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它强调的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均衡价格。这个理论是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1776年)中提出的命题。最初的意思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后来,“看不见的手”便成为表示资本主义完全竞争模式的形象用语。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人人为自己,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自由,自由竞争,无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由市场上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决定市场价格。

案例一：篮球四强赛。

2000年3月12日是周日,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宣布了进入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64支队伍名单……3月的疯狂开始了,这64支队伍将在未来的几周里争夺进入四强赛的入场券。半决赛是在4月1日进行的,决赛在4月3日,周一。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这场比赛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RCA球场举行的,这个球场可以容纳43150人。

大学生体育协会控制这些球票的分配。可以欣赏到全部两场比赛的套票的票面价值从80美元(上部的座位)到120美元(最好的座位)不等。对这些球票的潜在需求很大,NCAA决定以低于均衡价格的价格出售。我们是怎么判断这些球票是以低于均衡价格的价格出售的呢?根据2000年3月中旬对人们支付球票价格的一次网上调查显示,上部座位的平均票价为每套1750美元,较低的座位的平均票价为每套5000美元。如果你想坐在最前面的20排,每套票的价格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0000美元。

我们可以说原来每套票的平均票面价值是100美元,而使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均衡价格是3000美元。图5-1用图形描述了这个故事。供给量为固定的43150套票,初始价格下的需求量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如果基于支付能力和愿意支付的价格的市场机制,没有参与最初球票的配给或者说分配,这些票是如何分配的呢?很多方法得到了应用。首先,进入半决赛的四支队伍每队可以得到3500套票。想必这些票给了学校官员、球员和他们的家庭、学校的主要赞助者和持有长期季票的人,每所学校一定都有一份优先权人员的名单；其次,有10000套票以抽签的方式在1999年7月卖给了公众。每个人都可以以票面价格订购一套票,胜利者是随机抽取的,没有被抽中的人可以得到全额退款。

2000年NCAA男子篮球联赛半决赛和决赛的套票原始平均价格为100美元。印第安纳波利斯的RCA球场可以容纳43150人。因此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供给量固定为43150张。当价格为100美元时,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量。曲线表明均衡价格为3000美元。

图5-1

剩下的19150套票流入各种社会团体手中。赞助公司和新闻媒体得到了很多,因为这些团体以某种方式为他们得到的球票“付了钱”。比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联赛的转播权支付了几百万美元,这些钱按照惯例分给了各支队伍。赞助公司也为得到广告播放权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CAA支付了几百万美元。作为回报,每个团体都得到了固定数量的球票。

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只要愿意出非常高价格的那些人(图中处于需求曲线左上方的人),可以和通过某种渠道以票面价格得到球票的那些人取得联系,交易就会出现了。互联网为潜在购买者和潜在销售者,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联络途径。一个简单的检索就可以发现许多有组织的销售者。

假定有人在1999年7月份NCAA组织的抽签中取得胜利,并已经以100美元的价格买到了一套票。其去观看比赛的实际代价是“这套票可以卖多少钱?”如果他可以以3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套票,那么若去观看比赛就必须要放弃这3000美元的市场价格。这里存在一个机会成本。必须认识到比赛的价值至少有3000美元,因为观看比赛就意味着他放弃了3000美元。

现在,我们可以给那些非价格配给制度下什么结论呢?

无论私人组织和政府的初始意愿多么好,阻止价格系统起作用或不让“愿意支付的价格”发言都是很困难的。每当使用一种非价格配给体系的时候,价格体系都在背后偷偷地起作用。由于受优待的顾客和黑市的存在,最后的分配结果可能比单纯价格配给得到的结果更不公平。

案例二：价格到底谁说了算?

2003年7月15日,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虽然此次听证会受非典影响延期两个多月,但社会对它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www.daowen.com)

值得回味的是,中国的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入手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这么多年,我们还停留在要由政府出面,为民航这样的垄断行业举行价格听证会的阶段,而不能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呢?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政府为了把垄断行业推向竞争的市场,是做了不少工作的。1999年年底,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民航也早就各路诸侯分治。于是乎,真的竞争来了,为打折打得头破血流。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一片叫好；经济学家也喜出望外：总算与市场接轨了,该来个优胜劣汰了。可这时,“婆婆”忍不住出面了——都是国有资产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干吗非拼个你死我活呢!在政府的倡导下,民航各路诸侯今日歃血,明日盟誓,又是“生死合约”,又是价格联盟,但结果总是拧不过市场法则的“大腿”,该打折还是打折,该降价还是降价,只不过“明火执仗”变成了“暗度陈仓”。结果,竞争总是深入不下去,该死的死不掉,该长的长不大,市场真的“失灵”了。价格成了苦孩子,打折变成了瞎折腾。政府总“舍不得”放手让市场来裁决价格,苦孩子也永远不能长大成人。

经济学家常说,市场具有比任何权力更绝对的权威。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过去十几年来,经营不善的国企转为民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将邮政民营化了；英国在撒切尔当政期间,就将原来由政府经营的航天、汽车、电子通讯甚至铁路移转为民营,成效显著。我们的民航、铁路、电力等为什么就不能姓“民”?为什么不能像食品、家电、服装等行业,取消政府管制,取消那么多的“局”、“部”呢?

