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并利用“发展中国家联盟”

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成员已达到总成员数的75%，他们正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传统的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多边谈判。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以一成员一票为原则，并且在一个共识机制中（正式地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成员方）操作，但现实是谈判和作出决定的程序非常复杂且容易受到经济强权的影响。应此，在大多数情形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结成联盟以获得足够的力量，如若不这样做，一些发展中国家很难甚至不能发出他们的声音。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所占数量和活动越来越多，但是它们发现自己仍旧处在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上，并且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他们的发展议程历经困境。^[16]

以上文提到的超TRIPS条款为例，2003年关于公众健康的决议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旨在抗衡美国和制药业阻碍通用的艾滋病药物的生产和销售的行动。尽管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上有持续的分歧，但他们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共同利益，即争取获得在贫穷国家普遍存在的大流行病药品的权利。可以说，2003年关于公众健康的决议是发展中国家联盟谈判的一个成功典范。它给发展中国家“依赖公共紧急事件时获得廉价药品”以确定的合法性。在印度和巴西获得协议后，一些美国制药公司也给予了非洲国家相似的条款。^[17]它开启了几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直接与制药公司谈判的道路。^[18]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应当研究并利用好“发展中国家联盟”来保护自身利益。

（二）逐步提升协议的法律性

中国对外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没有把法律从本国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而是为了与国际接轨，通过签订不同程度的——双边、诸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来获取能源和资源。^[19]

中国区域贸易协定的各项文本相比美式自由贸易协定更为灵活。这些协定的制定为合作提供了一系列的框架和目标，包括贸易自由化。中国目前参加的跨区域贸易协定仍以框架协议和优惠贸易安排为主，有的甚至仍停留在“论坛”层面，形式灵活多样。相关数据表明，区域贸易协定双方贸易额的增长与签订协议数目的多少并无直接关系。双方贸易额的增长主要基于两者在贸易上的互补和共赢，而协议的签订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交和政治行为。基于此，我们应考虑到不能将协议和双边贸易行为完全隔离开来，应在现有区域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切实加深两国的区域贸易，引导相关区域贸易沿着法治化的轨道进行。(www.daowen.com)

（三）从战略高度选择协议伙伴

从国际资源战略角度来考虑，中国有必要重点选择与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大国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区，以便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能源保障。

（四）发展中国特色的跨区域贸易协定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如同美国在美洲一样，属于轴心国。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当是立足东亚，辐射全球。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泛东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区域贸易协定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目的，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目的，但没有任何一个目的处于突出地位。

新区域主义的核心要素有强烈的政治意涵。美国想借此继续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战略，力图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力图推行的是与成员方“互不干涉内政”，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这种姿态使世界其他国家在选择跨区域合作伙伴时会更多地考虑到中国。外方媒体在这方面都对中国有极高的评价。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沙特的经济合作发展作出评论：“对沙特来说，中国之所以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经济合作伙伴，就在于它不干涉别国内政。”法国媒体在谈到中国发展带给非洲的巨大好处时说，这些好处是“非洲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产品进口也多样化，中国产品与当地产品并不构成竞争，低价中国产品促进了非洲居民的购买力。最后，中国还给非洲带来投资，而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却害怕到非洲投资”。^[20]在这种新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当抓住契机，发展中国特色的跨区域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