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CPTPP、韩美FTA等协定提出的争端解决机制将适用范围（见表4.8）由WTO框架下的货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扩大到政府采购、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领域，使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些敏感领域的争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也进一步增加相关领域规则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日本—欧盟EPA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涵盖了电子商务、资本移动/支付/转移和临时保障措施、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特许企业权利/优先和指定垄断、知识产权、透明度等章节。中国—韩国FTA允许知识产权与透明度，印度—日本CEPA允许知识产权与政府采购，海合会—新加坡FTA允许政府采购与电子商务适用FTA的争端解决机制。

表4.8　亚洲部分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与不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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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各协定文本整理。

同时，考虑到一些领域的特殊情况，亚洲各经济体签署的FTA争端解决机制也出现分散化、个性化的趋势。对于投资章节，在缔约方之间的投资争端适用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亚洲的FTA大多同时制定了单独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为缔约方投资者与另一缔约方的政府投资争端提供解决机制。对于金融、电信章节，许多协定通过对FTA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修正补充的方式，使其更加符合这些专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对于劳工、环境等敏感领域，即便适用FTA的争端解决机制，也要求必须尽最大努力通过磋商解决问题，并制定单独的磋商程序。

此外，各个协定也明确提出了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的领域，如TPP/CPTPP的竞争政策、合作和能力建设、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发展、中小企业以及监管一致性等章节完全不适用；韩美FTA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以及SPS章节完全不适用；日本—欧盟EPA的竞争政策、公司治理、贸易和可持续发展（含劳工、环境）、良好实践和规制合作、农业合作、中小企业章节完全不适用EPA争端解决机制。在海合会—新加坡FTA中，除合作章节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外，阿联酋与新加坡还以双边换文的方式，将能源资源部门排除在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所有FTA内容之外。对于这些不适用FTA争端解决机制的领域，除反倾销和反补贴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外，大部分是因为目前没有成熟的国际法规则，或是涉及较多的国内政策调整，因此成员之间立场存在分歧、不愿意采用仲裁等准司法模式上进行解决，而倾向于通过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如竞争政策、SPS、监管一致性、规制合作等；但也有一些领域的文本内容缺乏实质性约束条款，仅限于合作方面，应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也不高，如TPP/CPTPP的合作和能力建设、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发展、中小企业等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