案例三：均衡价格。

4500年前,白水人仓颉任轩辕黄帝史官,创造了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令白水名声在外的还有苹果,白水是享有盛名的“中国苹果之乡”。

根据林业专家介绍,北纬38度最适合苹果生长。白水正好就在这个纬度上,因此在白水全县的72万亩土地中,有41万亩种了苹果。

2001年9月,烟台安德利浓缩苹果汁有限公司在白水投资8000万元,兴建了一家每小时加工50吨鲜果的现代化浓缩果汁厂,2002年9月12日正式投产,每天收购加工1000吨鲜果,每斤收购价0.15元,现金支付。

9月12日清晨,我们从县城乘车前往4公里之外的厂区,一路上不仅看到道路两旁挂满果实的苹果园,更注意到自2公里外一直排到厂区门口的苹果车队,景象之壮观,不禁让人心潮澎湃。于是,我问坐在旁边的副厂长：“他们要排多长时间的队才能卖出苹果?”“1天,2天,也有3天的。”“有多少车在这里排队?”“300～400辆吧。”这么多车和人都要排3天的队,这要多少成本啊?我心里作了一个大致的测算：一辆车每天的台班费少说100元,加上吃喝,大致120元。以300辆计算,一天的排队成本就是36000元,这对果农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果农能受得了吗?”我提出这问题时,猜想副厂长肯定说：“那也比卖不出去强多了。”可副厂长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这个成本其实是由厂里来付的。”“什么,你们会给排队的果农付钱?”“不。”“你不付钱,当然就是果农自己承担了,怎么说是厂里来付这笔钱呢?”副厂长看出我的心思,向我说明这其中的奥秘。

果汁加工讲究生产的连续性,尤其是原料不能断档。又由于苹果不像煤或矿石等原料,不能提前大量囤积。因此,要形成一定规模的排队,来保证正常的生产。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生产条件呢?

答案是价格。厂家通过相对偏高的收购价格,吸引周边的果源向自己集中,从而形成源源不断的供给链,保证生产的连续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排队的成本其实已经包含在收购价里面了。也就是说,没有相对偏高的价格激励,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忍受排队之苦把苹果送到厂里来。又由于装车后的苹果3天后质量会受到影响,所以厂家要时刻关注排队的情况,并及时地调节收购价,以此来调整队伍的长度。队伍太长就降价,太短就提价,从而保证生产所需的均衡量,并实现成本最小化。

那么,分散在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千家万户果农,又是如何接收到这个价格信息呢?副厂长告诉我,在厂家和果农之间,还有一个环节即“果贩”。他们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枢纽,而且还是苹果运输的主要组织者。在白水的果农与厂家之间存在一支人数不少的果贩队伍,而且形成了若干体系。每个体系都有一个中心,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传递信息,指挥着各个分点上的果贩,下达在什么时间、以什么价格、收购多少苹果的指令,然后组织运输力量源源不断地向厂家供货。具体的情况是,果贩掌握了厂家“收购价”,根据距离的远近,写出对果农的果园现场收购价,价差一般在4分钱/斤左右。果贩利润等于差价减去运输成本、平均排队成本、损耗等正常开支。据介绍,这一部分开支大约是2分钱/斤。这是一种不需要刻意安排的自发秩序。其实,有市场就会自发地出现分工,给交易各方都能带来好处。更重要的是,这些好处最终受惠的也包括消费者。

按照当地不成文的行规,三方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均衡价格,即果贩的收入在扣除各种费用(主要是运输成本)之后,最后利润必须守住2分钱/斤,这是果贩的利润底线。如果低于2分钱/斤,果贩就停止收购。当然,果贩的利润也不可能太大。如果太大,果农就会自己租拖拉机送货,或其他竞争者进入,使价格回落,厂家也会相应调低收购价。在果农、果贩和厂家三方的交易中,2分钱/斤成为一个重要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既影响着果农与果贩之间的均衡价格,也影响着果贩与厂家之间的均衡价格。^[1]

故事中的经济学启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的协调供求双方的行为。政府不是制定价格的力量,政府影响价格也只能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来实现。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定价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