包括从孕育孩子之日起指导生活能完全自立时所需要的各种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及其他支出，还有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父母为此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等。具体来说，抚育孩子的成本通常被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指直接成本，另一部分指间接成本。孩子成长过程中用到的涉及衣、食、住、行的费用、教育费用，还有参加各类文化娱乐活动所需的费用都包括在直接成本里。而间接成本主要指父母为抚养孩子而损失的各种机会，如：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等，通常涵盖了母亲在妊娠期间、哺乳期间所损失的工资收入、因照料孩子而失掉的工作机会及再教育机会。间接成本从实质上说，就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所失掉的机会的代价，它实际上就等于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因取得某种收入，既定的资源所必须放弃的另一种收入。所以机会成本并非实际发生的费用，而是一种无形的损失或代价，所以又被喻为隐含成本。不管父母养育孩子时所付出的成本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看成是父母为子女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很大的牺牲。而这种牺牲又被当成是负效用。负效用是指某种商品或劳务所具有的引起人们不舒适或痛苦的能力（属性）。对于父母来说，养育孩子的成本具有负效用，称为孩子成本的负效用。^[4]

抚养孩子需要成本，但同时孩子也能带来效用。孩子的效用主要体现在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满足和收益。（见图2.1）具体包括三种形式：

（1）消费效用。它指把孩子看成“消费品”对父母所具有的效用，也就是说孩子能够给父母带来快乐，即感情上的满足。父母从孩子身上所获得的这种效用，就是孩子的消费效用。

（2）收入效用。也称为孩子的经济效用，是指孩子作为劳动力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孩子为了给家庭赚取收入而较早参加劳动，而他劳动带来的这部分收入就看成是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取的经济效用。

（3）养老效用。主要指将晚年保障寄托于子女身上的父母，当他们年老时子女对他们养老给予的支持效用就称为养老效用。中国社会的传统流传下来的观念往往认为在对父母晚年进行供养方面，儿子发挥出的养老效用更大，正因为如此，偏好男孩的观念在农村盛行。孩子的养老效用，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养育子女对父母具有保险效用，在这个意义上孩子的养老效用也称为保险效用。

图2.1　收入变动与孩子成本—效用

资料来源：李通屏.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63

莱宾斯坦提出，家庭收入与孩子成本呈正相关，若家庭整体收入增加，则父母对孩子投入成本也相应增多，但反过来说，收入减少，对孩子的成本投入自然也随之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减少收入之前对孩子成本的投入量，唯一的办法只有选择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家庭收入提升意味着父母的时间价值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相应增加。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支付能力增强，对抚养孩子的消费需求、收入需求、保障需求下降。而对于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莱宾斯坦提出了“地位商品”的概念，即指被社会认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和生活消费方式。一个家庭对地位商品的拥有程度代表该家庭在社会阶梯上所达到的等级。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孩子“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但在既定的家庭收入中，这部分支出的增大，只能在降低家庭日常生活水准或者节约孩子抚养支出或者减少生育中做出选择，而实际上，更多的家庭选择减少生育。收入越高，从作为一个生产力量的预期的孩子所能得到的效用越少。^[5]

莱宾斯坦的研究最后给出了收入负效应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孩子的成本上升，但其边际效用却是下降的，因而生育率降低。然而，针对只是高位孩子数减少的现象，莱宾斯坦指出取舍边际孩子，不仅涉及家庭支出抚养孩子的费用以及该效用的所得，而且由于边际孩子的位次不同，带给家庭的相应的收入也大不一样。图2.2中，Un表示第n个孩子的效用；Dn表示第n个孩子的负效用（效用成本）；Y1表示不要第n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相应的收入；Y2表示不要第n－1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相应的收入。则该图表明，位次高的孩子的效用曲线比位次低的孩子的效用曲线小，而位次高的孩子的负效用曲线比位次低的孩子的负效用曲线大。与此相联系，位次高的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相应收入总是比位次低的孩子少。在这种分析比较之下，家庭往往舍掉高位孩子而做出少生孩子的决策。^[6]标准家庭的高胎位孩子数量减少，整个社会的平均生育率水平也随之下降。

