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在过去10年中表现出从多边区域集团（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美洲自由贸易区）向双边协议、从区域内区域贸易向跨区域贸易的模式转化。自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始，美国便制定和完善以追求经济整合为目标的美国模式的自由贸易协定。^[9]其过程经历了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架构到“超世界贸易组织模式”的受挫，再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无果而终到新区域主义时代下美式自由贸易协定的构建。

（一）通过超TRIPS条款渗透美国法律

以2005年1月生效的《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其提供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远远超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产权协议》（简称TRIPS）的要求，这些规定对澳大利亚通过药物福利计划而进入市场的药物有重大的影响。2006年1月生效的《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定》规定要是一种药的新用途被确定，这种药必须去申请专利，这个规定就使得专利的持有人获得了TRIPS以外的专利保护。同样，在《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也有关于增加对知识产权保护关注的条款。^[10]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提出的这种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被称做“超TRIPS条款”（“TRIPS-PLUS”条款）。

美国模式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不对称的议价，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必须听从这种模式安排。近年来，一些国家采取的一些抵抗美国的方法已经被隔离，美国拒绝不是以该模式为基础的谈判协议。^[11]美式自由贸易协定的经验认为贸易一体化是一系列条约承诺的产物，它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有一系列的承诺去遵守已建立在条例中的法律义务。它支持更多的制度化的结构和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协议。而且其提供的有关保护往往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议，从某种程度上渗透了美国的法律。比如在知识产权领域，由于美国不满足TRIPS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规定，只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在知识产权领域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严苛的保护标准，其目的是保持专利持有人的垄断地位。

（二）政治意图突出

美国在新区域主义时代下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多数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而非经济动因。以2001年生效的《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议》为例，美国和约旦的双边经济合作事实上并不是特别明显，但美国愿意与约旦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是由于在中东各种各样的冲突中，约旦一直支持美国。《美国-约旦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是美国对约旦忠诚的奖励，也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在自由贸易协议下施加某些条款的机会，而且美国对其以后的贸易伙伴也可能会实行下去。^[12]2006年1月生效的《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定》说明，为了推动贸易协定的发展，广泛的外交政策比狭隘的商业利益更值得去做。一些评论家又进一步承认，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来奖励在反恐战争中支持他们的盟国。^[13]

（三）应对能源危机(www.daowen.com)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引发国际学术界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

能源安全是指“由于现存的能源供应协议突然中断、瓦解、受人操纵而引起的价格剧烈波动所产生的安全威胁和政治不稳定”。石油价格在波动中不断上涨，因此，石油的稳定供应是国家经济安全与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11年的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美国石油49%自产，51%从他国进口。其进口数量居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加拿大、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美国从它们进口的石油分别为进口石油总量的23.8%、10.6%和10.5%。^[14]前两位中因为美国与其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合作更稳定和紧密。但与沙特阿拉伯目前尚未签订具体的自由贸易协议，它们之间的合作则更多的是一种企业层面的合作，这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为应对能源危机，非洲、中亚、中东、拉美等产油国地区成为美国选择合作对象的首要目标。

（四）地域不断扩张且伴随跨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

新区域主义的特点是扩大化的地域范围。尽管区域贸易协定大多数都是与欧洲相关，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它最大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15]基于此，美国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高调提出了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美国此举的政治意图就是“重返亚洲”，力图在亚太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美式跨区域贸易协定的迅猛发展已经表明美国不仅将发展跨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改善其经济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推行其政治目的的未来发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