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效,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效是相同的,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内容,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是另一种市场失灵。如果某种产品在市场中占统治地位并产生了网络外部性,那么消费者会自由选择该产品,即使该产品的质量不是最好的,因为放弃选择该产品将会带来更多的不便,诸如兼容问题、产品相关服务问题等等。而对竞争的厂商而言,他们则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外部性的特点,努力扩大使用其产品的用户规模(而非只着眼于产品的质量),一旦行业内某家厂商的产品出现了网络外部性,就可能导致竞争机制的扭曲,其他厂商的产品质量再好、价格再合理也可能无人问津。这样,网络外部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导致次有技术占领市场。这就对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效率理论提出了挑战。[15]
案例一:阿瑟的关于QWERTY键盘设计的思考及Beta与VHS竞争案例。[16]
我们为什么采用QWERTY键盘设计?在西方世界,QWERTY键盘设计几乎用于所有的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QWERTY是这项设计名称头一行六个字母的拼写。)这是最有效地安排打字机键盘的设计吗?事实本非如此。其实QWERTY是一个名叫克里斯多夫·斯考勤思的工程师在1873年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放慢打字人的打字速度。因为那时如果打字人的打字速度太快的话,打字机就很容易卡壳。那时仁民顿缝纫机公司大批量生产了一种用这种设计制作键盘的打字机。这意味着,许多打字的人都开始学习用这种键盘打字,使得其它打字机公司也开始产销QWERTY键盘设计的打字机。又意味着有更多打字的人学习用这种键盘的打字机打字,这便是报酬递增率。现在,QWERTY键盘设计变成了被成千上万人使用的标准键盘,这种设计的键盘基本上已经永久占领了市场。
再看七十年代中期Beta和VHS之间的竞争。到1979年,VHS录像带版式垄断市场的势头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专家们认为它在技术上还略逊Beta一筹。但幸运的是VHS产品一开始就比Beta产品稍多占有了一些市场。但这多一份的市场份额给VHS产品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卖录像带的商店不喜欢同一个内容的录像带有两种版式,消费者也不喜欢家里有那么多被废的原有录像带,这使VHS产品占有了更大、更稳固的市场,使得起初小小的差异被迅速扩大了开来。
案例二:时钟的表针移动的方向。
1982年2月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举办的一次讲座上,阿瑟在作完关于报酬递增率的演讲,回答听众问题时,一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站起来愤怒地问:“请你举例说明,有哪项占领了市场的技术并不比它的竞争对手先进!”
阿瑟扫了一眼挂在课堂墙壁上的钟,因为这个讲座所剩时间不多了,与此同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噢,时钟。”时钟吗?对。他解释说,我们今天所见的所有时钟都装有沿“顺时针”方向移动的时针和分针,但按他的理论来分析,也许曾经流行过和现在盛行的时钟不相上下的古老时钟技术,这些技术被深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不过凑巧没能沿用至今而已。“据我所知,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也许有时针和分针沿逆时针方向移动的时钟。这样的时钟在当时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时针和分针沿顺时针方向移动的时钟一样普遍。”
那个提问者并没有被他说服。另一个颇有声望的美国经济学家接着站起来厉声说:“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认为顺时针方向移动的时钟就锁定了市场。我戴的就是电子数控手表。”
对阿瑟来说,他的话已经离题了。但那一天他的演讲时间已经到了。而且他举的关于时钟的例子也只是个猜测。但三周以后,他收到他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同事詹姆士·沃佩尔(James Vaupel)从他正在度假的佛罗伦萨发来的一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上有一张佛罗伦萨教堂时钟的图片,这个时钟是佩奥罗·厄塞罗(Paolo Uccello)在1443年设计的。它的时针和分针正是沿逆时针方向移动的(也显示24小时)。沃佩尔在图片的反面只写道:“恭喜你!”