图2.2　不同位次的边际孩子效用与家庭收入

资料来源：李通屏.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66

2.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历史上在对生育行为的分析的相关研究中，最具创新的就是贝克尔的消费者选择理论。比起以往研究，这位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角度新颖。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撰写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详细阐释了该理论，可以说堪称他的代表作。五年之后，贝克尔又一力作——《时间分配理论》问世，提出了家庭经济行为选择理论，这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为生育率研究从此开辟了崭新的领域。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被称为贝克尔学派或芝加哥学派。其中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从其第一篇论文发展起来的学派，是立足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观点。第二支是从其第二篇论文发展起来的学派，被称作“新家政学”研究。贝克尔有关家庭和生育的分析为其在1992年赢得了诺贝尔奖。

贝克尔在《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中采用一些假定来解释消费者行为的合理的原则。假设嗜好不变，在有限的收入范围内人们总想达到多种消费目标，消费行为的原则就是要获得家庭经济最大的总效用，也就是消费量越大，总效用也越大。家庭内部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是：父母对孩子量与质的选择。贝克尔认为，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育子女的意愿由夫妻决定是比较合乎常理的做法，因为孩子可以成为直接的效用资源，类似于耐用消费资料。按照这一假定，当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愿意多生孩子，即收入对生育存在着正效应。但现实却与此相反，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欧洲人的生育率并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贝克尔使用了“孩子的质量”的概念来说明收入与生育率的关系，贝克尔指出孩子支出的增加将提高孩子的质量，所谓优质的孩子就是花费更多支出的孩子。父母通过对孩子支出的自由选择，自由地选择了孩子的质量。因此，生育数量的多少与养育质量之间的选择紧密相关，家庭内部影响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是：父母对孩子量与质的选择。(www.daowen.com)

1965年，贝克尔发表的有关家庭时间分配的理论，被称为“新家政学”。他提出家庭经济生产重要内容之一是生育孩子，对孩子未来可能提供的服务就是人们期待的产品。从作为母亲的角度出发，生育孩子既耗费了她们大量的精力、时间，而且还会因此而影响到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身为职业女性的母亲受的影响就会更大，对此家庭经济面临着抉择。面对收入的制约，要想获得家庭最大总效用，育龄妇女不得不在生育与工作之间选择其一，两者难以兼得。所以用生育的机会成本去衡量孩子的费用。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育龄妇女就会倾向少生孩子。即存在着生育率与家庭收入的逆相关，决定生育的内在机制不是“孩子的质量”，而是母亲的质量（教育水平和挣钱能力）。

3.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

社会学家伊斯特林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生育率随着家庭相对经济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他的主要观点是：（1）批判贝克尔的理论假定，他认为，贝克尔的假定不合理，家庭成员的嗜好是可能保持不变，相反是非常善变且各有不同。人们嗜好的形成与改变社会化的结果。（2）收入对生育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在于孩子的质量，也不在于母亲的机会成本，而在于嗜好的变化。人们嗜好的不同可以说明地位差异所产生的生育率的差异。（3）年轻夫妇生育的愿望或消费嗜好——人们在经济上希望达到的生活标准——受到婚前在父母身边生活经历的影响。年轻人的物质愿望或消费嗜好反映了其父辈的实际收入。他认为，两代间经济状况的相对变化是决定生育率的主要因素。那些经济状况比父辈有所改善的年轻人希望生更多的孩子；而经济状况不如父辈的年轻人则会减少生育。（4）影响人们经济状况的因素是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因此它们同样地影响生育率，反映出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集中分析了美国战后生育率的变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进入生育高峰，因为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年轻人得到了较充分的就业，他们基本维持着父母一代人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结婚和生儿育女，由此导致了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显著上升，出现了战后以及整个50年代的婴儿潮。60年代，逐渐出现的经济衰退使处于育龄期的一代人的就业机会和实际收入不能与父母一代相比，但为了维持在父母那里形成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只好减少生育，由此导致了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他提出了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认为人口变动的长波以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

