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的支持者考察为什么国家愿意加入区域安排。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认为有如下七个因素:边缘综合症;通过经济手段来确保安全;“新安全需要”;增加谈判砝码;区域主义可以锁定国内改革;适应国内的民选;实用缓解。
(一)区域主义和边缘综合症
区域主义认为“边缘综合症”是各国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个政治原因。据此,各国由于担心在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而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边缘综合症”鼓励政策制定者积极谈判,最终签订有关区域贸易协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上软弱、地理上独立和经济上依赖的国家最可能屈从于“边缘综合症”。这些国家在现有的国际舞台上已经处于弱势,如果继续游离于体系之外,将对自己更为不利。
(二)通过经济手段来确保安全
各国为了提高世界层面的经济合作而纷纷加入区域贸易协定,这反过来又提升了其在区域中的信心和地位。这种信心和地位的确立对确保该国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
在一个可能有很多冲突,成员间也缺少合作历史区域中,经济上的合作将是各成员在该领域树立安全信心的第一步。欧盟就是通过经济手段而达到区域安全的一个成功典范。欧洲煤钢共同体最初的六个成员方成立共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彼此的安全,德国因此保证未来不会威胁共同体成员方的安全。其逻辑也就是如果共同体中的成员A攻击成员B,就相当于成员在攻击自己的战争决策能力。紧接着成立的欧洲经济和原子能共同体也是同样逻辑。正是这种通过经济手段来确保安全的政治动因才使得如今欧盟扩大为28个成员国,并且成员国彼此之间不可能发生军事侵略,从而确保了区域安全。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成立在政治上也有类似的动因。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各国经济上的合作,避免冷战期间的武装冲突。[38]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威胁促使成员方加紧区域合作。从内部来讲,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1963~1966年间发生武装冲突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不承认新独立的马来西亚。[39]为了避免类似的内部安全威胁,东盟在其内部事务中建立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外部来讲,东盟成员也遭受着其他方面的侵扰,如中国的威胁、越南战争中美国的主导和后来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这些都对东盟的成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40]
再如,南部非洲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于1980年成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种族隔离时代成员方对南非的经济依赖。[41]由于南非被视做这一区域的不稳定力量,因此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成员以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为手段来减少它们对南非的依赖,这也是通过经济手段来增加安全的又一典型案例。
(三)区域主义和“新安全需要”
“新安全需要”是指国家加入区域贸易自由协议的目的不是为应对传统的军事威胁,而是为了应对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环境损害、非法移民、集团犯罪、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
近年来,发达成员与欠发达成员在谈判时会更多地考虑政治动因。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些“新安全需要”。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纳入了环境条款,这将直接提高墨西哥进入的门槛。
美洲自由贸易区也是区域贸易协定中“新安全需要”的一个例证。美洲自由贸易区起源于1994年美国迈阿密峰会,会上签署了一个包括23个政策领域的宣言,具体涵盖加强民主、促进人权和文化价值、打击腐败、打击毒品及相关犯罪、消除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加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可持续能源的使用、为生物多样性和污染防治发展伙伴关系等。
南部非洲共同体也有类似的情况。其经济合作之初是为了提高区域交通网络的便利,减少贸易障碍。如今,其14个成员方又提出了一个关于难民和环境保护的议案。[42]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欧盟成员在其东扩中迫使新的成员方不得不考虑“新安全需要”。
(四)区域主义和增加谈判砝码
国家也可能将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国际谈判中增加谈判实力的一个交易砝码。原因在于其成员可以集中力量,共同表达自己的同一观点,增加与公司、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谈判的砝码。
当成员方与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者谈判时,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增加成员方的谈判砝码。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发展中国家倡导成立的许多区域经济安排都是为了增加他们与跨国公司谈判的砝码。[43]根据雷诺德(Ravenhill)教授的观点,一种方法,就像《安第斯条约》规定的区域内的工业许可,其目的不是避免跨国公司通过区域内成员的优惠而获得好处,而是想将它们联合起来在与更大的区域市场交易时,从潜在的投资者中获取更大的优惠。[44](www.daowen.com)
区域经济协定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于成员方可以得到捐赠国和国际组织的更多援助。以欧盟为例,它就以帮助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组织(African,Caribbean and Pacific,ACP)来不断完成其区域经济整合。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增加它们接受欧盟援助的机会。
发展中国家还可以通过将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外交资源整合起来,增加它们在国际组织中的谈判砝码。遵循这一政策的最好例子就是加勒比共同体(the Caribbean 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CARICOM)。[45]共同体的主要任务就是促进共同市场进行经济合作,协调成员国外交政策,在卫生、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合作。不发达的成员方有时能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更持续的发展,只有这样,它们一致的建议才能被国际组织听取。如果加勒比共同体成员追求的目标不同或者它们的对外政策不同,那么它们集合起来的声音只会更弱小。
区域主义并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增加谈判砝码的手段,发达国家也同样用这种手段来增加谈判砝码。雷诺德教授举出了几例: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欧盟施加压力;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罗马条约》的谈判也是由于欧洲国家想要在即将到来的GATT谈判中增加它们对美国的谈判砝码。[46]
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作为增加它们同公司、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砝码。
(五)区域主义可以锁定国内改革