阿瑟非常喜欢这个厄塞罗时钟,他把这个时钟的图片制成透明幻灯片,这样他就可以放入幻灯机里,好在以后说明某些历史事件怎样导致某些产品碰巧占领了市场时举此为例。这张厄塞罗时钟的幻灯片总是能在讲座上引起反响。有一次他在斯坦福的一次讲演中用幻灯机显示这张图片时,一个研究生跳了起来,拿出这张幻灯片,把它反过来再放入幻灯机里,使时钟的走向正好反了过来,然后胜利地说:“你瞧,这是一个骗局。这时钟其实是顺时针走的!”多亏阿瑟这时已经做了一点关于时钟的研究,他还有一张用拉丁数字显示的沿逆时针方向移动的时钟的幻灯片。于是他把这张幻灯片放出来说:“除非你假设这钟上的数字是利奥那多·达芬奇倒着写出来的,否则你只能承认这时钟和厄塞罗钟都是逆时针走的。”(www.daowen.com)
其实那时阿瑟已经能够给听众举出大量关于历史事件,怎样使一些产品凑巧占领了市场的例子了,但内燃机却是一个怪例。阿瑟发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汽车工业还只是个想象时,汽油被认为是最没前景的动力燃料。而当时汽油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蒸汽发动技术,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蒸汽发动机既安全,又为人们所熟悉。而汽油不但很贵,而且发动时声音很大,具有易爆的危险性,很难提炼出有效等级,还要求使用一种复杂的新型引擎和机件。另外,汽油引擎先天就不能使汽油充分燃烧。如果当时事情的发展全然不同的话,如果蒸汽发动机在这九十年时间里能够像汽油发动机那样高速发展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中的空气污染也许会大大减少,我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也会大大减小。
但当时确实是汽油发动机技术获得了发展的机会。阿瑟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造成的。比如在1895年,芝加哥时代先驱报组织发起了一场非马力车赛,结果以汽油为动力的德耶车(Duryea)一举获胜。德耶车是当时仅有的采用六个启动装置的两辆小汽车中的一辆。也许是这个动因促使兰塞姆·奥茨(RansomOlds)终于在1896年将汽油发动机专利技术用于大批量生产曲锐型奥茨车(Curved-DashOlds)。这项技术使汽油发动机克服了启动缓慢的毛病。到了1914年,北美突然爆发了一场蹄嘴病,马饮水用的水槽纷纷被拆除了,而马槽是蒸汽发动机车加水的唯一地方。尽管那时斯坦利蒸汽机的制造者斯坦利兄弟(Stanley Brothers)已经研制出凝聚器和汽锅,可以使蒸汽机车无须开三十或四十英里就得加一次水,但已经为时太晚了。蒸汽机车再也没机会翻过身来,汽油机车很快锁定了市场。
案例四:核能是另外一例。
1956年,当美国开始民用核能研究时,专家们提出了许多设计方案:如用瓦斯、用普通的“轻”水、用奇异的被称为“重水”的液体、甚至用液体钠来冷却反应堆,每种设计方案在技术上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三十年以后回过头再来看这些设计方案,许多工程师都相信,高温气体冷却的设计会比其他方案更安全、更高效,而且会在公众和反对派对核能的使用开始担忧和反对之前就稳住人心。但当时事情演变的结果却是,技术的争执与最后的选择几乎毫不相干。当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突然急于要建成反应堆,并使之立即投入运转——任何反应堆都行。当时唯一最接近能够使用的反应堆就是高密、高功效型的轻水反应堆,这种反应堆是海军为制造核潜艇而研制的一种动力设备。海军的设计因此而被扩大为商用性生产,并被投入使用。这就使轻水设计在技术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六十年代,这种设计在美国基本上取代了其它的设计方案。
阿瑟在回忆1984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讲座上举轻水反应堆这个例子时说:“当时我说,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表明,在经济中确实有由于历史事件而使某些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商品凑巧占领了市场的现象,比如像轻水反应堆的广泛应用这件事。这时,一位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站起来喊道:‘但是在完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用了许多术语,基本的意思是,如果把许多额外的假设也都囊括进来,完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能恢复亚当·斯密的世界。”
嗯,也许他是对的。可六个月以后,当阿瑟在莫斯科做同样的演讲时,听众中一位凑巧在场的最高苏维埃成员站起来说:“你所描述的这些情况也许会发生在西方经济中,但在我们完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总是能得到最佳结果。”
故事中的经济学启示。在网络经济学中,由于它特有的边际报酬递增规律、网络外部性以及正反馈等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在是否使用新技术时,往往会出现过大冲力或者过大惰性。从而导致次有技术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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