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时,详细分析了作为一般过程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并指出了劳动资料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的重要意义。“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个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马克思还把生产工具比喻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把生产的辅助物件比喻为生产的“脉管系统”。生产工具是划分经济时期的标志,也是社会关系借以实现的指示器。这里借用马克思的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说明生产工具选择的重要性。

案例一：生产工具的选择取决于所有者的意志,体现了奴役者与被奴役者的关系。

以奴隶制社会为例,在奴隶制社会中,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们和它们不一样,他们是人。他虐待牲畜,任性地毁坏劳动工具,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奴隶主提供给奴隶的工具是什么样的呢?奴隶主给奴隶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正因如此,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旧的中国式的犁。这种犁如香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2]而且在美国奴隶主种植庄园里,黑奴们使用的工具一般都是很短的“杆”,工具的杆很短迫使劳动者必须弯腰劳作,这就便于奴隶主监督奴隶的劳动。有谁直起腰来马上就会被监督者发现。

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案例二：生产工具是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手段。(www.daowen.com)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十七世纪,反对所谓Bandmühle(也叫做Schnurmühle或Mü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163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1629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了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1629年,在莱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1623、1639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1661年12月15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1676年这种机器在科伦被禁止,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国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备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贫民的暴行。十八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十九世纪最初十五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为西德默思、卡斯尔里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3]

故事中的经济学启示。案例1并不是要说明根据不同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不同,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如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铁器时代、青铜时代、电气时代等等。而是反映了生产工具的选择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工具,它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由于奴隶制下,奴隶也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人身自由也不会有被解雇的担忧,所以才产生了以经常性破坏生产工具作为抵抗压迫的形式。案例2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借反对机器来反抗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纯粹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劳动者故意破坏生产工具,立刻就会被解除契约关系。因此,生产工具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