政府可能将加入区域贸易协定作为锁定国内改革的一种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加入的目的就是为了锁定国内的贸易改革。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为了避免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经济上坚持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交上坚持第三世界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德拉马德里总统及其继任者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界定。这是自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来政治和社会领域最广泛的变革努力。[47]在德拉马德里执政(1982~1988年)的6年间,墨西哥开始了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过,德拉马德里总统仍沿袭传统的外交政策。萨利纳斯这位从美国哈佛大学走出来的经济学家担任墨西哥总统后,奉行与美国“特殊接近”、与北美实现一体化的政策。对其经济改革思想,萨利纳斯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在历史上,推行民族主义是对外部挑战的回答。今天,这种挑战在于,墨西哥存在着被排斥于世界一体化进程与贸易、资金的巨大潮流之外的危险。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我们将不会为了保持更多的经济独立而关上大门,不顾外面的一切。”为了给他的新自由经济改革以理论支持,萨利纳斯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当今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很难用过去的字眼来解释”,必须实现“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从过去的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原则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放弃一贯的反帝、反霸和反美的口号,在国际关系中要避免对抗,摒弃墨西哥历来所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世界单极形势下,对抗对本国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48]萨利纳斯因而实施了名为“社会自由主义”、实为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经济政策,墨西哥退出了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而加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49]
萨利纳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政策之一就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1990年,美国和墨西哥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了共识,此后,加拿大也加入谈判。1991年2月5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总统同时宣布,三国政府代表从同年6月起就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开始谈判。经过14个月的谈判,1992年8月12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8月,三国还就环保、劳动就业等问题达成协定,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诞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总目标是经过10~15年的努力,到2008年在成员国间取消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行零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并具体规定了逐步消除关税和投资限制等的步骤和时间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涉及三个国家。其中,美国和加拿大是西方发达国家,墨西哥属第三世界国家。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被认为是一项大胆的举措,旨在以此证明自由贸易具有巨大的力量,能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经济体。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全球化的试金石,那么当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长远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三个天然的贸易伙伴联系在了一起,美国提供资金、市场、管理和技术,加拿大有自然资源,墨西哥则有充裕的劳动力和正在扩大的市场。而对墨西哥而言,与美国和加拿大加强经济合作是其经济改革的延续。自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推动贸易自由化,以此促进其商品出口。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好处主要有四个:促进经济增长;吸引外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墨西哥希望通过参与区域自由贸易推动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使经济更为现代化,提高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
如果一项贸易自由化或国内改革的政策能提高该国的福利,但在缺乏区域贸易协定约束的情况下不能持久时,则区域贸易协定事实上作为外部力量锁定国内自由化或进程,这样参与国就获得非传统收益。加入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等于作出了关于持续改革的外部承诺,这一承诺对于未来的政府也有约束力,这使得参与者的承诺更为可信。这样,与未参加区域贸易协定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参与者就对外国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从而出现了“投资转移”。
(六)区域主义可以适应国内的民选
这种情况下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动机在于他们允许政客满足国内选民的要求,而同时,政客选择区域主义的目的也是增加他们再次当选的概率。
单边贸易自由化在政治上很难操作,因为国内政府对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给予关税保护,却不接受他国的贸易保护政策。[50]而加入区域贸易协定可以缓解单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在区域贸易协定下,协定确保成员方之间互相给予关税减让,确保成员方之间的经济活动和投资更平衡。政客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是因为他们可以主张区域贸易协定将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过来,也可以增加他们再次当选的概率。如果区域贸易协定比多边贸易协定更容易让国内的选民理解,那么对他们的再次当选来说,区域贸易协定显然比多边贸易协定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政客可能更喜欢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推行区域自由化,而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推行多边自由化。
(七)区域主义的实用缓解
现实也可能导致政府喜欢区域贸易协定而不是多边贸易自由化。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处置这些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政府通常更愿意将资源投向更有可能达成结果的地方。
政治动机表明各国更喜欢区域贸易协定,因为与多边自由化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更容易谈判。正如弗伦克尔(Frankel)教授所说,多边谈判中,假如要跟100多个小国家分别进行谈判,其进程会很慢,[51]其后果将是跟大多数国家的谈判都无果而终。国家越多,其利益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谈判的复杂性也会增加很多,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更愿意减少谈判对象的数量,因此它们更喜欢选择区域贸易协定。另外,谈判的国家越多,将越难控制它们的行为,进而在各国不遵守的情况下将更难实施制裁措施……而相比全球层面而言,一定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定将更容易谈判和执行。[52]从这方面而言,区域贸易谈判比多边谈判更有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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