1978年，伊斯特林根据汲取了生育率相关学科的研究观点，发表了新生育率理论，以经济落后国家的生育率状况来探讨，并给出了研究模型（图2.3）。首先，实线Cd是表示家庭希望存活的孩子数，虚线Cn表示在自然生育率状态下父母将拥有的孩子数。X轴表示时间，越向右方越意味着接近近现代。那么，人们抑制生育率的动机在于Cd小于Cn时，这两者之差是表示不希望生育的孩子数。其次，点m的左方为超额需求子女的状态（Cd大于Cn），此时父母不能得到期望的孩子数。曲线C为父母实有孩子数，它从开始阶段就接受自然生育率Cn的控制。在不发达社会，因疾病、营养不良引起的不孕和死产等原因使Cn难以很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Cn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父母期望的子女数Cd则从近现代的某一时期开始减少，因此，在点m的右方出现了孩子的超额供给（Cn〉Cd）。sX所表示的是可能减少的子女数。再次，随着近现代的发展，生育数量达到了点h，此时，如果因生下非期望的子女，将会失去可能获得的福利，也就是说抑制生育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因此，从点h起，个人通过比较利益开始对生育进行个人的抑制，从而曲线C转向曲线Cd的方向。sR的垂直距离表示个人控制生育的程度，由此实现了个人对生育的控制。

图2.3　伊斯特林的生育社会学研究模式

资料来源：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代际财富流理论

该理论由人口社会学家凯德威尔提出。主要内容是：生育率的起伏变化，高或低影响家庭成员在生育与家庭经济利益关系上的判断，家庭的生育数量由“代际财富流”流动的方向决定，实质是家庭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在凯德维尔的“财富流理论”中，财富包括了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所谓代际财富流是指在家庭内部，财富在父辈与子辈间的流动关系。在传统社会里，是子辈的财富流向父辈，财富流动呈单向向上趋势。在这种财富流中，子女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生育子女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种财富的流动方向助长了社会的高出生率。这种财富单向向上的流动的内在原因是家庭的生产方式，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儿童从幼年起就成为财富的创造者，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子女还能为长辈晚年的生活提供保障。他认为，重视保障家庭生产和重家庭、轻个人的文化信念是这种单向向上的财富流动和高生育率得以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决策权掌握在男性家长手中，男性家长依自己的意愿决定家庭生育行为，并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控制。

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是由于财富流动方向的逆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单位从家庭转向工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农业社会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子女失去了过去较高的经济价值，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开始变成家庭的沉重压力。子辈开始以独立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父辈们由此失去了对家庭成员生产和消费的控制，同时也丧失了对其生产和人口再生产行为的控制。外在因素的改变导致代际财富流向的变化，财富流向单向向下，父辈为子辈的投入费用比从子辈身上得到的回报要大得多，如多生育孩子则只能负担加大。凯德威尔进一步强调，代际财富流发生逆转的必要条件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且主要是家庭道德的变化——小家庭摆脱了大家族或传统社区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单位，小家庭内部出现了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平等化的情爱。即家庭道德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是财富流向逆转的两个必要条件，甚至前者更重要。正是这两种转变增加了父母对子女在物质和感情上的投入。现代夫妻经济认识到过多生育子女不仅是一种经济负担，同时也是一种感情负担。

2.1.2.2　死亡率降低的影响

斯彭格勒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只能在特定时期产生作用。如果中老年的死亡人口数锐减，则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初期阶段，一般是婴幼儿以及少年儿童人口的死亡率首先降低，人口反而出现“年轻化”现象。^[7]这意味着，假设把人口年龄结构分成三个组：婴幼少年组、中青年组和老年组，婴幼少年组死亡率的下降不但不会促使人口老龄化，相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中青年组死亡率的下降则不会从根本上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可谈到老年组的死亡率，与人口老龄化则紧密相关，它的下降，会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实际上，除了欠发达国家外，由于婴幼少年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后趋于长期稳定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们现在统计的死亡率中，老年人已经占相当的比重。正如乔治·N.斯托尔尼茨（George.N.Stolnitz）所言：未来的趋势在一点上将肯定完全不同于过去，那就是：即使像3—5年不大的预期寿命延长，也是主要由于高龄人（大致超过50—60岁）生存率的上升。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由于较年轻人死亡率下降而使寿命延长，这仍属可能的，但已经相对地或为极小的了。而老年人数可能相应增加却仍未到了尽头。事实上，后者的增加对年龄构成正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较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由于“老年”人口的猛增，这一影响变得引人瞩目。如果这一影响持久不变，这将标志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死亡率的下降加强而不是抵消了作为人口统计中年龄老化主要原因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8]因此，虽然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无法与生育率下降对其的影响相比，但是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考察，就目前来讲，死亡率的下降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中的分量日趋上升。对于发达国家，老年人死亡率下降的相关较大的是环境、老年保健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发展；卫生政策的调整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而与收入增长、教育质量提高等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关联不大；但在欠发达国家，后一方面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与生育率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大而死亡率对其影响小相对应，学者们对生育率影响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分析已经相当丰富，而对死亡率影响人口老龄化的分析则较为缺乏。但是，K.戴维斯提出的“多方面反应理论”揭示了死亡率与生育率的关系。他首先假设“人们的行为决策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而不是国家的目的”。在此前提下，死亡率的降低，家庭成员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家庭成本开支的增加。为此，人们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从人口调整的角度，一是通过迁出人口而转移家庭负担；二是控制生育避免家庭负担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不过即使在相同结构背景下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生育行为也是不同的。^[9]

此外，在工业化之前，较高的婴幼儿死亡率需要较高的生育率以保障一个家庭至少能够有孩子健康成人；而实现工业化后，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降低，为保障一个家庭至少能够有孩子健康成人而提高生育率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死亡率对生育率的影响也随之降低。

2.1.2.3　迁移因素分析

人口迁移在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中虽没有占据决定位置，但是从一定区域看，年轻人口的大规模迁出，或者老年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也会导致或者加深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如农村向城市迁移会加剧农村老龄化程度。人口迁移理论研究涉及诸多学科领域，主要研究迁移的基本规律、迁移的模式和趋势、迁移者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迁移的经济因素。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迁移理论就是推力—拉力理论，也是本文重要的理论支撑之一。

1938年，R.赫伯尔首次提出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作用理论，即促使一个人离开迁出地的“推力”和吸引他到迁入地的“拉力”。对于每一种迁移行为或一个迁移者来说，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推力和拉力，是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决定着迁移过程的发生。因此，任何一个迁移过程都不能完全归因于某一种因素的作用。例如，在一个迁移过程发生之前，迁移者的需求如果在他当时所在地得不到满足，他便会考虑迁移到其他地方，而即便迁移者的需求在他当时所在地能够得到基本的满足，但如果他获得了关于另外某一个地方存在着更大机会的信息，即迁入地的引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也会发生迁移行为。推力——拉力理论模式通过对迁出地和迁入地两级作用的分析，高度概括和解释了人口迁移的复杂过程，所以至今仍被广泛接受。

推拉理论问世之后，世界学者们对此的关注和研究，使这一理论越来越充实。D.J.博格在1969年对推、拉两大影响迁移的因素做出了概括。一方面，促成人口迁移的推力作用集中表现为：该地区资源不断减少甚至面临枯竭，生活所需的产品及服务短缺；政治、宗教或种族歧视；合适的就业岗位、婚姻和自身发展机会的不多；各种自然的或其他的灾害等。另一方面造成人口迁移的拉力作用集中在：新的资源、能源的发现；新产品、好服务的吸引；相对原住地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婚姻机会、个人发展机会；流动性产业如建筑、矿业等的扩散；更适合自己的自然、经济和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